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中國科技網 作者： 王忠宏 科技時評
11月30日，我國第一部促進自主創新的地方性法規——《廣東省自主創新促進條例》審議通過，標志著自主創新進入法制化管理的全新階段。而這只是東南沿海加快創新驅動轉型升級的縮影之一。在11月10日閉幕的江蘇省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創新驅動發展同樣是江蘇省各界參會代表的共識。
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先行地區，東南沿海各省市近年來面對資源環境約束、增速下降、競爭加劇等挑戰，高度重視創新對產業轉型升級的推動作用。但產業轉型升級是一個長期、復雜、艱巨的過程。當前，東南沿海處在向創新驅動轉型的新時期，面對路徑依賴、基礎能力不足、自主創新技術欠缺、體制機制等問題，應保持足夠的耐心，尊重市場規律和產業規律，處理好短期增長和長遠能力提升的關系，健全倒逼、激勵機制，充分發揮各方積極性，突出抓好質量、創新能力和人才隊伍建設，營造良好產業生態，推進政府率先轉型，探索設立示范區，引導產業轉型升級健康有序進行。
破解創新困境，健全產業轉型升級的倒逼、激勵機制
江蘇“十二五”規劃提出“創新驅動戰略”，并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戰略。上海提出，創新驅動、轉型發展，是上海在更高起點上推動科學發展的必由之路。廣東提出，要強化自主創新對加快轉型升級、建設幸福廣東的核心推動作用。2010年東南沿海五省市土地面積占全國5%左右，GDP占全國比重達到36%，研發經費占到全國的40%，江蘇、廣東、浙江、上海分列全國研發經費投入的第1、3、5、6位，上海、江蘇的研發經費投入強度分別達到2.81%、2.07%，明顯高于全國1.76%的平均水平。
但部分應對金融危機沖擊出臺的產業振興、需求刺激政策，在促進經濟復蘇的同時，強化了一些地區、企業對外延式擴張的路徑依賴，不少地區還是希望依靠擴大用地規模實現經濟增長，一些企業仍然期待國家延長補貼政策來維持生產經營，甚至個別部門、企業把國家政策作為鉆空子、要補貼、爭資源的機會，這反而削弱了地區、企業創新的動力，不利于創新能力的提升，形成了鼓勵創新和制約創新并存的困境。
對當前東南沿海不少企業遇到的問題，要客觀分析原因，有所區別對待。
對一些體現資源環境、安全、質量、社會責任的約束要堅持，對匯率調整、外需減少等外部因素產生的經營壓力，應把握好節奏、拓寬內外需渠道、穩定預期。對因投機甚至是賭博產生經營困難或破產的企業，主要是妥善處理好其帶來的后續社會矛盾。對從事生產經營的企業，積極搭建服務平臺，鼓勵其加強技術改造和研發，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和創新能力，走內涵式、集約式發展道路。要克服當前存在的“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發展空間的擠壓”“大企業對中小企業發展空間的擠壓”“國有企業對民營企業發展空間的擠壓”現象，構筑有利于從事實業的政策和氛圍，加強對中小企業的政策輔導，切實減輕中小企業稅負，建立公平的市場準入機會和規范有序的競爭環境，激發各種所有制企業的創新活力。
突出重點，著力加強產品質量、創新能力和人才隊伍建設
企業層面的產業升級包括流程升級、產品升級、功能升級、部門間升級。產業層面的產業升級，強調要發展科技、熟練勞動力等高級要素，滿足消費者挑剔的需求，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供應商和關聯輔助行業，在激烈的行業競爭中實現產業競爭力不斷提升。區域層面的產業升級是指，現有產業附加值不斷提高、競爭力不斷提升、更高水平新產業不斷涌現，同時，區域產業要素不斷升級，在生產、商務、創新方面逐步提升比較優勢，獲取產業發展績效的能力不斷增強。結合實際，當前東南沿海產業轉型升級要突出抓好產品質量、創新能力和人才隊伍建設。
產品質量是產業轉型升級的基礎。上世紀50年代，德國政府實施了“以質量推動品牌建設，以品牌助推產品出口”的政策，打造出一大批世界級知名品牌，使德國產品成為世界最高品質的代名詞。瑞士通過百年時間，致力于高水準傳統工藝和時間精準度的提高，塑造了“鐘表—瑞士”的一流品牌形象。目前，東南沿海在紡織、服裝、皮革、家電、電子信息等行業，形成了一些有影響力的知名品牌。但近期我們對某地區家電行業調研中發現，多家知名企業為應對快速上升的成本和激烈的市場競爭，不惜降低原材料品質，大打價格戰，結果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導致產品質量下降。類似這種偷工減料、產品質量下降的例子在不少行業存在。
必須高度重視產品質量問題，完善法律法規體系，健全質量信用評價和獎懲制度，打造品質至上的社會文化，加快改變中國“產品低端、質次價廉”的形象，堅持不懈地致力于產品和區域品牌建設，加大宣傳，提升產品和地區知名度、美譽度，使優質產品成為地區的形象和標志。
