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鋼經驗”
武鋼“走出去”的成績，為其他正在實施“走出去”戰略的大型央企提供了一些成功經驗：
深刻領會并執行國家政策，配合國家部委，準確把握時機。武鋼的海外資源戰略決策緊扣國家產業結構調整、轉變發展方式、走出去戰略的政策要求，又結合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實際需要，把握世界金融危機機遇，與國家發改委、商務部、外交部、國家開發銀行等通力配合，在別人不敢下手的時候成功抄底。
不僅僅走出去拿礦，還謀求管理權。對國外的礦山資源母公司投資獲得部分股權，另外在母公司下面就礦產項目成立合資公司，在項目公司再拿部分股權。這樣既可拿到礦產資源，又可參與管理規避風險。如公司購買加拿大CLM公司股份，獲得一名董事席位，另外與CLM下屬礦產項目成立合資公司，獲得項目公司一名副總經理和財務總監職位，武鋼的三名高管直接參與公司經營管理。
打破礦業投資理念，實現權益形式靈活多樣。為了打破國際鐵礦石巨頭的壟斷，武鋼采取了購買礦權、股權，合資、獨資、參股等多種經營方式，以增大合作投資成功的幾率。對上市公司盡可能收購其股份，讓股票溢價；不能控股的海外公司積極參股；在可能謀求控股的礦產區塊尤其是低成本區塊盡量謀求控股。
在海外投資中借助中介機構快速切入陌生的海外市場，避免走彎路。武鋼規劃發展部經濟管理研究所所長鄧果宇說，中外市場和文化差異大，為了解國外市場、文化、法律、企業組織形式等，武鋼聘請國際知名的投行、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如摩根、瑞銀、安永、德勤等進行咨詢，知彼知己，避免了不可預料的風險。
在一些國家大型礦山的國際合作遇到阻力的情況下，靈活地選擇中小礦山為突破口，以增強中方在談判中的話語權。盡管中國收購在海外遇到政治經濟輿論壓力，但海外市場也不是鐵板一塊，在國際金融危機中處于破產邊緣的中小礦山，海外投資的價格更便宜、成功率也更高。
《瞭望》文章：構建“走出去”制度防火墻
管控海外投資風險，完善政策層面的對外投資促進體系是制度基礎
近日，畢馬威公布的《世界級的夢想：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現狀和反思》報告顯示，新世紀以來，中國企業表現出強烈的“國際化動機”。在接受其調查的對象中，高達96%的中國大型企業表示有繼續對外投資的計劃，超過84%的小型企業則表示會有更多的對外投資活動。
與這種火熱的“走出去”熱情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政府服務和支持企業“走出去”的意識仍然薄弱，缺乏較為明確和系統的制度保障。如果和已經比較完善的引進外資體系比較，對外投資的相關體系還比較薄弱，有些領域甚至是空白。
“完善對外投資促進體系非常迫切。”采訪中，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直接投資研究中心主任盧進勇向《瞭望》新聞周刊表示，“十二五”期間，中國海外投資的規模必將迅速增長，因此，企業對一套完善的對外投資促進體系的渴求也愈加強烈。
擋不住的“走出去”熱潮
在“十一五”規劃中，中國每年的對外投資額定為120億美元左右，5年的海外投資總計600億美元。而實際情況是，2010年一年的對外投資額即有望達到600億美元。
“這并不讓人意外，因為一國所處的投資階段與該國的人均GDP密切相關。”采訪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副部長趙晉平告訴《瞭望》新聞周刊，總體上的一個規律是，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4000美元時，就進入了對外投資的高速增長期。
“2009年中國的人均GDP達到了3679美元，預計到2020年，在正常情況下將達到5000美元～6000美元。因此，中國對外投資的實力將會進一步提高，對外經濟的發展將從以商品輸出為主的階段逐步走向商品輸出與資本輸出并舉階段。”
盧進勇也有著類似的觀點，他提供的一份統計表格顯示，全國31個省區市中，人均GDP處在對外投資加速發展階段的省區市，已經達到了80%左右。“這說明中國已經進入了對外直接投資高速發展的階段。”他說。
