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無論是高教全球化的趨勢要求，還是高校發展的自身需要，“走出去”和“請進來”都已經成為國內高校健康發展的題中之義，國際正常交流也成為很多教師實現自身成長的迫切要求。然而，繁瑣而又苛刻的出國審批程序，往往會成為老師們頭疼不已的難題。
當廣大教師因出國難而“頭疼”的時候，高校間的國際化交流乃至國際化進程，也就迎來了一場“疾病”。正是為了治愈這場“疾病”，自2001年以來，教育部開始分批授予部分高校一定外事審批權，不久前又有49所高校獲得了這一權力。至此，教育部直屬75所高校已全部被授予一定外事審批權。
外事審批權的逐步下放，可以看作是教育主管部門針對教師“出國難”問題所開出的一副“藥”，然而，這副藥是否“對癥”？如果我們為這副“藥”擬訂一張“病歷單”的話，又該遵哪些“醫囑”呢？
病情 病癥
“要求出境人員提供緊密的日程安排，本是為了杜絕部分人員因公出境卻開小差、辦私事，但執行規定太過死板卻會造成經費浪費。如何權衡是個難題。”
權衡的難題
集中兩三天時間，終于把出差相關的章蓋完后，陜西某高校教師祖靜依舊愁眉不展。
《出訪日程表》要求教師提供每天具體的行程，包括上午參加什么會議、下午參加哪個小組的討論等。根據行程來買機票，如果是上午到達，那么下午就必須有足夠的會議安排，否則就只能乘坐下午的航班到達。
祖靜按照個人出境的習慣，選擇時間較好且票價最便宜的航班，從香港飛西安，票價700多元。但卻出現了一個問題——她要乘坐航班的出發時間是周一14點半，然而會議在周日下午就結束了。
資料交到國際合作處，很快就被打回來，因為根據規定，上午沒有行程安排，就必須乘坐上午的航班返回。可那天上午香港飛西安的航班，最早的也得11點半，而且票價將近4000元。當她把這個情況告訴學校相關人員，得到的回答是，“我們的原則，是時間大于金錢”。沒辦法，祖靜只能改成了上午11點半的航班。
“要求出境人員提供緊密的日程安排，本是為了杜絕部分人員因公出境卻開小差、辦私事，但執行規定太過死板卻會造成經費浪費。如何權衡是個難題。”祖靜無奈地說。
從波羅的海沿岸國家愛沙尼亞坐火車去俄羅斯圣彼得堡只要一兩個小時，窗外景致優美，觀景或小睡片刻即可到達。但是由于外事審批的限制，復旦大學教授白彤東無法把兩個行程連在一起，無奈之下，只好將兩個行程都取消了。
“一個邀請函就只能批一次出入境。”出發前，外事辦的規定猶在耳畔。這就意味著，盡管歐盟的申根簽證允許多次出入境，但像從愛沙尼亞到俄羅斯這樣，從申根國家到非申根國家，就無法回到出發國——愛沙尼亞。而出發前，若中愛往返機票已買，再做變動只會徒添困擾。
當然，解決的辦法有兩種——從愛沙尼亞飛回中國，再由中國飛俄羅斯；或者，從愛沙尼亞飛俄羅斯，再從俄羅斯回中國。但兩種辦法都不太靈活，原本一次經費可以完成的事，必須拆成兩次，反而滋生了浪費。
如果說審批造成了個人不便，那么，舉辦國際會議的審批則造成了一群人的不便。從前舉辦國際會議只需高校審批，如今必須通過教育部、高校兩道審批。需要提前一年進行預申報，半年正式申報，最后獲知批準與否的時間可能是臨開會的前兩三月，也可能因為某些原因被告知批不下來。
“可現實的問題是，一些國際會議無法在一年前確定下來，只能提前半年左右；臨會前兩三個月才通知會議沒有批下來，這時按以往流程，往往已邀請好海外專家，且訂好了機票，再去解釋、退票，又造成了不少麻煩與損失。”白彤東說。
然而，從沒有相關部門向教師解釋，為什么會議無法獲批，標準也是模模糊糊的，無形中給國際交流制造了不少障礙。而這些擺在教師面前出訪、來訪的障礙，才是眼下高校外事審批權下放最關注的問題。
藥品 說明
隨著環節流程復雜性的減少，學校可以更加通盤考慮問題，自主決定外事活動項目的范圍更大，對于一些一線教師來講大有裨益。
一線教師的福利之舉
