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轉化為辦好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的自信。”辦好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的自信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體現，也是其題中應有之義，因此辦好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的自信具有合目的性和合規律性之必然性。但必然性并不等于現實性，當前我們亟須從理論和實踐層面建立和踐行“四個自信”，這也是當前辦好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面臨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
光明日報教育思想版：辦好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的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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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自信引領發展方向
“沿著馬克思的理論的道路前進，我們將愈來愈接近客觀真理”。馬克思主義經典發展理論是以宏觀的唯物史觀為基礎，并融哲學、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為一體，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這也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自信的根本依據和要旨所在。同時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又具有發展性與包容性，能提供一種與時俱進、兼容并蓄、不斷深入現實的思想工具。新時代高等教育發展理論中國化，必須以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為指導，建立起“一個邏輯起點、兩種視角、三維框架”的理論體系：
一是將多樣性作為中國特色高等教育發展理論的邏輯起點，高等教育的多樣性是現代高等教育發展的一個最為普遍的現象，也是最為本質的特征，這既與現代教育的價值追求（滿足每個人的教育需求和社會對教育的需求）內在關聯，同時又是時代發展的要求。
二是以高等教育原理與國際比較高等教育兩種視角來相互聯系地為高等教育發展問題提供分析的“深度”和“寬度”。高等教育原理視角的分析“深度”更多的是揭示高等教育發展的普遍性規律。而國際比較高等教育視角的分析“寬度”則時常反映的是高等教育發展的特殊性，一方面可為發現高等教育發展的普遍規律提供案例國依據，另一方面它也可為發現特殊規律提供個案。值得注意的是，在進行國際比較借鑒時需充分考慮比較借鑒對象的可比性，而不能采取簡單的“拿來主義”，尤其要避免將高等教育立足中國國情和歷史文化傳統的一些正確的思想認識及實踐做法，在不可比或簡單拿來的所謂“比較借鑒”中，以“順應世界高等教育發展趨勢”的名義而改革掉。
三是以“發展理論——發展理念——發展實踐”建構三維分析框架，搭建好銜接高等教育發展理論與高等教育發展實踐的橋梁。高等教育的發展理論從理性思維領域，認識和把握高等教育發展變化規律。高等教育的發展理念則是主體基于高等教育發展理論，針對高等教育改革發展的實踐方向及其遵循的原則等而提出的發展主張，從而更具針對性、更為有效地引領和指導高等教育的發展實踐。需要指出的是，密切高等教育發展理論與高等教育發展實踐的良性關聯特別重要，因為只有當理論對實踐起到正確的引領和指導作用，中國特色高等教育發展的理論自信才能真正建立起來，高等教育發展理論的中國化過程才算真正完成。
道路自信形塑中國模式
高等教育發展理論和國際經驗都表明，世界一流大學建設并沒有現成道路和固定模式可循，先發國家如英國、法國等，其世界一流大學的建設更多的是內生于自我探索；而后發國家如德國、美國、日本等，則是在借鑒他國先進經驗的同時，通過自主創新，走出了一條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學建設之路。實際上，少有國家是完全照搬或模仿其他國家的世界一流大學建設模式而取得成功的。作為后發國家的中國，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建設無疑要在適當比較借鑒國際上世界一流大學建設先進經驗的同時，立足自主創新，在中國特色高等教育發展理論的引領下堅定不移地走本國的世界一流大學建設之路，這也是中國應有的道路自信。
事實上，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道路自信也為近二十年來中國的世界一流大學道路探索所取得的成績所證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等教育規模與質量取得跨越式發展，建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高等教育體系。2017年中國全球前500的大學共有12所，ESI學科數增加至617個，R&D支出達1.75萬億，國際科技論文總量與被引量均列世界第二。在“2018泰晤士亞洲大學排行榜”上，中國有101所大學上榜，中國高校在世界主要排名中位次整體前移，表明中國高等教育辦學質量和水平已開始沖擊世界水平，中國辦世界水平高等教育的第一方陣已開始形成。這些令世人矚目的中國高等教育的成績單，僅靠一味依附和模仿是得不來的，它與中國高等教育堅定道路自信，立足自主創新是密不可分的。
當今中國大學已經或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蘊含巨大創新潛力與活力。如構建新型的高校教學、學術委員會等組織在人才培養和學術事務中有效發揮作用得以踐行和彰顯；高等教育改革路徑的“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協調，改革動力上注重體制機制創新等，開創了獨具特色的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發展模式；還有，在中國大學以院校自主為核心的價值觀、以倫理為中心的知識探索、重視高等教育的社會使命等一些關鍵性特征，也為世界一流大學建設提供了具有中國元素的多樣化發展資源。特別值得提及的是，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道路的自主創新不僅體現在國家層面，而且在高校層面也受到政策的鼓勵。如2015年10月國務院印發的《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就指出“高校要根據自身實際，合理選擇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路徑”。可以預期，當國家層面的自主創新與高校層面的自主創新交匯在新時代，中國必將為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提供出極富時代價值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制度自信完善大學治理
