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制造”要不要變成“中國創造”?這根本就不是一個問題。在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田力普的腦袋里，考慮的是如何讓這過程更快速、更扎實地演變。他喜歡在各種場合舉iPod的例子，但是他并不喜歡這樣的例子：
美國的蘋果公司開發一個30G的iPod市場售價為299美元，因為提供創意、設計，蘋果公司可以拿其中的114美元;市場營銷、硬件配置拿掉另外一大部分。蘋果公司不生產也不組裝，組裝在中國，我們拿到4美元，然后上面印著made in China。
“為了這4美元，我們還要面對太多順差的指責，因為229美元都算在我們的出口賬上。曾任商務部部長的薄熙來說‘順差在中國，利益在美國’就非常精辟。這種狀況要想改變，就必須依靠知識產權戰略，有自己的創意。”但田力普繼而又補充說，“4美元也要掙，因為我們還有很多農民工。”
悲與喜
4月9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并原則通過《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對參與起草的田力普而言，當然是最興奮不過的事情，所以4月14日，在參加同濟大學高層次知識產權人才培訓班開班儀式時，他選擇主談“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其后，他接受了記者的采訪。
田力普喜歡引用溫總理的話，溫總理曾經說，知識產權涉及國家尊嚴和地位。“就是這個事情搞不好，人家瞧不起你。”田力普說。然而就在今年3月5日，在德國漢諾威國際信息及通信技術展(CeBIT)上，中國企業便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羞辱”。
由德國漢諾威檢察院、警察局以及海關三方聯合對侵犯知識產權的產品進行搜查，涉及的51家公司中，39家來自中國。田力普痛心地說，這是有些專利代理公司策劃的，他們事先獲得授權，然后守株待兔，等著中國企業到來，“心里像樂開了花，挨個收拾你，然后讓我們的企業灰頭土臉。”
“這是因為我們有把柄給他們抓住了。”田力普繼續說，他希望今后這種把柄越少越好。
田力普也欣慰于少數中國企業能夠挺直腰板走出國門，華為如此，中興通訊也如此。最近，讓他開心的事情是深圳朗科科技有限公司開創了一個“專利贏利”的商業模式，他們發明并申請專利的“用于數據處理系統的快閃電子式外存儲方法及其裝置”開創了“閃存時代”，在全球廣受歡迎。但更重要的是，朗科公司決心走一條國內結盟、國外維權的知識產權的路子，即國內的企業只要簽約便可免費使用該專利，而國外的企業則必須付費方可使用，而之前不少國外企業在沒有授權的情況下就使用了朗科公司的專利，這讓朗科公司的國際維權大有“市場”，幾番訴訟下來，斬獲頗豐。
“前幾天，朗科的老總告訴我，他們維權收獲的第一筆資金1000萬美元已經到賬，而且還準備繼續維權，已經選準了國外幾家公司。”田力普說這話時一臉笑容。但他承認這樣的企業很少，發現一個就如獲至寶，大量國內企業在知識產權上相當被動，這是現實。
強與弱
讓國內企業相當被動的一個原因，是遭遇擁有龐大專利的跨國公司主導制定的國際標準“門檻”。而這里面，已顯現出越來越嚴重的知識產權濫用，以至于海信公司副總裁郭慶存日前就對記者說，知識產權濫用已經到了令人難以忍受的地步，“再這樣下去，產業鏈可能會崩潰。”
“一流企業做標準，二流企業做專利，三流企業做產品。”流傳于信息與通訊技術產業的這句話，雖然略顯偏頗，但毋庸贅言的是，誰有行業標準最強的話語權，誰的利益就最豐厚。因為知識產權作為一種壟斷制度，發展至今，作用已不僅是被動防止別人盜用自己的技術，而是主動禁止別人涉足自己的領域。
面對眾多跨國企業利用已有的知識產權制定行業標準，然后坐收漁利，田力普有些無奈地說，“標準與知識產權密切相關，我們也是弱勢，人家有標準，我們就跟著跑，制定標準比知識產權層級還高，現在想搞自己的標準很難，很被動。”
