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民主與法制時報
專家認為，目前我國的工資制度仍然是計劃經濟時期的產物。市場經濟發展到現在，醫療、住房體制都進行了改革，唯獨工資制度沒有改革。以前醫療、住房都是福利性的，職工的工資就是用來吃飯的。但現在，職工的工資不僅用來吃飯，還要用來看病、買房等。應時之需，經濟發展到現在，已經具備了給職工漲工資的能力，到2020年，漲幅達到3～4倍是沒問題的。
□本報記者溫淑萍 郭新磊
2008年1月5日，中國人民大學舉辦的一場人力資源管理新年報告會上傳出工資將上漲的聲音。此前，該校人力資源管理系主任文躍然更是高調指出：“2008年我們的實際工資增長會比物價快。”
去年，不斷飆升的物價，為眾多市民的生活消費結構帶來了難以言喻的尷尬，而盼望已久的工資卻不見紅線飄揚。因此，文躍然的觀點一拋出，立即就吸引了眾多的眼球，人們開始懷著竊喜與猜疑的心情談論這場姍姍來遲的工資變革。
“2008真是一個吉利年，這幾天同事們談論的話題都是有關工資的。”一位在私企打工的劉小姐稱。
工資將上漲，無疑成了2008年的開門紅。但有些人仍抱有懷疑態度：“工資真的能漲過物價嗎？工資上漲的同時物價就不會跟著上漲？那時人們還不是一樣買不起房、看不起病?”
對此，文躍然回復：高工資、高物價、高生活質量的日子總比低收入、低物價、低生活質量的日子好得多。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認為，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到現在，已經有了給工人漲工資的實力，這一時間早應該來了。
工資能漲過物價？
文躍然認為，在現有的產業結構下，勞動力結構性失衡。勞動密集型產業里勞動力供過于求，再加上我國工會組織發育還欠成熟，使得在勞資博弈中勞方不能處于與資方平等的位置。因此，建立一個高工資支付的經濟，而不是一個工資節省的經濟，對中國更加有利。
文躍然說，在工資增長方面，其核心是實際工資增長，也就是排除物價等因素以后的增長。“最大的消費支出——房子現在增長的勢頭其實在趨緩，而且在下降。”文躍然肯定地說，“一定要預測2008年的話，2008年我們的實際工資增長會比物價快，所以實際工資會增加。”
在分析具體原因時，文躍然對《民主與法制時報》記者說，目前房價已經趨于穩定，明年即使增長也是趨緩的。在政府的調控下，相信2008年增長不會太快。由于房價上漲的空間很小，所以其漲勢應該是趨緩狀態。再加上政府的“回籠貨幣”政策，使物價整體漲勢很慢。
而且，國家取消了“工資準入標準”制度(給職工開工資以前實行總額控制)，也取消了“民營企業工資增長控制條款”，使民營企業職工漲工資不再受限制。再加上勞動合同法規定“不能無故減少職工工資和辭退職工”。綜合這幾方面來看，2008年職工工資增長要比物價快。
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對未來工資增長前景，文躍然預測：到2020年，工資總額有3～4倍的提升空間，人均工資約有2.4～3.2 倍的增長空間。
針對3～4倍的增長幅度，一些人認為，到2020年工資才增長3～4倍，是跟不上物價的增長速度的。同時在網上的評論當中，最常見的是“通貨膨脹”這個詞。
網友“阿魚”認為：“就算到時工資能提升3～4倍，沒準物價已經提高7～8倍了！”
“高工資、高物價、高生活質量，相信比低收入、低物價、低生活質量好得多。”文躍然說，將來即使物價再漲，職工的工資將會比物價漲得快。因為政府會有很多控制物價的手段，以確保工資增長水平超過物價增長。
夏學鑾告訴《民主與法制時報》記者，十七大已經透露出了一個重要信息，中央非常關注民生問題。中國經濟經過多年的發展，工資制度、福利制度已經到了重構的階段，之前工資改革的需求就已存在。因此，工資上漲是必然的。
“從職工工資的狀況來看，它仍然是計劃經濟時期的產物。”夏學鑾說，市場經濟發展到現在，醫療、住房體制都進行了改革，唯獨工資制度沒有改革。而以前醫療、住房都是福利性的，職工的工資就是用來吃飯的。但現在，職工的工資不僅用來吃飯，還要用來看病、買房等。由此，職工的生活水平肯定會下降，民生問題必定突出。
同時，夏學鑾認為，改革總是應時之需。我國市場經濟發展到現在，已經具備了給職工漲工資的能力，漲幅空間在3 ～4倍是沒問題的。
既然有了漲工資的經濟實力，但是能否實實在在漲到老百姓手里？夏學鑾認為這要看政策的調控力度。“相信工資上漲會很快實現。比如農民免農業稅，說免就免了。現在轉到了城市的民生問題上。”夏學鑾說，通過現在政策實施的進度看，到2020年，職工工資肯定會達到一個與中國經濟相應的水平，那時人們會買得起房、看得起病。
“企業不給漲”怎么辦
在眾多市民憧憬著工資上漲為其帶來寬裕的生活時，有人對此表示出擔憂：“企業愣是不給你漲怎么辦？”
“集體協商？協商不通怎么辦？罷工？改革這么多年有幾個企業給職工調過工資？不僅如此，部分企業的老總們一天到晚還在搞“下崗”、“減員”、炒“魷魚”，協商了還不走得更快些？真是辦公室里說話不腰疼。”一位擔憂人士提出了這樣的看法。
對此，文躍然認為：“效益不好的企業，工人工資的漲幅可能會比較低；而效益好的企業，工人工資可能會漲得比較快。比如中石油的員工，他們的工資漲勢就會很快。在全社會大部分企業都給工人漲工資的情況下，如果部分企業不漲將會導致企業人才流失。而為了留住人才，一些企業只能給工人漲工資。當然，一些沒有能力給員工漲工資的企業應另當別論。”
“市場、《勞動法》兩方面的約束會使工人漲工資的事情順利成行。”文躍然提出論斷。同時他表示，企業所得稅調整后，企業繳納稅率降低到了25%，使得企業利潤增大，更有了漲工資的空間。
