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社會發展，但它們似乎對此興趣不足。”近日，一位中西部地區的政府官員忍不住向《中國科學報》吐槽。
該官員認為，在“雙一流”建設的大環境下，一些高校“毫不猶豫”地選擇沖擊“雙一流”和國家大獎，要指望它們真心服務地方“著實困難”。
服務國家戰略和服務區域社會經濟，這件需要統籌發展的事，在不少地方成了“二選一”，且更多偏向前者，導致高校與地方政府的關系變得越來越“微妙”。
微妙的校地關系
高校與地方政府間關系的“微妙”，在很多省份的發展中可見一斑。
如山西省，隨著第二輪“雙一流”建設高校名單的公布，山西大學、太原理工大學進入了“雙一流”行列。但近年來，山西也成為引入東部高校辦研究院等機構最主動的中西部省份之一， 如與北京大學共建碳基薄膜電子研究院、與清華大學共建山西清潔能源研究院、與浙江大學共建新材料與化工研究院等。
“靠外力”的背后原因有些無奈——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山西省的人口流失排名全國第四，達79.6萬人。根據科技部火炬高技術產業開發中心的統計數據，2021年山西省的技術成交額在31個省份中排名第26位，其中輸出技術89.86億元，吸納技術316.04億元。
面對碳中和目標的壓力、產業轉型的需求，山西省布局了14個新興產業，但“山西高校的人才供給跟不上，學生不愿意留在山西；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綜合能力有限，一些高校更愿意把高校排名做上去，缺乏在地方經濟建設的戰場上建功立業的雄心”。熟悉山西高等教育的高教界人士林洋（化名）告訴《中國科學報》，相比于當地高校供給能力不足等因素，后者更是山西省政府最終在發展重心上“舍近求遠”的重要原因。
高校服務地方經濟發展體現在畢業生的本地區就業比例、技術服務、智庫咨詢、資源共享等多個方面，但“最主要的是看畢業生的本地區就業比例、高校獲得的橫向課題經費數等指標”。常熟理工學院應用型院校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顧永安說。
以本科生本地區就業比例為例，近年來，太原理工大學的本科生中，山西籍生源占本科總招生數的55%左右，但2020屆本科畢業生的省內就業占比僅為18.6%。2021年，山西財經大學招收的山西籍本科生源占本科總招生數的63.82%，但當年留在山西的本科畢業生比例僅為30.94%。部分山西高校在公布畢業生就業數據時，僅用“華北地區”（包括北京、山西等地區）來模糊，對畢業生省內就業數據避而不談。
在林洋看來，做好地方服務，一個省的“領頭羊”高校要帶好頭，否則，如何帶動省內其他高校？
“‘靠外力’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畢竟不是長久之計，最佳途徑依然是依靠當地高校特色、優勢來促進城市與區域發展。”南方科技大學講席教授沈紅說。
被排名“捆綁”的選擇
在高校群體中，服務地方最“擰巴”的還不是“雙一流”高校，而是有一定實力的“雙非”高校。
這些高校多為地方高校，地理位置相對優越，本應更多地為地方服務。“跳一跳”，這些高校的個別學科也許夠得上一流學科，但大多數學科無法企及。為沖擊“雙一流”，它們可舉全校之力，但高不成、低不就的定位直接影響了其服務地方的水平。
“這類高校最明顯的特征是，短時間引入了大量以寫SCI論文見長的研究類人員。”江蘇某高校教授李想（化名）指出，但搞建筑的教師大多沒有承擔過規劃設計項目；搞農林的教師放任成本高、技術復雜卻不切生產實際的學生論文大量產出。學科排名雖然上去了，但教師所做課題和指導的學生，卻暴露出“偽高大上”“假接地氣”等問題。
這就導致一種現象——地方政府主動向高校尋求科技幫助，校長找到各院系教師商量，教師們面面相覷，均表示難以完成。
比如，江蘇常州某河流富營養化和藻類暴發，當地多家本科院校束手無策。當地政府無奈“南下”尋找到深圳職業技術學院，該院科研團隊科學地處理了河水問題并帶來景觀效應。
