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救濟則無權利，無懲治則無職責，無良法則無法治。立法機關若連該立的配套法規都不能通過監督去促成，那必是法治的災難。《反壟斷法》利劍出鞘之際，卻面臨出師未捷身“將”死的尷尬，暴露出我們還欠缺獲得良法的能力和程序。
先賢亞里士多德的法治論，于當今中國被引用的頻度甚高。這或許源于我們這個深受人治之苦的古老國度，對法治文明有著別樣的期盼。亞氏云，法治應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是制定良好的法。
在缺乏現代法治傳統的中國，要讓億萬民眾信仰法律，就得首先讓民眾相信該部法律所體現的是公平與正義。換言之，它得是一部“制定良好的法”。古往今來，法律總與保守緊密聯系在一塊。尤其對于我們這個制定法國家，立法很難適應經濟和社會的飛速發展。落后于時代的新法成為網民詬病的對象幾成慣例。
最新的例證是《反壟斷法》。再過三天，這部被稱為“經濟憲法”也是被多數公眾寄予厚望的法律將正式施行。然而，隨著生效日的臨近，各種負面消息紛紛傳來。據7月27日的《法制日報》報道，歷經十三年方打磨出的這把寶劍，還未出鞘就居然要陷入無法執行的尷尬。據《反壟斷法》起草小組成員黃勇教授介紹，當初在制定草案時就計劃今年8月1日前要制定四十余個配套規則，但迄今為止，無一出臺。當然，這篇新聞報道也列舉了很多當前社會經濟狀況下《反壟斷法》實施的種種不易。其實在過去關于該法的各種評論中，那些不易已經被反復提到，如專業性和復雜性、機構之間如何協調、該法實施影響最大的將是誰，等等。最后，黃勇教授只好期待：《反壟斷法》的實施有賴于與市場經濟的互動，市場越成熟，《反壟斷法》作用越大。
但無論如何，從立法角度講，“無一出臺”的現實不是時間不夠或經費不足。《反壟斷法》的通過是在2007年8月30日的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上。這個時間距離法律生效日足有十一個月之久。相比起《物權法》和《勞動合同法》的半年過渡期，《反壟斷法》留給配套法規之立、改的時間要更為寬裕。
僅有八章五十七條的《反壟斷法》，在立法原則上有些類似于1986年出臺的《民法通則》。在“宜粗不宜細”的指導思想之下，條文中充斥著極具原則性的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立法官員曾指出，《反壟斷法》中包括壟斷協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以及控制經營者集中等各方面的規定都需要釋義性配套法規。吳邦國委員長在去年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中也曾提到：“現行法律需要制定配套法規的，督促有關方面盡快制定，正在起草和審議的法律草案要同時落實起草相關配套法規，力爭在法律通過后及時出臺。”
《反壟斷法》也再一次將“立法不作為”這一腐敗現象展露在我們面前。之前的《物權法》和《勞動合同法》也都存在“預備期內風平浪靜”的沉默。行政立法部門似乎已習慣了先讓缺胳膊缺腿的法律帶病在崗，然后再根據這部帶病之法產生的相關問題，拾遺補缺，定規立制。同樣地，《勞動合同法》施行之后，地方性立法和政府規章也還曾在一段時間里呈現出短暫的井噴現象。
看來，我們確有必要反思“過渡期”制度。如果“過渡期”是不必要的，那就直接讓法律從公布之日起生效。這同樣是常見的法律生效日的選擇。如果“過渡期”是必要的，配套規定則應在授權的時間內如期完成。問題是，現在相關部門沒有按照法律規定，在法律實施之前或至少是同期制定出相應法規、規章。這樣的立法拖延或“立法不作為”已成為一種現象，光靠全國人大常委會“督促”恐怕是無濟于事的。參照最近公布的兩份信訪新規，對“立法不作為”的相關部門，也應使之背負相應的責任，尤其是領導責任。法律授權立法而法遲遲不立，這本身就是腐敗行為。
無救濟則無權利，無懲治則無職責，無良法則無法治。立法機關若連該立的配套法規都不能通過監督去促成，那必是法治的災難。《反壟斷法》利劍出鞘之際，卻面臨出師未捷身“將”死的尷尬，暴露出我們還欠缺獲得良法的能力和程序。這不單單是《反壟斷法》的問題，而是整個立法的普遍問題。希望權責一致、開放民主的立法體制能夠早日完善，為良法之治奠定良法之基。(原載于《東方早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