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形成新發展格局是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作出的戰略決策，是事關全局的系統性深層次變革，需要從歷史與實踐的角度深入理解其深刻內涵。
堅持統籌推進國內經濟發展和對外經濟關系
新中國成立后，遵循“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原則，我們依靠自身力量建立起門類齊全的國民經濟體系，在此基礎上打造了一個比較暢通的國內經濟循環，堅定地走出了一條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并在極其困難和復雜的局面下，積極拓展對外經濟關系，為社會主義建設爭取了重要支持。一方面，新中國受到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的經貿封鎖。1952年8月，旨在針對社會主義陣營實施出口管制的“巴黎統籌委員會”建立了其在亞洲的分支機構——“中國委員會”，并制訂了專門針對中國的包含有295種物資的“貿易禁運清單”，一直持續到1972年中美關系正常化之后才停止。即使處在這種國際環境中，新中國仍然盡一切可能與西方國家開展經濟交流，20世紀70年代，與西方國家貿易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的比重已超過50%。另一方面，新中國與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建立起密切的經貿往來，有限度地加入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平行世界市場，獲得了開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急需的物資和技術支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采用出口導向型對外開放戰略，通過“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方式切入國際經濟大循環，在世界市場占領了一席之地。二戰后，美國通過布雷頓森林體系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建立起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經濟體系，不少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美國的經濟援助和貿易扶持進入經濟增長黃金期并積累起大量資本。到了20世紀80年代，一方面，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過剩資本和過剩產能迫切需要尋找新的市場，另一方面，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面臨如何快速發展本國經濟的命題。在此背景下，引進外資、進口關鍵技術和原材料、出口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最佳選擇。改革開放實踐證明，基于比較優勢的對外開放戰略有力推動了我國經濟增長。但是，由于我國企業并沒有深度切入研發設計和品牌渠道環節，只是在國際經濟循環中承擔原材料加工、簡單制造、產品組裝等低附加值工作，當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勞動力比較優勢不再明顯時，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便難以為企業帶來持續穩定的利潤流。進入21世紀，美國先后發生“9·11”事件和金融危機，全球經濟增長遭到重創，保護主義抬頭、內顧傾向上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進入深度調整期。在這種國際大環境中，過于依靠投資和出口已不能保持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消費需求的數量擴張和質量提升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
早在2006年和2011年出臺的“十一五”規劃和“十二五”規劃中，就明確提出對“兩頭在外”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進行調整，要求立足擴大國內需求推動發展，促使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向消費與投資、內需與外需協調拉動轉變。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推進對外開放的理論和實踐創新，在新發展理念指導下，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一個更高水平的開放格局正在形成。
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新發展格局決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仍是歷史潮流，分工合作、互利共贏是長期趨勢，各個國家的經濟聯系只會加深，不會削弱，開放也是我國的必然選擇和內在要求。“十四五”以及未來更長一段時期的中國經濟，必須把對外開放和對內開放結合起來，統籌推進跨境發展和國內經濟發展。
促進國民經濟各領域的循環暢通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開展物資資料生產活動需要具備兩種資源，一是生產資料，二是使用生產資料的人，即勞動者，兩種資源的結合就是生產方式。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的結合不是一個抽象的形式，而是要落實到具體的產業和空間載體上來，這就構成了產業經濟循環、區域經濟循環、城鄉經濟循環和國內外經濟循環等具體的經濟循環。
從理論層面看，新發展格局把各種具體的經濟循環作為了一個整體。構建新發展格局，就是以全球化的視野配置勞動力和生產資料，推動產業經濟循環、區域經濟循環和城鄉經濟循環的全球化展開。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就是要讓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更多在國內進行組合和搭配，構建更為強健、更為穩定和更為順暢的產業經濟循環、區域經濟循環和城鄉經濟循環。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是指勞動力和生產資料跨出國界進行組合和搭配，反過來又會通過各種渠道影響和改變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在本國產業間、區域間和城鄉間的結合方式，實現對外開放反推對內開放、跨境發展反推內向發展的良性互動。
從實踐層面看，形成新發展格局，需要通過推動產業結構轉型、調整區域經濟布局、優化城鄉經濟關系，來促進經濟社會各領域循環暢通，并在推進更高水平開放的基礎上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
一是以國際視野構建產業經濟大循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通過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以較低技術含量的工業產品參與國際市場，進入國際產業鏈的低附加值環節，由此融入國際經濟循環。隨著新科技的發展和產業組織形式的轉型升級，固守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不足以支撐國內國際大循環，但完全放棄勞動力優勢也不符合我國國情。為此，在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過程中，可以將產業分為普通勞動密集、技能勞動密集和技術勞動密集三種類型，并通過相應的政策妥善處理三類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關系。引導普通勞動密集型產業根據國內區域發展差距進行梯度轉移，或向其他人力資源豐富的國家和地區有序轉移；鞏固我國在重化工業、裝備制造、基礎設施建設等技能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既有優勢，在保證經濟安全的前提下進一步放開國內市場；積極引進高水平人才，促使高端技術勞動力與生產資料在國內結合，提升本土產業競爭力。
二是以國際視野構建區域經濟大循環。國內經濟循環是由不同的區域經濟循環構成的，要在有條件的區域率先探索形成新發展格局。要把構建新發展格局同實施國家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等政策銜接起來，在區域內部實現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多樣化結合，有效推動分工的廣度和深度。譬如，在京津冀協同發展過程中，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充分發揮各自優勢，推動北京總部經濟、河北制造業通過天津的港口物流更為有效地對外溝通；在長三角繼續推進區域一體化進程，加強東部沿海與內陸地區的經濟聯系；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注重在促進雙向投資、推動貿易便利化、構建新型合作模式、搭建多元合作平臺等方面積極探索；等等。
三是以國際視野促進城鄉經濟大循環。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在城鄉之間流動、組合和搭配，由此形成城鄉經濟循環。改革開放之初，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為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并迅速融入國際經濟循環提供了重要支撐，但也造成了城鄉二元對立。促進城鄉大循環，要改變傳統的城鄉分工格局，讓勞動力、技術、資金等要素在城鄉間順暢流動，形成更為多樣化的組合和搭配方式，創造更為豐富的經營模式和載體，讓城鄉居民的生產行為和消費行為真正融為一體。從勞動力的城鄉間流動來看，要加大進城務工人員的教育投資力度，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讓新生代進城務工人員盡快從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轉向技能密集型產業，形成新的人口紅利。從生產資料的城鄉間流動來看，著力引導城市工業和服務業中的生產技術、管理經驗等下沉農村，以更為開闊的視野推動三產融合和鄉村振興，提高農業的國際競爭力，建設聯系更加緊密、布局更為合理、分工更為明晰的城鄉共同體。
來源：《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