大學的含義因時而異，因地而異，我們只有在不同時代、不同地點的具體環境里才能弄懂大學這些具體任務是什么。盡管許多大學制度正超越地域限制和意識形態壁壘，某些理念成為一種全球流動、與時代相適應的普適性理念，但由于高等教育的政治屬性、辦學主體、管理體制、撥款方式、組織形式等差異，制度建構需要因地制宜。一些制度的價值可具有相當的普適性，但制度建構必然是基于本土環境的特殊設計。比如在踐行“大學自治”理念的實踐中，法國實行“行政管理上的集權主義”，而德國傾向于“政治化的墨守法規”，英國大學“在國家體制中自治”，美國通過“分散控制和市場體制”管理大學，日本的大學則演化出“院校等級制度與雙重控制機構”。這種規范性與自主性相結合，普遍性與特殊性相依存的特征，充分揭示了大學制度與國家政治經濟的深刻聯系。
大學制度不僅植根于各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傳統之中，更是國家歷史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作為處理大學與外部、大學內部各種關系的規范體系，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在宏觀層面表現為政府宏觀管理、市場適當調節、社會廣泛參與、學校自主辦學；在微觀層面表現為黨委領導、校長負責、教授治學、民主管理。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的“中國特色”是中國特殊的經濟社會結構、制度環境，以及發展路徑的必然產物，這既是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的特色資源，也是在借鑒西方現代大學制度時必須正視的本土邏輯。
同時，大學制度還關乎時代發展，新時代的社會變革與轉型中諸多現實問題往往催生出制度創新。新時代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建設在于扎根中國獨特的政治經濟文化土壤，進一步理順大學與政府、大學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基于大學使命調整和完善大學的權力配置和利益平衡機制。具體而言，即逐步推進高等教育法治化進程，通過大學章程等契約形式厘定大學與政府的責任與義務，建立和完善學校理事會制度，進一步完善社會支持和參與學校發展的組織形式和制度平臺。堅持和完善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規范大學內部治理體系，強化依法治校，明晰黨政學職能的權力邊界及協調運行機制，形成大學依法自主辦學、政府監管問責、多元民主參與、權能集中平衡的中國特色大學治理體系。
文化自信鑄就大學精神
作為一個后發型國家，100多年來中國曾經嘗試過多種跟跑的高等教育發展方案，從仿日、學美、效法、學蘇，再重新到學美，幾經變遷、一路探索。實質上，中西“體”“用”的糾結恰恰反映了高等教育發展文化價值的矛盾沖突。由于中國近代科技發展的落后，使中國高等教育現代化的發展模式與建構路徑不可避免裹挾著文化認同和價值評價上的偏差。應該認識到，盡管西方尤其是美國擁有大量的世界一流大學，但絕不意味著所有世界一流大學建設的文化選擇都是或必須是西方化或者“美國化”，實際上一些非西方國家世界一流大學的多樣化探索并取得顯著成效，也說明世界一流大學建設的西方強勢不能作簡單化的文化歸因。
同時，世界一流大學的知識生產需要一個跨文化的理性視野，以便提供“世界性”知識所必需的公共理性和文化資源。因此，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建設絕不是以西方文化為自己的唯一標準，而需要更加兼容并蓄的文化包容、中外互鑒，尤其要注重挖掘和吸納本土的文化傳統，通過與時俱進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使之成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優秀文化資源和文化底蘊。以中國古典書院為例，有學者認為，古典書院所表達的普遍教育精神既是現代大學新教育精神創生的引導性媒介，同時也會經過精神的創造性轉化成為新教育精神的構成性基因。書院的研究高深學問的組織宗旨、“從游”的師生關系、博約結合的課程設置，以及問答研討的治學方法等方面，都深刻地影響了現代中國大學教學和科研的相關制度。
從這一意義上，世界一流大學建設的中國特色不僅源自本國當下的自主創新與現代大學發展方向的高度內洽，更源于文化傳統元素在當代中國境遇下的繼承與創新，并使這種繼承與創新在實踐過程中實現高度內洽。也只有將大學文化建設置于傳統與當代連貫相通的情境中，它才能彰顯出強大的生命力。需要特別提及的是，高等教育文化是社會主義文化自信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作為文化重鎮的旗艦大學，世界一流大學往往成為時代文化發展的風向標。因此，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建設既要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主動辨識優秀的傳統文化以更好地傳承，又要基于國際視野和未來取向完成文化的創新與整合，最終鑄就引領時代風向、風格鮮明的世界一流大學的中國精神。
（基金項目：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重大專項“新時代高等教育發展理論中國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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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理論依附的窠臼
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理論自信是相對于高等教育依附理論而言，源于其他社會科學的高等教育依附理論一個時期在國際上具有廣泛的學術影響，也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許多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高等教育發展政策和實踐。該理論依據其“邊緣——中心”的分析框架，提出處于邊緣的發展中國家的高等教育對處于中心的發達國家的高等教育的依附，主要體現在理論依附、心理依附、模式依附、知識生產依附、語言依附、人員依附等方面，而且這一依附現象在當今全球化背景下必將愈加嚴重和凸顯。
中國高等教育發展也在一個時期曾不同程度地受過該理論的影響。同時，一些國外高等教育發展理論（如馬丁·特羅的“高等教育發展階段理論”）也曾在近二十年對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產生過較大影響。應當說，對于國外理論適當的學習借鑒是必需的，但如果缺乏結合本國國情和歷史文化傳統的內化，甚至一味依附，勢必誤導發展方向。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必須走出理論依附、食洋不化、盲目借鑒的窠臼，真正扎根中國大地建構起新時代中國特色的高等教育發展理論，以更好地引領高等教育發展實踐，包括建構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建設理論來引領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建設的實踐方向，這也是高等教育發展理論中國化的核心旨趣。
摘自《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