中國領先的手機設計商和模塊供應商、晨訊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的上海總部知識產權總監聶磊對此就深有感觸，他毫不諱言國內通信企業在知識產權上很慘很被動，“中國很多企業就是不掌握標準制定權的受害者”。這一狀況在彩電、DVD機行業同樣如此，按業內的測算，一個產品如果有四項專利都是別人的，就很難賺錢。
北京大學知識產權學院張平教授也曾告訴記者，目前像信息與通訊等行業已經呈現出限制競爭的局面，不僅大公司限制小公司，大公司之間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她呼吁中國政府要更積極地介入國際標準的制定，否則國內企業將不斷弱化，難以參與競爭。
實際上，中國政府也確實在多種途徑上努力，如早在2005年就向WTO的TBT(《技術壁壘協議》)委員會提出標準化中的知識產權問題，但是卻受到美歐大國的抵制，負責該提案的正是商務部世界貿易司，該司安佰生副處長告訴記者，TBT協議每三年修改一次，雖然目前我們也在醞釀提出新的提案，但是難度太大。政府在介入國際標準制定上都阻力重重，何況于個別的企業。
華為公司副總裁宋柳平認為，現狀很難改變，中國企業需要參與國際標準的制定，但前提是要有籌碼——自己的專利。他介紹說，去年華為就向100多個國際標準組織提出了超過3000個關于標準的提案，能支撐這一舉動的就是每年投入銷售額10%以上、超過30億元的研發費用，這使華為每年能夠提出5000多項專利申請。
但是華為這樣的企業如同鳳毛麟角，它的模式又很難短期復制。所以張平建議說，應該向日本學習，他們的政府鼓勵企業針對標準研發專利，從而強化自己在標準修訂中的話語權。“知識產權雖然是私權，但是標準卻是公共產品，所以要防止在制定技術標準時的知識產權濫用。”張平與她的課題組得出能解決這一問題的知識產權開放授權模式，即技術標準涉及的技術信息、知識產權信息以及知識產權許可政策的開放，更重要的是技術標準的知識產權使用成本的可以預見。
田力普強調說，參與制定國際標準是知識產權戰略綱要里很重要的一塊，他們和商務部、工業和信息部、許多大企業也有很多的聯絡與合作，正在推動在這一領域里提高中國的話語權。
內與外
我國歷史上，沒有知識產權的傳統資源。雖然晚清時頒布過關于知識產權的法律，看起來有百年歷史，但都是紙上談兵。解放后的計劃經濟時代也沒有，直到改革開放后，知識產權才逐漸走入我們的視野。尤其到了21世紀，與知識產權有關的立法、執法、司法體系才逐步完善。據此，田力普說，這是歷史上，中國知識產權做得最好的時期。
但是，在這個最好的時期里，中國上下所受到的國際壓力和指責卻越來越多。為什么會這樣?
田力普認為不少發達國家在知識產權問題上是雙重標準，對內講“平衡”，對外講“保護”。他承認我國在這方面確實面臨著巨大的壓力，而這背后又有著深刻的歷史和現實原因。
首先是世界經濟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發達國家先出現新技術革命，然后率先實現經濟生產方式和產業結構調整，完成工業化并進入信息化時代，而我國還處在工業化時代。發達國家在生產知識、專職創新，市場營銷、品牌服務等高附加值產業，人均GDP很高;而發展中國家辛辛苦苦，低工資、高污染、高能耗，最后還鬧一個太多順差、傾銷的指責。
田力普認為這種國際分工讓發達國家必須強化保護知識產權的國際規則，因為知識產權制度維持了他們的生命線。
其次是中國在崛起，地位變了，競爭力強了。中國的產業結構也在調整，在新一輪的國際制造業分工調整中，中國是極大的受益者。因此，發達國家有了危機感，其市場份額受到中國的挑戰。
“以前你很弱小，我們不擔心，現在你強大了，得施加壓力。知識產權這個手段最好使，當然就用了。這樣，對中國的壓力和指責就在意料之中。”田力普認為，這種壓力不會因為中國在知識產權上加大執法力度、完善制度就會減小，或者不給壓力，甚至給予表揚。
