《經濟日報》，2013年8月30日
如何看待工業增長前景，我國工業的中長期增長態勢將呈現怎樣的格局，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話題。
首先應該看到，當前及今后一段時期，我國工業面臨的發展環境和條件發生了顯著變化。一方面，世界經濟由金融危機前的快速發展期進入深度轉型調整期，國際經濟形勢錯綜復雜、充滿變數，這會對外向度較高的中國工業產生一定沖擊；另一方面，隨著發展條件的變化，我國工業已經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工業增長潛力下移的新階段，工業增速的下降又將進一步增強工業轉型升級的緊迫性。
改革開放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工業化的進程快速推進，工業經濟迅速崛起，到2010年，我國制造業規模已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位。雖然我國工業在較長時期內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長，但如果進行分時期考察，在看到不同時期的工業增長率存在一定差異的同時，還會發現自2008年以來，工業增長率的均值已出現下降趨勢，并且這種下降不僅是周期性的，而是具有發展階段轉換帶來的趨勢性減速的特征。
以若干關鍵年份為節點，可以將1978年以來我國工業的增長歷程劃分為4個時期：1978年至1992年的轉軌初期；1993年至2001年的全面轉軌時期；2002年至2007年的深化開放時期；2008年至今的轉型時期。在1978年至2007年長達30年的時期內，我國工業始終保持了兩位數以上的高增長率，而且均比同時期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高出1個百分點以上，表明工業增長是推動整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分析起來，我國工業30年來的高速增長主要得益于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通過充分發揮比較優勢，抓住了實現結構性變革帶來的趕超收益的機會。
但在進入第四個時期即2008年以來的這一時期內，我國工業的增長速度與之前3個時期相比出現了明顯下滑的態勢。2008年至2012年全部工業增加值增長率為9.79%，跌落至兩位數以下。有分析認為：導致我國工業增速下降的主要因素，除了周期性因素和國際金融危機這個外部性沖擊因素的影響外，發展階段變化的作用和原有的發展方式面臨的約束增強才是主要原因。一是廉價要素供給的保障程度下降。二是技術引進難度加大，技術學習效應下降。在趕超階段，由于中國與工業發達國家存在明顯的技術差距，因而支撐工業增長的技術資源可以相對容易地取自工業發達國家，另一方面，此時工業自身通過“干中學”也可獲得較好的技術學習效應。隨著我國工業的規模不斷擴大，其技術水平與國際技術前沿的差距不斷縮小，當前我國工業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難度有所加大，其技術學習效應也明顯減弱。三是全球經濟再平衡的不利影響。實施出口導向發展是過去30年來推動我國工業高速增長的重要戰略和成功實踐之一。粗略估計，我國目前的工業生產能力中大約有20%是滿足出口需求的。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由新興工業國家“供給替代”和美國等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推動的全球經濟再平衡正在強制各國經濟自我調整。在此背景下，我國工業龐大的產能特別是面向出口需求的那部分產能將面臨痛苦的去產能化過程，由此將會對未來較長時期內工業增長潛力的提升產生壓制作用。綜合以上分析可以認為，2008年以來我國工業的增速下降是周期性因素和趨勢性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但趨勢性因素在其中起著重要作用。
隨著不斷擴大要素投入以及通過獲取趕超效應推動的高速增長階段的結束，我國工業迫切需要轉向以穩速增效為目標的新的增長模式。所謂“穩速”，就是要以新階段的潛在增長區間作為把握工業實際增速的基準，而不應再期望通過實施強力的擴張政策將工業增速重新推高到超出潛在增長區間上限的水平，因為這樣的高速度既不可持續，還會導致工業增速大起大落。所謂“增效”，就是要以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作為新階段工業增長的主要動力，努力實現工業增長由過去的要素投入驅動向全要素生產率提升驅動的轉變。而要順利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在處理好速度、結構和效率關系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體制機制建設，加大推動工業增長模式轉型的政策支持力度。一是要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穩定性、提高針對性，為工業增長模式的順利轉換創造良好的宏觀環境；二是要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機制改革，著力構建與新的工業增長模式相適應的體制機制條件；三是要加快實施新型城鎮化戰略，進一步擴大內需，推動工業增長進入穩速增效的良性循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