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7月12日10:11 新華網
以往“只能賺取‘刀片利潤’的中國在國際產業分工中扮演的是‘打工者’的角色”，如今，中國還未完全做好產業升級的準備，而“打工者”卻越來越多，連這“刀片利潤”也要分別人一杯羹。
《國際先驅導報》見習記者任偉嬌發自北京最近，薇薇(化名)在Mango店買了三件衣服，“產地分屬三個不同的國家”。
就在買這三件衣服的半小時前，在H&M，她剛試穿過一條“孟加拉制造”的裙子、兩件“Made in Indonesia(印度尼西亞)”的T恤。
“沒什么好驚訝的”，薇薇去年在淘寶網買的那雙耐克原單“空軍一號”的標簽上早就印著“Made in Vietnam(越南)”了。
事實上，據耐克公司年報最新顯示的數據，2010財年，每100雙耐克鞋中就有37雙產自越南工廠的流水線，23雙出自印度尼西亞工人的手藝，另有兩雙來自泰國，一雙來自印度，只有剩下的34雙貼著“中國制造”標簽。
“這是十年來(耐克)首次非中國代工廠的產量超過中國，”廣東省東莞一家從事對外貿易的公司的經理接受采訪時說，“不過諸如運動鞋廠之類對勞動力成本十分敏感的行業，遷到東南亞，比如越南、印尼的情況早就出現了。”
持相同觀點的還有美國Sysco總部國際部的進口經理蔡灝，只不過他的回答更為明確：“中國產業(向國外)轉移從6、7年前就開始了。”
“非中國制造”變多
對美國自由撰稿人薩拉•邦焦爾尼來說，2005年發動家人抵制中國貨一年的嘗試讓“生活越來越麻煩，代價越來越大，”因為那時“‘進口’幾乎跟‘中國制造’是一個意思。”
不過可以預見，如果讓她再體驗一年“遠離中國制造”的日子，肯定比6年前“走投無路”的生活要輕松的多。因為薩拉可以花同樣少，甚至更少的錢買到同“中國制造”一樣“XX制造”的產品。
的確，在低端勞動力密集型企業的生產體系中，“非中國制造”和“中國制造”并沒有太大區別。
所以當店家信誓旦旦地推銷“越南產的現貨正品”時，薇薇義無反顧地以“難以想像的低廉價格給老爸訂了兩件TOMMY HILFIGER全棉圓領短袖T恤 ”。
事實上，除了衣服鞋襪等日常用品行業，諸如IT、汽車、電子等OEM零部件代工領域，中國也正在逐漸喪失“世界工廠”的位置。
2010年6月，富士康國際董事長兼行政總裁陳偉良稱，在考慮將部分廠房搬到內地北部的同時，也考慮搬往印度和越南。
2011年4月，臺灣勝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表示計劃在越南北部北江省投資1億至1.5億美元建廠，新建工廠將給蘋果iPhone和iPad生產觸摸屏，而且并不否認“在成本壓力下大陸工廠減產或外遷的可能”。
就在上個月，三菱重工表示，將增加對印度市場的關注度，增加與印度企業的合作并討論在印度本土進行汽車制造機械的生產。
7月2日路透社以“中國的一些美國廠商不堪成本壓力 回國辦廠”為題介紹了一批從中國制造變身為“美國制造”的企業。而波士頓咨詢公司的高級合伙人哈羅德•西爾金兩個月前就表示“未來五年，在美國銷售的企業會減少在中國投資，大家將看到越來越多的產品是美國制造。”
不比“美國制造”便宜多少
幾乎所有接受采訪的經濟學家都認為，這種產業轉移是中國喪失低成本競爭優勢的產物。
“隨著近年來勞動力工資不斷提升，人民幣升值、通脹壓力的加大，企業開始把工廠轉移到生產成本更低的地方。”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國際經濟系主任劉元春分析說。
而哈羅德•西爾金則直接算了一筆賬：考慮美國相對較高的勞動生產率，上海等地工人工資，僅比美國一些人力成本低的州便宜30%。由于工資在總成本中占約20%～30%，在考慮庫存和運輸之前，中國制造只比美國制造便宜10%～15%。
另據國際勞工組織統計，從購買力平價看，越南工人工資是85美元/月，印尼是148美元/月。而截止到2011年3月末，中國月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是深圳市，為1320元，按照當前匯率計算，約合190美元。
雖然只列舉人力成本未免有失偏頗，但對于需要支付工資的企業來說，這組數字所帶來的沖擊無疑是巨大的。因為“只付最低工資是根本招不到人的……更何況現實情況是在大幅增加工資的情況下，招不到足夠人手的企業依然很多。”上述廣東東莞那家外貿公司的經理這么說。
除了薪資期望較高，“招不到人”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14～65歲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逐年下降。據2011年4月28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11月1日零點，全國14～65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74.53%，比2000年下降8.20個百分點。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長巴曙松認為，老齡化的嚴重程度和后備勞動力的緊缺程度，實際情況都遠比預測更嚴重，中國勞動人口存量將于2015年前后開始下降。
這意味著在中國會有越來越少的人進入勞動大軍。
不過，除了勞動力，“基礎設施、市場容量，扶持政策，還有上下游產業鏈的狀況都會影響產業轉移。”劉元春進一步分析說，“從這個角度上說，中國的制造業具有更大的優勢。首先，中國市場巨大，其次，中國的產業鏈基礎比較完備。這就是一種大國效應。”
花旗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沈明高顯然持有相同的觀點，“由于基礎設施不夠完善，且國家規模較小，越南、柬埔寨基本沒有能力吸引某個行業產業鏈的整體搬遷。”
實際上，回顧歷史，耐克代工廠的生產基地的“外移潮”早已不是什么新鮮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同樣是由于勞動人口不足且工資上揚等原因，耐克公司決定將其運動鞋的生產基地從當時的韓國、中國臺灣移至中國內地。
“當耐克從臺灣轉出的時候，臺灣的代工廠也開始積極擴展海外生產據點，同時把高端產品的生產、設計、研發部門留在了臺灣，”興業銀行資深經濟學家魯政委介紹道，“企業從高產業梯度地區轉移到低產業梯度地區是很正常的現象，低端勞動密集型產業已經開始從中國向外轉移，中國也完全可以將這次‘外移’當做產業轉型的契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