所謂取得“一定的出訪來訪外事審批權”，意味著高校可以根據人事隸屬關系和人員管理權限，自行審批本單位除現任領導班子以外的人員因公出國和邀請外國人員來華事項。
面對前文所述高校教師不得不面對的外事審批流程復雜、耗時費力等問題，外事審批權的下放是否能夠對癥下藥，治標、治本呢？
“事實上，外事審批權下放并非一件新鮮事，很久之前教育部在部分直屬高校中就曾逐步下放過。總體來講，外事審批權的下放和其他權力的下放一樣，對高校的整體發展是有益處的。”教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馬陸亭介紹道。
據了解，自2001年以來，經國務院批準，教育部已經分5批授予了26所高校一定外事審批權，此次是第6批下放，下放高校數量遠遠超過此前5次的總和。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教育部國際合作與交流司的相關負責人也表示，49所高校同時獲批一定的出訪來訪外事審批權，工作力度之大前所未有，這充分顯示了進入新時代，我國進一步擴大教育對外開放的信心和決心。
在馬陸亭看來，一方面，權力的下放有益于高校進一步擴大開放，符合目前高等教育發展的趨勢、符合國家擴大開放的方向。另一方面，高校本身就是一個開放性、學習性、創新性組織，其中開放性是大學的天然屬性。因此，外事審批權的逐步下放，無疑為高校開放性進一步打開通路，有利于高校的辦學和發展。
對于外事審批權的下放，各高校普遍持歡迎的態度，并進行了積極準備。以哈爾濱工程大學為例，今年5月工信部國際司在該校召開了下放外事審批權調研會議，6月該校便啟動了承接準備工作。目前，哈工程已經完成了《哈爾濱工程大學教職工因公臨時出國管理辦法》的修訂、印發工作，正在完善其他有關制度規定。同時，為適應管理辦法和工作要求、提升服務效率，該校還對因公臨時出國審批業務流程進行了優化調整。
受訪中， 往返中美之間進行學術交流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郭英劍表示，目前高校對外交往越來越多，審批權下放將對簡化出訪來訪程序起到積極作用，進而有利于高校的對外交往和交流。“尤其近年來，人文社會科學與國外的交流越來越頻繁，外事審批程序的簡化無疑會促進中外文化之間的進一步交流。”
“以往由于程序環節復雜、時間消耗等問題，學校向上申報項目時會有一定的篩選，更側重大的、關乎學校整體發展的項目，可能不得不放棄一些教師個人項目。”馬陸亭說，外事審批權下放后，隨著環節流程復雜性的減少，學校可以更加通盤考慮問題，自主決定外事活動項目的范圍更大，對于一線教師來講大有裨益。
當然，權力下放帶來益處的同時，新的問題也會產生。任何一項政策的頒布，其引導方向和立意是好的，如何落實好，則是我們需要關注的問題。
配合 用藥
“高校建設服務型科研管理機制還在逐步推進。有些高校管理觀念太強，就會從管理角度出發，存在怕出問題、求穩、怕當出頭鳥的思想。”
提高服務意識 弱化管理思想
近年來，隨著簡政放權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實行，教育部將差旅、科研經費等管理權下放至高校，充分體現出政府職能從“管理型”向“服務型”的轉變，此次出訪來訪外事審批權的下放也不例外。但值得注意的是，衡量各項下放至高校的管理權是否執行到位的一個標準，是教師與科研人員是否感受到了更多便利。在西南交通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長閆月勤看來，這一點在高校特別是西部高校雖然改善了很多，但可能并不樂觀。她表示，目前最大的問題還是高校服務意識不夠、管理觀念太強，甚至還有官本位思想的影響。
“有些制度規定隱含著對科研人員與教師的不信任。‘堵可能的漏洞’意識比較明顯。”閆月勤以科研經費管理為例，“目前大多數科研課題申報或者立項時就要提供詳細預算，大到大型實驗器材，小到人員差旅費、人員經費、研討次數等等。但一個項目往往需要幾年時間，科研實踐中隨時都有變化，如果出現變化，就需要通過比較繁瑣的手續更改預算，浪費很多科研人員精力。”