“選擇沖擊排名還是社會服務，校長心里有一個算盤，排名會影響到招生，社會服務周期長、見效慢，故而產生選擇的矛盾。”北京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王戰軍說。
之所以如此，與第一輪確定“雙一流”建設名單所參考的評價指標有一定關系。有學者總結了第一輪“雙一流”建設的遴選標準：一流大學參考了幾個世界主流高校排行榜的中國高校排名；一流學科綜合考慮世界學科排名中，我國高校在全球的表現、QS等世界學科排名中的表現，以及五年內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技術發明獎或科技進步獎等情況。
“未來‘雙一流’建設高校‘漠視’社會服務的情況或許會逐漸改觀。”王戰軍說。日前，教育部、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的《關于深入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的若干意見》指出，加強應用學科與行業產業、區域發展的對接聯動。“第二輪‘雙一流’建設相應評價也會增加社會服務評價指標。”
但“‘雙一流’瞄準的是國家戰略，而國家戰略與地方需求有不同步之處，當出現不同步時，高校是否會重視地方的迫切需求？”林洋提出這樣的疑問。
指揮棒之外，王戰軍指出，“輕‘立地’，重‘頂天’”與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也有關系。
北京某科研院所曾開發了一款防塵罩子，為北京的環境治理做了很大貢獻，但是該院領導卻覺得接地氣的開發上不了臺面，羞于提起。
不同地區高校的社會服務能力，也因經濟社會的發展步伐不同，以及高校辦學定位、理念的差異，有強弱之分。
顧永安表示，在東部一些地區，除了關注學生的在地就業比例、橫向課題、培訓經費等指標外，衡量高校社會服務能力的高低，更多地看是否設置以及擁有多少產業教授、科技副總，而西部高校在服務社會的理念、戰略規劃、能力水平、具體成效等方面都相對滯后。
“兩張皮”誰之過
高校究竟有沒有真心服務地方，地方政府對這筆賬算得也很清楚。
曾經有一所中部地區的地方高校領導去市里談合作，當他看見地方政府領導拿出的一張清單時，傻眼了。上面羅列著多年來政府給該校投入了多少，該校給當地培養了多少人才；該校教授、博士們為當地企業解決了多少難題、給當地智庫做了多少貢獻，“比高校提供的數據還精準”。
“和產學研合作中出現的問題類似，高校與地方政府由于目標不同，在社會服務職能上出現了‘兩張皮’現象——高校希望從地方政府獲得科研經費，卻不太在意地方經濟發展好壞；地方政府沒有為高校提供好平臺，卻希望高校為其提供更多服務。”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陳勁指出。
他舉例說，我國多數高校仍把服務地方經濟定位為科研績效指標，視作大學的第二職能（科學研究）而非第三職能（社會服務），并沒有真正幫助地方經濟社會發展轉型。
一些地方政府為了推動國內生產總值（GDP）發展，并沒有真心為高校提供更好的創新環境。比如，最好的地塊不是留給高校，而是去發展房地產，把高校的新校區建在郊區，忽略了高校提升居民科學素養、擴大大學生城市視野等功能。
“同時，某些地方政府也沒有很好地表達發展需求。比如，地方產業轉型升級需要高校助力，但一些地方政府和企業并沒有從心底對高校予以認同。”沈紅說，目前存在的問題是，更多的高校找政府和企事業單位申請成立智庫，進行橫向課題的投標。某些地方性企業滿足現狀、懶于創新，自認為不需要來自高校的貢獻。
美國底特律市的發展進程可做前車之鑒。上世紀90年代，該市堅持通過整合傳統的汽車制造業、大規模修建交通設施等實現經濟復興，而不像同樣以傳統工業崛起的匹茲堡、芝加哥等地，選擇以高教振興城市發展。伴隨著城市經濟陷入困境，曾經繁華的底特律經濟排名跌至全美20大城市之外，成為忽視高校與城市互動的反面教材。