“企業可以拿這部分錢給工人漲工資。”文躍然說。
歷經人大五次審議通過的《企業所得稅法》于2008年1月1日正式實施，該稅法將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稅率統一到了25%。
而在新企業所得稅法還未面世前，就有人提出，企業稅率下降后該考慮給員工漲工資了。
“企業所得稅一下由33%降低到25%，公司可以提前扣除職工工資后核算企業的贏利，然后再根據營業收入來繳納企業所得稅。公司就可以考慮適當地給每個員工增加工資了。”公司職員張先生說。
漲工資是員工們的共同希望，但漲不漲、漲多少還要由企業說了算。對于部分人士擔心“企業不給漲”的問題，夏學鑾教授說，這個現象可能會存在，但將是極個別的，因為整體的環境是給工人漲工資，不漲的企業會面臨公眾的聲討和政策的壓力。
以法律保障增長機制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孫寶樹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匯報時指出，目前，全國出臺地方性工資法規或規章的省份達1 2個。最低工資制度得到落實，各地按照每兩年至少調整一次的要求，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2006年，全國各地都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絕大多數調整幅度在10%以上，調整幅度最高的達到64%，2007年，有21個省份又進行了調整。
但因為各種生活消費、教育投入等方面的成本也在增加，加上有的企業采取規避機制，仍堅持最低工資標準制度，造成多年來職工平均工資大幅度增長，但部分職工的實際工資卻依然落后于社會平均水平。
在肯定工資上漲的同時，文躍然也提出了自己的擔憂：工資增長這方面會不會有落實不到位或者執行不得力的現象出現？對此，文躍然給出的途徑是“政府要起主導作用”。
同時，他指出，正在起草的《工資條例》提出“老百姓工資增長收入超過管理層收入”，將規避我們所擔憂的現象。
“這幾方面形成合力，讓老百姓的工資增長不再是水中月。”文躍然說。
針對部分企業和用人單位經濟效益持續增長，卻仍然以最低工資標準支付勞動者工資的行為，勞動保障部作出了新的規定：對生產經營正常、經濟效益持續增長的用人單位，原則上不得用最低工資標準來支付勞動者在法定工作時間內提供勞動的工資。因生產經營原因，確須用最低工資標準來支付全體勞動者或者部分崗位勞動者工資的，應當經過全體職工或者職工代表大會同意，并且報當地勞動保障部門備案。
孫寶樹透露，勞動保障部將抓緊研究起草《工資條例》，屆時，工資問題將納入法制軌道。
此外，隨著工資增長的呼聲漸漲，近年來，壟斷行業職工高工資的現象也越來越引起社會關注。
在勞動保障部辦公廳副主任尹成基看來，由于地區、行業差別，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間的收入有一定差距，在高收入者對工資整體水平拉動時，會有一部分人感覺不到工資的快速增長。
記者從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工資司工作人員處獲悉，針對社會反映強烈的壟斷行業工資過高問題，國家有關部門也正在研究探索對壟斷行業平均工資實行限高封頂的辦法。
副作用：產業升級帶來的失業
在漲工資的呼聲下，不少人在期待工資上漲的同時，也擔心企業是否能承受這一波成本壓力。
即使是提出工資增長3~4倍的文躍然自己也說：“職工工資上漲，勞動力成本上升，可能會導致產業競爭壓力加大，迫使產業轉型。”
上世紀80年代以后的中國臺灣，由于勞動力短缺和工資大幅上漲，使勞動密集型加工出口工業逐漸喪失優勢，從而開始了產業升級和轉移。至上世紀90年代，臺灣企業向大陸大規模轉移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大陸的工人成本只有臺灣的2 0％。
作為仍處于發展中的中國，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仍然占有很大的比重，前來中國投資的世界知名企業中，看中中國勞動力成本低廉的企業不在少數。
隨著普通職工對工資收入的關注度越來越高，企業也在分析預測，是否將面臨一次因勞動力成本增加而引發的洗牌危機？
2006年3月27日，美國《商業周刊》曾報道，中國勞力成本的上升已經影響到外國企業在中國的運作方式，美國公司及其供應商開始重新考慮是把工廠轉移到工資和勞動力價格更低廉的中國內地，還是遷到越南和印尼這些低成本國家。同時，一些制造商已開始避開像上海、蘇州、深圳等較發達的城市。
事實情況也正如此，隨著工資水平持續增長，中國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競爭優勢將大幅度降低，由此引發的則是勞動力密集型行業的一次優勝劣汰，以及勞動力密集型行業向技術密集型行業的轉變。與此同時，有可能引起社會失業人數的增加。
文躍然在接受《民主與法制時報》記者采訪時，并不掩飾自己對可能出現的產業轉型問題的擔憂。但他認為，這也是中國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一個必要階段，或者說是職工高工資的一個必然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