“我們領導人認清了這一點，甭管怎么做，壓力都會存在。”田力普特別強調，我們現在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也不是因為外部的壓力，而是為了自身的發展，實現創新型國家的轉變。面對壓力，我們現在“既不著急了，也不生氣了，該做的我們就做，不該做的就不做”。
此外，田力普還點出當前國際間知識產權斗爭的實質就是利益。比如，在遺傳資源、民間文化的知識產權保護，發展中國家則呼聲很高，因為他們在這方面的資源豐富，而發達國家則不以為然，因為這方面的資源他們不夠豐富而利用卻頗多，故而加以抵制，而這方面的國際保護進展自然相當緩慢。
正如《專利法》第三次修改，就計劃加入來源披露等內容。規定專利產品中加入一些別國的東西，必須標明來源，否則將來發生糾紛，就有可能成為撤銷專利的理由。田力普說，雖然發達國家對《專利法》加強專利保護的修改贊揚很多，但是對于增加對遺傳資源的保護就異議最多。“也就是說，國家之間的知識產權斗爭很激烈，根子是各國利益不同。”
分與合
其實，國內的知識產權保護一開始就涉及了太多部門：知識產權局管專利、工商局管商標、出版署管版權，還有文化執法總隊、廣電局、公安局、科技局、教育局、海關等眾多部門參與其中，具體操作時很難避免權責不明。
而在香港，知識產權管理體系主要是兩個部門，海關和知識產權署，該署副署長張錦輝去年底就曾告訴記者，“內地可嘗試大部門管理體制，整合現有的專利、版權、商標等部門資源，形成保護知識產權的合力。”
今年初，大部制改革正如火如荼，但具體方案并沒有如外界所傳的將商標、版權的管理劃給國家知識產權局。田力普坦言，這事“沒弄成”，不過令他欣慰的是原來國家保護知識產權工作組辦公室設在商務部，現在轉到國家知識產權局。
據了解，這個辦公室的設置很可能是“另起爐灶”，現在的辦公室副秘書長溫再興4月22日在上海舉辦的國家知識產權論壇上就顯得很傷感，因為這是他們最后一次籌辦該論壇，此后部門將被裁撤。業內人士也有建議，原有的辦公室處理這類問題已有數年，其中的人員和經驗是否可資借鑒?
除此之外，眾所期待的知識產權行政執法與刑事執法的銜接也沒有起到預期的作用，侵犯知識產權的案件進入刑事程序偏少。公安部正在醞釀一套新的機制，即刑事執法引領行政執法，從而改變公安機關在打擊知識產權犯罪過程中的滯后局面。
4月22日的中國知識產權刑事保護論壇上，國家知識產權局協調管理司副司長何越峰直言行政部門在知識產權保護的執法“手段不足”，因為它不能采取刑法上的強制措施，如果當事人不合作就沒有效果，而且社會負面影響很大;而知識產權行政保護涉及多個部門，公安機關與之刑事執法合作又常顯得低效與重復。
公安部經濟犯罪偵察局高峰副局長更進一步指出，目前行政執法與刑事執法的合作只是案件“事后移送”，行政機關查處一個知識產權違法行為，認為可能涉及犯罪時才轉移到公安機關，而這時，犯罪嫌疑人可能早就跑了，離開公安機關的視線，再想抓捕難度非常大，而且，行政機關所調查的證據還不能直接應用在刑事程序里，公安機關介入則又要重新調查，造成不必要的重復，甚至由于現場被破壞而無法調查。
為此，高峰透露，公安部正在考慮探索刑事執法引領行政執法的新機制，比如將“事后移送”改為“事前移送”，同時公安機關也會充分利用法律賦予的偵查裁量權，強化它的主動性和即時性，使得刑事立案的門檻更切合實際，從而擴大刑事保護的范圍。
高峰告訴記者，這一設想正在進展中，確實會遇到一些困難，有些行政部門可能會誤以為地位下降而不太配合。但是，他強調“如果各部門都秉持一種合作的精神，而不是‘個別部門獨大’的作風，那么事情就會很順利，很有希望。”
對于各部委的合作，尤其是落實《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田力普這樣說，“我們局有決心做好，同時需要各部委、企業、社會合作，中國的情況，如果黨中央決定要去做的事情，就一定能做好。這一點，我們是有信心的。”
(責編：寧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