高校對于地方需求的“漠視”真的改變不了嗎？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別敦榮指出，并不是改變不了，而是需要地方政府轉變觀念，以及經費、資源的大量、持續性投入。
例如，山東省臨沂市從土地劃撥、財政支持等多方面給予臨沂大學強有力的支持，使該校得到了較快發展。同時，臨沂大學也通過服務地方，促進了臨沂經濟社會轉型發展。
從2018年開始，廣東推出“沖一流、補短板、強特色”提升工作計劃，即高水平大學建設計劃、粵東西北高校振興計劃和特色高校提升計劃。2021年，廣東通過該計劃安排23.1億元支持34所公辦本科院校，讓高校辦好各自所屬類型，滿足科技發展、社會服務等多樣化需求。
沈紅表示，政府在政策制定上要帶有傾斜性，國家戰略需求和地方發展需求都要重視，讓不同高校有不同的選擇和服務能力；要改變政府部門的思維方式，在城市管理和地區經濟發展上凝聚專家意見和高校智慧，“多幾個專業的腦袋總比僅有幾個行政腦袋要好”。
以家門口為“我們迫切希望有更多高校服務地方半徑做起
像幫小河清理垃圾、幫城市除塵這樣“接地氣”的社會服務雖不起眼，但于民生而言卻是急需的。如何鼓勵高校重視這方面的社會服務？
王戰軍指出，雖然在高校分類分層的建設上，“雙一流”建設大學更多瞄準國家戰略，地方高校更側重社會服務，但社會服務并不是“雙一流”建設大學可以漠視的事。
放眼國際范圍的世界一流大學，哈佛大學的社會服務成為它作為世界一流大學的標志。該校各學院都有社會服務中心，并把服務社區作為必修課程，計入學生的期末成績。多年來，哈佛大學一直在加大社會服務資金的投入并開設專門機構，為師生們提供各種社區服務的機會。
蘇州大學既是“雙一流”建設大學，也是地方高校。多年前，在面對“頂天”還是“立地”的選擇時，蘇大也曾有過擔憂與焦慮。該校校長熊思東告訴《中國科學報》，“當我們放棄‘認不認可’、能不能‘上臺面’的討論并開始行動時，會發現所有的問題都迎刃而解，教授通過綜合評價也獲得了相應的認可。”
“難就難在坐而論道的階段。”熊思東說，與其討論尚不能企及的高精尖科研，不如腳踏實地以家門口為半徑開展社會服務。當高校服務完家門口的鄉鎮企業，就會服務到縣辦企業、示范企業，服務到沒有可服務對象了，就可以服務國家大型企業，進而服務世界500強企業。技術革新中會逐漸產生重大的理論問題，理論問題的破解又會帶來科學的創新。這時，高校服務地方需求可能已經上升為服務國家戰略。
在高水平大學云集的地區并不意味著地方高校沒有機會，社會服務正是很好的突破口。實際上，為硅谷輸送最多創業者的高校并不是人們認知中的斯坦福大學、加州伯克利大學，而是圣何塞州立大學、圣塔克拉拉大學等知名度相對較差的大學。它們憑借毗鄰硅谷的地理優勢，成為向硅谷各大科技巨頭源源不斷輸送新生力量的“黑馬”。
采訪中，多位專家指出，除轉變觀念外，提高我國高校社會服務能力的關鍵在于高校的分類分層，以及“破五唯”體制機制的健全。
陳勁建議，在高校分類建設上，可分為綜合型大學、行業特色大學、地方應用型大學、職業院校四類。目前，高水平大學有“雙一流”建設，職業院校有“雙高計劃”，但于“夾心層”高校而言，并無任何國家層面的建設、計劃，應鼓勵“行業特色大學的一流建設、地方應用型大學的一流建設，以社會貢獻度來評價它們的辦學成果，而不是讓它們看不到希望，一窩蜂擠向學術型研究”。
對于占我國高校半壁江山的地方應用型大學來說，顧永安認為，更應當落實好“地方性、應用型”的辦學定位，打好“地方牌”，凸顯“應用型”，努力形成與地方互動發展、融合發展、共生共榮的好局面。
“從事應用研究的教師，其本心是希望自己的科研成果服務社會的，需要更多的高校實行職稱改革。有些美國高校設有服務教授（outreach professor），是教學序列和科研序列之外的服務序列教授崗位。盡管他們在一所高校中的占比較少，但對本校社會服務而言卻不可或缺。”沈紅說。
來源：《中國科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