基于這種情況，對于“十二五”期間的中國對外投資，不少業內人士都表示將可能出現巨大的飛躍。在日前舉辦的第二屆“中國對外投資合作洽談會”上，中國產業海外發展和規劃協會常務副會長范春永估計，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在2013年可望達千億美元，存量可望達5000億美元的規模。
不過，這僅是保守估計。在盧進勇看來，從1999年到2008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年平均增長率達到了80.43%。2009年，盡管遇到了嚴重的經濟和金融危機，全球外國直接投資下降了37%，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卻逆勢增長1.1%，達到了565.3億美元。
“因此，如果按未來每年增長30%的速度計算，2015年我國的對外投資額將達到3000多億美元。”他談到，“即使按10%的年增長率來測算，到2015年，依然能夠達到1089億美元，從近年來的數據來看，這個數額在世界上也能排到前五名。”
“現階段，經濟運行面臨的內外部環境要求中國加大對外投資的力度。”對于這種趨勢，商務部研究院國際投資研究中心主任邢厚媛給《瞭望》新聞周刊的解釋是，從自身發展看，無論是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優化資源配置，還是轉移過剩產能，保障海外資源供給；或是規避貿易壁壘，減少貿易糾紛，保持國際收支平衡，緩解通貨膨脹和人民幣升值壓力，都要求中國企業加快海外投資的步伐。
“新手”闖天下風險重重
然而，前景雖然光明，但海外投資的結果也是喜憂參半。而且，中國企業大多仍處于中、低端行業，企業的國際化經驗不足、管理人才缺乏，距離真正意義上的跨國公司還有較大差距。對此，受訪專家分析，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同國內投資相比，海外投資的風險和挑戰都遠遠超出中國企業的想象。”
在當前后危機時代，全球經濟面臨再平衡問題，各個國家對于海外投資的監管有進一步增強的趨勢。聯合國貿發組織發布的《2010年世界投資報告》就指出，2009年各個國家采取的外國投資政策共計102項，其中31項趨于收緊外國直接投資的監管，由此產生的國家投資糾紛也在增加。
“更加關鍵的是，一些國家的法律規定并不明確，因此在決定是否允許國外投資進入時，人為因素占主導作用，大大增加了不確定性。”邢厚媛指出，除此之外，匯率變動、文化差異等風險也同樣不容忽視。
除了外部因素，受訪專家更加關心來自于企業自身的原因。“雖然從正式提出‘走出去’戰略已有10年的時間，但實際上直到2004年，我國企業進行對外投資才有一個相對完整的政策環境，在‘十一五’期間才算正式開始。因此就海外投資而言，中國企業是不折不扣的‘新手’。”趙晉平如此表示。
而“新手”自然就有“新手”的弱點。“積極性很高，但許多企業并沒有周密的國際化經營戰略。”邢厚媛提到，幾年前她曾作過調查，盡管有海外投資計劃的企業很多，但真正在走出國門之前就已經建立起一整套國際化戰略方案的企業不到3%。
盧進勇在和企業打交道時也發現，一些民營企業海外投資往往沒有市場調查和論證，“走出去再說”，“不少企業老總喜歡往海外跑，看到項目就想投，對外投資完全憑感覺。”而一些國有企業，由于投資決策機制和管理體系的落后，海外投資成為政令式決策，在選擇項目、地點、合作伙伴、經營策略的制定、人事安排、執行及監督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問題而投資失利。
除了決策中的盲目，更大的缺陷則是跨國經營能力的不足。“一大主要障礙是缺乏擅長國際化經營的高層次、綜合性的經營管理人才。”趙晉平表示，我國企業由于從事跨國經營活動起步晚、發展快，因而對人才的培養跟不上企業發展的客觀需求。不僅如此，人才流失的現象也大量存在，導致上述現象雪上加霜。
完善制度三大側重點
對于中國企業“走出去”面對的挑戰和風險，多位受訪專家不約而同地將眼光投向了對外投資促進體系的制度建設上。“目前的海外投資促進體系還僅僅是一個雛形。”盧進勇認為，盡快完善當前我國對外投資促進體系，應當主要從以下三方面入手。