在外事審批領域，與此類似的情況也有不少，如學校規定教師提前很長時間上報出訪來訪計劃，但很多學術會議和學術交流活動并不會提前很長時間確定具體日程，過于詳細的計劃上報不但不會給教師和科研人員對外交流帶來便利，還會造成一定困擾。
“高校建設服務型科研管理機制還在逐步推進。有些高校管理觀念太強，就會從管理角度出發，存在怕出問題、求穩、怕當出頭鳥的思想。”閆月勤說，如此一來，就會導致在制定學校科研管理相關政策時思想不夠解放，沒有真正從建設科技強國、建設創新型國家高度認識有關問題。
正所謂“外事無小事”，在外事問題上，任何一個細節問題都有可能帶來更大的影響。外事審批權的下放雖然減少了一定的環節和時間消耗，為教師、高校減輕負擔，但并不意味著放松。“高校在自主管理審批方面要足夠嚴格、規范，做到自律，把好每一道關。”馬陸亭強調，高校要在承接權利前首先做好配套制度、流程準備，建立起相應的規則、規范。
包括外事審批權在內的高校管理權的下放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循序漸進、逐步擴大。每一所高校外事審批權下放過程中取得的成果和進步，都會積累經驗，起到示范效應，對其他高校外事審批權下放產生一定的影響和推動作用，助力中國高校和高等教育開放性發展。
處方 建議
“科研工作主要是智力勞動，做科研就是做思想，越是高層次的科研課題就越需要有創新性科研思想，以及國際性的前瞻性眼光。”
科研管理應尊重智力勞動價值
不可否認的是，外事審批權是一套標準化體系，不論在學校層面還是上級教育主管部門層面。該項權利的下放誠如前文所言，會減少不必要的流程、節省一定時間、減輕教師申報審批負擔。但馬陸亭認為：“這里減少、減輕的項目內容，是在目前能力范圍內可簡化的環節，而其他涉及外方的手續、審批等可能依然比較繁瑣、耗時。這樣的問題，即便是在個人的出國簽證過程中也會遇到。”也就是說，權力下放雖是好事，但其中仍有許多不可抗的耗時、耗力因素存在，有些需要中外雙方協調共同解決。
而審批權的下放讓高校國際交流部門責任更加重大。“過去有上級部門把關，責任相對分散，但當學校作為‘最后一道關卡’時，學校、部處和學院無疑需要有更多責任感，甚至我們教師本身也要為對外交流項目負責任。但我相信隨著對外交流的廣泛和深入，學校、學院和教師都會很清晰地認識到自己的立場和位置。”郭英劍對此比較有信心。
對于外事審批權下放乃至研究經費審核等權力的下放，閆月勤提出建議，或許可以借鑒先進國家的管理方法，改變目前的過程管理現狀，充分相信廣大科研人員，通過寬松便捷的科研服務，將科研人員從繁瑣的事務性工作工作中解放出來，將全部精力用在科研中，產出更多高質量研究成果。“科研工作主要是智力勞動，做科研就是做思想，越是高層次的科研課題就越需要有創新性科研思想，以及國際性的前瞻性眼光。”閆月勤說，“科研管理要充分尊重并承認這種創新性科研思想體現的智力勞動價值。”
閆月勤認為，以上種種，都需要進一步增強高校科研管理隊伍的服務意識，變管理為服務，特別要改變一些管理部門和管理者官本位的思想，真正將科研人員看作服務對象而不是管理對象，政策制度的供給一切從服務科研工作角度出發，充分調動科研人員的積極性，最大程度讓科研人員專注于科研工作本身，保障他們產出更多高質量成果，在創新型國家建設中、在高校“雙一流”建設中做出更大貢獻，這才能真正解決現在的問題。
“總而言之，如今外事審批權的逐步下放，已經在涉及出國方的流程、環節中做出了優化調整，給予了學校更大的自主權，促進了高校教師的交流訪問，但仍有許多不可抗的耗時、耗力因素存在，等待未來進一步解決。”馬陸亭最后總結道。
摘自《中國科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