創新能力是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美國在2011年《創新戰略》中提出，美國獲得繁榮的關鍵不是壓低工人工資，而是開發新產品，產生新行業，保持在科學方面的世界領先地位，以及技術創新，這是贏得未來的關鍵。近年來，東南沿海各地為增強創新能力，積極推進產學研合作，組建產業聯盟，搭建公共創新服務平臺，等等。但總體而言，東南沿海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狀況沒有改變，許多關鍵技術、關鍵設備和材料依賴進口，絕大多數企業沒有科技和研發活動，產學研合作層次偏低，公共服務平臺的定位、可持續發展模式尚須探索，一些地區科技投入強度與其經濟實力還不相稱。2010年廣東的研發經費中，超過40%的R&D來自深圳，而深圳又有近一半來自華為和中興；福建的研發經費投入強度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各地在增加科技投入、拓寬科技金融渠道的同時，應緊緊立足本地產業特點和企業需求，促進新技術、新理念、新產品的滲透。面向全國乃至全球，推進創新要素的集聚和跨區域互動，完善產學研的利益機制，實現企業、高校和科研部門的網絡化合作。配合國家戰略、加強關鍵技術核心技術和基礎研發，大力實施知識產權和標準戰略。強化產業集群、科技園區、專業鎮等創新載體建設，鼓勵公共服務平臺探索新的發展模式，促進產業鏈的協同創新，提高科技成果轉化水平。
高度重視商業模式創新。作為一種新的創新形態，商業模式創新的重要性不亞于技術創新。西門子創始人維爾納•馮•西門子之所以領先于同時代的競爭者，一個決定性的因素是，他不僅是個技術員、發明家，還具有很高的商業天賦。尤其是隨著近十年來互聯網在商業中的普及應用，商業模式創新對于產業轉型升級的作用日益重要。調研中，不少企業反映自身經濟實力有限，研發風險大，不可能投入很多錢搞研發，現在還要面對生存的問題。建議把握當前產業發展智能化、服務化、精益化、融合化、綠色化、全球化的趨勢，鼓勵企業大膽創新商業模式，加強信息化在生產、經營、管理、營銷中的應用，發展電子商務，推動傳統專業市場轉向現代商貿物流、現金現貨交易轉向網上交易，積極探索合同能源管理等服務新模式，強化精益管理，優化流程管理，提高資源配置績效。
人才是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的戰略突破口。近年來，東南沿海各地都非常重視人才的重要作用。浙江提出，產業轉型首先是企業家轉型，要以人才和企業家轉型推動傳統民營經濟轉型。無錫2006年實施的5年聚集30名創業創新領軍人才的“530”計劃，至2010年底，落戶“530”項目超過1200個，實現銷售收入30億元，帶動新能源、物聯網、集成電路等新興產業的發展。昆山探索發揮人才作用的有效流動機制，變“海歸”為“海燕”，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但在調研中不少地方反映，外籍人士申報國家項目和國家獎勵仍存在一些限制，教育醫療條件不完善；大城市商務和生活成本偏高；一些中等城市和城鎮創業和生活環境不完善，研究型大學等創新資源缺乏；許多企業家的后代不再經營實業；現代產業工人缺乏。
應加強與本地產業結構和轉型升級方向相匹配的關鍵人才的引進、培養，做到事業留人。鼓勵對重要科技和管理人員實施多種方式的股權和分紅激勵，增加可申請綠卡的國際人才擬任職單位種類，降低投資類國際人才申請永久居留條件，探索建立適用于海外高層次人才的補充醫療保險和稅收抵免政策。倡導產業報國，加強企業家培訓、服務力度。積極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發揮政府對職業教育的導向作用，強化企業對職工的培訓力度，構建和諧勞動關系，推進農民工向產業工人、市民的轉換。進一步優化自然和社會環境，提升科研、教育、文化、醫療水平，促進各類人才在當地“生根發芽”。
探索設立示范區，為全國產業轉型升級提供經驗和啟示
改革開放以來，東南沿海在發展路徑上進行了大膽的探索，形成了政府發動型的蘇南模式、私人發動型的溫州模式、兼而有之的珠江模式以及東莞、南海、順德、中山“四小虎”等各具特色的發展模式，涌現了深圳、浦東等新經濟增長極和義烏、晉江等特色地區，盡管一些模式曾備受爭議，但推動了東南沿海經濟轉型，也對其他地區發展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當前，東南沿海各地正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探索新的發展模式。應充分認識到這一輪的產業轉型升級是一個持續、復雜、艱難的過程，面臨著創新突圍、體制束縛、路徑依賴、中等收入陷阱等風險和挑戰，不同地區、不同產業轉型升級的方式和路徑也不盡相同。韓國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開始全面實施“技術立國”戰略，到部分產業競爭力躋身世界一流，歷時20多年。建議國家在東南沿海一些代表性地區，探索設立產業轉型升級示范區，創造寬松的政策和輿論環境，不以經濟增長快慢論英雄，鼓勵各地立足本地實際，大膽改革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體制制度，如現有的戶籍制度、土地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入學制度等，積極引導產業轉型升級，為整個國家產業轉型升級提供經驗和啟示。 (王忠宏)
（作者單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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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報》（2011-12-05 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