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導報》，2014年7月7日
習近平總書記近日在兩院院士大會上強調，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最緊迫的是要破除體制機制障礙，最大限度解放和激發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所蘊藏的巨大潛能。
然而，關于創新的有些數據卻不甚樂觀。我國大中型企業科技創新研發支出僅占主營業務收入的１％，與發達國家５％的水平差距較大；科技成果轉化率也在低位徘徊。創新已不是一個新話題，國家為促進自主創新出臺了一系列支持政策，但企業創新動力依然不足，科研和生產依然“兩張皮”。
企業：為何對創新“不感冒”？
數據：《中國企業自主創新評價報告（２０１３）》顯示，高端制造、能源、電子信息、生物、節能環保等五大國家重點培育發展的行業企業中，研發投入比重均在２％－４％之間。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世界５００強企業的研發投入強度一般在５％－２０％之間。
作為直接參與市場競爭的市場主體，企業對新技術、新產品最敏感，對市場需求最了解，理應成為創新主體，而只有具有不斷創新的品質，企業才能脫穎而出。都說創新好，《中國企業自主創新評價報告（２０１３）》發布的數據卻實實在在地表明，企業的創新動力卻不強。
２０１３年年初，國務院明確提出，要培育發展一大批創新型企業，到２０１５年，基本形成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要實現這個目標似乎并不容易，企業為何對創新充滿惰性？
市場經濟環境下，企業具有逐利性，追求利潤和效率的最大化，市場導向是企業行為的動力。那么，當前的市場導向是否有利于企業創新呢？相關調查顯示，在家電、建材等多個行業，技術含量低、價格低的中低端產品更受市場歡迎。企業進行科技創新需要人力、資金等成本，創新產品因此價位偏高。在當前落后技術產品大行其道的市場環境下，創新產品的市場空間被嚴重擠占，“劣幣驅逐良幣”，企業缺失了創新動力。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金碚看來，長期以來低端粗放的發展模式是挫傷企業創新積極性的重要因素。過去３０多年，憑借廉價勞動力等要素資源優勢，“中國制造”在低技術層面就可以實現快速擴張。不創新就能活，而且活得還不錯，這使得企業對占據資源優勢形成路徑依賴，而對扎扎實實的技術創新缺乏耐心。
國家質檢總局負責人日前表示，今年一季度，東芝向全球召回問題洗衣機，卻繞開中國市場。在諸多全球性質的召回中，中國常常被排除在外。另一方面，我國出口到歐美市場的打火機、服裝等商品頻頻遭遇技術壁壘。這表明我國產品質量和技術標準仍處于較低水平。標準門檻低，企業不用創新技術就能進入市場，對落后產品質量的過度包容使得企業創新動力不足。
在當前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是創新的動力和源泉，知識產權保護是創新的必要前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技術經濟研究部部長呂薇表示，我國專利侵權懲罰力度不夠、執法水平和力量有限。沒有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企業創新成果得不到有效保護，“山寨”橫行，造成“誰創新誰倒霉”，創新動力被極大壓抑。
此外，出于ＧＤＰ崇拜、就業等考慮，有些地方政府對落后產能的過度保護，也使得企業對新技術“不感冒”。為化解產能嚴重過剩、淘汰落后產能，工業和信息化部分批公布了淘汰落后產能企業名單，但仍有地方政府對落后產能戀戀不舍。固守落后也能發展甚至還能獲得某些優惠政策，企業對于技術創新的積極性被大大削弱。
產學研結合：為啥３０年難題無解？
數據：我國全社會科學研究與試驗發展（Ｒ＆Ｄ）支出已突破１萬億元，占ＧＤＰ比重約２％。另一方面，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僅為１０％左右，遠低于發達國家４０％的水平，大量科研成果難以轉化為應用技術。
產學研如何結合可以說是一個“老大難”問題，早在上世紀８０年代，產學研結合問題就已被廣泛討論。產學研難題為何３０多年都未能破解？
企業技術研發投入低，大多數科研成果集中于科研單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表示，我國科技創新涉及兩大體系，一是國家創新體系，包括基礎研究、前沿技術研究、社會公益性技術研究，屬于知識創新范圍，研究型大學和機構是創新主體；二是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長期以來，這兩大創新體系各行其道，缺少銜接和協同，科技創新應用能力不強。
科技成果轉化的鴻溝在哪里？中科院青海鹽湖研究所科研管理處處長李發福分析認為，企業和研發機構屬于性質不同的機構，企業以獲取收益最大化為生存根本，往往過分追求“短平快”的項目，而研究機構則要通過論文、專利等科技產出作為評價標準，應用研究和科技成果產業化也難以被認可。如何在這些不同的評價體系中尋找共同點，是目前比較突出的問題。
同時，產學研合作過程中的收益分配機制問題也是產學研結合的重要阻礙。這既包括共同研發過程中產生的知識產權、有形產品的所有權問題，也包括在合作過程中共同申請的科研經費的分配問題。企業不愿意承擔技術風險，研發機構也不愿意承擔市場風險，如何解決合作各方利益分配以及分擔風險的問題也是一個難點。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李曉華表示，科技成果實現產業化需要以下幾個條件，足夠大的市場需求、科研成果轉化的順暢機制、完善的資本市場、良好的產業“公地”。對比這幾個條件，企業缺乏對技術路線的規劃和主導能力，而科研機構遠離市場，不少科研成果難以滿足需求；企業與科研機構之間尚未形成穩定的合作轉化機制。科技成果產業化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政府與市場：“兩只手”如何配合？
數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布的數據顯示，去年我國的ＰＣＴ國際專利申請量達２．１５１６萬件，首次突破２萬件，躍居世界第三位。除少數企業外，我國的ＰＣＴ國際專利申請有些是在政府鼓勵和資助政策的推動下產生的，而非企業的自覺行為。
在我國經濟當前經歷的換擋升級期，能否在經濟增速下臺階的同時，實現經濟增長水平上臺階，完成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關系著我國經濟的未來發展方向。
在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黃群慧看來，無論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還是經濟結構調整，都不是新提出的任務，而調結構效果并不顯著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國的經濟發展戰略一直沒有實現從要素驅動戰略向創新驅動戰略轉型。我國仍然是主要通過投資、勞動力、資源等要素的低成本的大量投入來驅動經濟快速發展，追求的是經濟發展速度。
向創新驅動轉型，制度創新勢在必行。中國企業評價協會會長侯云春表示，要進一步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讓市場在創新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在此基礎上發揮政府作用。調研發現，企業來自市場驅動的內在創新動力，遠比外部政府政策優惠激勵更為強大。因此，政府應簡政放權，下大力氣解決地方政府績效考核體系不合理、政府職能越位的問題，破除行政藩籬，讓市場自發形成倒逼創新的機制。
政府的主要精力應放在創造有利于自主創新的環境上。面對當前我國產品技術標準低、知識產權保護不力、產學研結合分配機制不合理的問題，政府應加強頂層設計，從制度上為創新提供保障。具體而言，我國應細化技術標準、知識產權保護等政策規定，在充分聽取企業建議的前提下，制定切實可行的政策體系，打通創新體系建設中的關節點。
此外，在某些市場失靈的領域，政府應充分發揮“有形之手”的調控作用。比如，對于共性技術平臺建設應加強支持。共性技術是指研發成果可共享并對整個產業或多個產業產生深度影響的技術。黃群慧認為，我國共性技術平臺的缺失，導致了企業技術開發成本大幅提高。共性技術可看作是公共產品，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很難解決供給不足問題，政府和行業協會應成為從事共性技術開發的主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