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推進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戰略決策，也是事關全局的系統性深層次變革。當前，我國發展的內外部環境日趨復雜，加快形成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在于如何更為暢通地實現以內循環為主體、內外循環相互促進的國民經濟高質量發展，其著力點在于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更深層次制度創新，充分打開科技創新和管理創新的潛力空間，推動構建更為完整的經濟內外循環體系。
“國內大循環”和穩中求進、擴大內需方針是一脈相承的。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首先是釋放我國本土雄厚的市場潛力；其次，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體現了更好把握防風險、穩增長、追求發展升級主動權的戰略思維。同時，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不意味著重回閉關鎖國，而是在原本已有的國際經濟大循環發展過程中做加法，并非否定原本的國際經濟大循環。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全球“地球村”已共享一個產業鏈，在生產、貿易和投資等方面形成共同發展、不可分割的格局，內循環與外循環必然是相互促進的關系。
創新發展完善內循環體系
暢通國內大循環為主體，要在堅持擴大內需戰略方針的基礎上，貫徹落實關于“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發展目標建議的指導方針，以創新發展為第一動力，把握好相關要領。
一是抓好有效投融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消費需求不斷升級，從基本的衣食住行，到教育培訓、醫療保障、文化娛樂、養生養老等，與之相對應，需要提供有效供給，而這種有效供給的源頭是有效投融資——投資必然需要與金融系統的融資相匹配。通過創新發展中的有效投融資形成有效供給，不僅可以回應和滿足需求，而且可以拉動和創造新的需求，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為充分挖掘我國巨大消費市場的潛力，實現消費對于發展基礎性作用的可持續發揮，前置環節上首先要抓好有效投融資。新基建、新型城鎮化和傳統基建，三者一定要相互呼應、合力推進。比如新基建所處新區連片開發過程中，既包括數據中心、人工智能開發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也包括道路橋梁、公用設施、綠化帶、商業網點、醫院學校等傳統基礎設施建設。同時，新區還要帶動、輻射其他的區域，包括使其周邊更廣闊的農村區域共享改革開放成果。新基建、傳統基建和城鄉一體化的新型城鎮化，必定是融合發展、相得益彰的。
二是優化收入再分配，釋放消費潛力。我國人均收入水平穩步提高，但在收入結構方面依然存在收入懸殊、分配不公等結構性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推進優化收入再分配的相關改革與相關政策的合理設計與施行，其中包括落實預算法和預算法實施條例推進轉移支付制度改革，加快稅收法治化進程推進直接稅改革，以及加快社會保障制度體系改革，更好實施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使全民共享改革開放成果，走向共同富裕，這將釋放消費潛力，進一步打開消費潛力空間，增進人民福祉。
三是積極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按戶籍人口城鎮化水平度量，我國無“欠賬”的真實城鎮化率最新統計數據為44.38％，而達到人均1萬美元GDP的其他大規模經濟體，城市化率平均超過65%，我國城鎮化還有相當可觀的空間。配合這一發展進程，未來在戶籍管理方面要積極推進改革，進一步放松城鎮區域的戶籍限制、最終消除“城鄉分治”格局和彌合“二元經濟”。如何讓進城務工農民便捷地取得戶籍，是擴大內需、“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必須配套的改革任務。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城市和其他一些省會城市、中心城市，戶籍管理方面的壓力明顯，這些城市當前的供給能力不足以支撐所有流入人口的需求和保障其獲得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待遇。因此，必須先從小城鎮、中等城鎮等流入人口壓力不大的地方做起，能夠放開戶籍控制條件的盡快放開，沒有條件馬上放開的地區，可考慮運用積分制等過渡辦法，加快推進戶籍制度改革，讓人力資本要素更加順暢地流動起來。
四是以“新型舉國體制”攻關支持形成高端產出的內循環。當前我國在部分核心、前沿、關鍵技術上仍依靠外部供應，高端芯片等面臨被“卡脖子”的局面。要突破困局，必須以“新型舉國體制”攻關，爭取在5年左右或再長些時間內突破高端芯片的關口。可借鑒“兩彈一星”的經驗，并結合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以強有力的統籌協調機制，組織團隊共同攻關，最終面向全球市場，形成高質量、性能穩定、源源不斷的芯片供給能力，占領較大的市場份額，真正解決“卡脖子”問題，形成最高端的內循環能力。同時，要充分注重內循環和科技創新、管理創新中制度創新的關鍵作用，以制度創新打開我國科技創新和管理創新的巨大潛力空間。在改革的深水區以有效的制度供給，在打造現代化經濟體系主線上推進和完成經濟社會轉軌。
以高水平開放推進外循環
在推進國際經濟大循環的經驗基礎上，面對外部環境新變化，除了在外貿方面作出一些“出口轉內銷”的必要調整之外，還應繼續推進外循環，形成內、外循環間的相互促進。在此強調三個方面的要義。
一是堅定不移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我國在改革開放中，已經在千年之交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在成為亞太自貿區成員和WTO成員的基礎上，又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東盟十國簽訂了“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以此為基礎，我們還應積極和有關各方溝通、磋商，爭取加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的升級版（CPTPP）。積極參與按照高標準自貿協定形成重大的區域合作計劃，正是以高水平開放挖掘雙循環潛力，使內、外循環相互促進，通過開放來催化和倒逼國內的改革攻堅克難，合乎我國已有的實踐經驗，實打實地創新改革，求發展、圖強盛，在市場規則與國際慣例接軌的道路上，催化一系列的改革攻堅而解放生產力，引領雙循環新格局，實現高質量發展。
二是繼續降低外資準入和鼓勵本土企業“走出去”，這是實現全面開放、更高水平開放的應有之義，也意味著要在全球競爭中提高我們的產業水準和防控風險能力，并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等方面積極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共存、共榮局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形成了與全世界絕大多數經濟體“共享一條產業鏈”的外循環路徑，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不是閉關鎖國，而是為適應升級發展和對沖不確定性的需要，在增量上更多考慮內循環。具有主動權、支撐力的內循環，將使對外招商引資和本土企業在商品輸出、勞務輸出、技術輸出乃至資本輸出方面，更具有動力、配套條件和取得更高的成功率。
三是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海南自貿區和本土自貿區的建設，開創內外貿一體化、外向型經濟升級和內外互動的新局面。在新發展格局下，在以高水平開放催化、倒逼改革的進程中，我們要繼續培育強勁的經濟增長點。本土的自貿區從上海開始，應在多輪復制的軌道上繼續擴大覆蓋面；作為國家重大戰略部署的海南自貿區建設，要以打造世界最大體量自由貿易區為戰略目標，全面推進貿易自由化、投資便利化和金融、物流、經濟調控等方面的配套改革；粵港澳大灣區在推進一體化發展中，應以深圳打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為龍頭，以香港、澳門聯結的全球商業文明市場規則體系為標桿，積極打造強勁增長極區域；中國累計數十個自貿區，成百上千個各類保稅區、物流中心、開發新區等，應形成更加合理的全方位布局，支撐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并不斷推進內、外循環之間良性互動、相得益彰。
來源：《經濟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