其一，健全保障制度體系。“系統健全的立法體系是保證海外投資戰略得以順利實施的根本和保障。”盧進勇談到，迄今為止，我國尚未出臺一部系統的、既符合國際規范又符合我國國情的《海外投資法》，還沒有形成完善的對外投資的法律體系。現行的有些法規不僅頒布時間較早，而且門類殘缺不全，難以適應當前企業海外投資的需要。
此外，各項法規又分別由眾多管理部門制定發布。這些產生于各部門管理權限和目的之下的政策法規難免有不銜接甚至相互抵觸之處，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海外投資混亂無序的狀態。
為此，受訪專家建議，一方面，著眼于國內，首先應制定一部符合國際慣例和我國國情的《海外投資法》作為調整境外投資的基本法。在此基礎上，根據海外投資實踐，及時補充境外投資法的實施細則及其他的單項法規，如《境外投資企業所得稅法》、《對外投資保險法》等，徹底改變我國企業海外投資無法可依、無章可循的局面。
其二，完善管理體系。“在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管理體制中，多頭管理一直是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盧進勇介紹，目前的情況是，主要由商務部、發改委負責，國家外匯管理局、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國資委協助管理。
在這種多層次的管理體制下，表面上各部門各司其職，但實際上職能交叉，管理內容重疊。各部門從各自的管理權限和部門目的出發，制定出各自的管理辦法，同時又缺乏一個權威機構來負責統一協調，在實際操作中往往造成混亂，極易產生矛盾。
他坦言，由此所造成的一大影響就是，企業一個境外投資項目往往要經過多個部門審核，審批環節過多，且個別環節存在重復審核和審核標準不一致的現象。這些繁瑣的審核手續，往往貽誤了企業對外投資的時機。
受訪專家認為，應盡快統一海外投資的審批標準，使審批內容更具合理性。應進一步簡化審批程序，減少審批內容，提高審批效率。從更加長遠的角度看，應設立一個統一的獨立管理機構如對外投資委員會，在宏觀層面上統一領導和協調組織全國的對外投資活動。
其三，加強服務支持體系建設。“海外投資，企業面臨的最大難題往往是信息不靈。”在盧進勇看來，這是當前最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多位受訪專家指出，當前在信息服務方面，我國主要依靠駐外使領館提供一些有關駐在國的宏觀經濟、市場需求和基本的法律框架等方面的信息。這些商務信息一般都直接反映到中央有關部委，按行政隸屬關系再向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傳遞，基本上是一條單向、封閉的路線。而我國市場化的信息服務，也處于較低的水平，搜集的信息比較零散，缺乏整理加工，很多信息的價值沒有充分發掘。
“融資難”，也是受訪專家一直強調的問題，而其背后，則是國家嚴格的外匯管制。趙晉平提到，近年來，為了適應我國境內投資者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和跨國經營的需要，外匯管理局逐步放寬了對境外投資的外匯管理。但是，企業“走出去”的融資擔保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國家對境外投資企業的資金籌措和貸款擔保仍限制得過多過死，極大削弱了海外投資企業的國際國內融資能力。
專家建議，應加大支持力度，豐富支持手段。在金融支持政策方面，拓寬企業的融資渠道，放寬貸款擔保限制。重視發揮商業銀行的作用，鼓勵銀企合作。在財稅政策支持方面，國家應該盡快設立海外投資發展基金、中小企業海外產業投資基金、對國家利益有重大意義的產業投資基金等，建立與完善我國的基金支持體系。
在信息咨詢和技術援助方面，國家有關部門要定期發布國別投資環境報告，盡可能提供有關國家的政治、經濟、技術、法律和社會文化等信息；建立對外投資國別地區項目庫和有興趣進行海外投資的企業信息庫，為企業尋找合作伙伴和投資項目提供服務；進一步了解企業的需求，聯合駐外使領館和國際商會分支機構形成龐大的信息互動網絡，并加強對信息的整理和提煉，保證信息的時效性和準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