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過去5年是‘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綱要’啟動和全面布局的階段，那么，未來5年就是關鍵時期和攻堅階段”
十七屆五中全會審議并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第十二個五年規劃(2011-2015年)的建議》(下稱《建議》)強調，要“堅持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支撐”。那么，作為“重要支撐”的科學技術，“十一五”期間的表現如何？“十二五”期間又會有怎樣的表現？“十二五”科技發展規劃有哪些新的考慮？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元教授就相關問題接受了《瞭望》新聞周刊的專訪。
“2008年我們啟動了‘十二五’科技發展規劃的調研，同時也啟動了對‘十一五’科技規劃的評估?？偟目矗?lsquo;十一五’完成的情況比較理想。可以說是我國科技發展最活躍的5年。”長期從事科技發展戰略研究并參與制定科技發展規劃的王元對“十一五”科技規劃的執行情況作出這樣的評價。
未來五年“具有決定性意義”
今年是“十一五”收官之年。回首即將過去的5年，我國以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重要支撐，取得了一系列輝煌成就——
載人航天與月球探測相繼取得成功、國產新支線飛機首次翱翔藍天，特高壓輸變電設備、百萬噸乙烯成套裝備等重大技術裝備實現自主制造，高檔數控機床、極大規模集成電路、“核高基”(主要指核心電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基礎軟件)等關鍵領域取得重大突破，國家16個重大科技專項喜報頻傳。近日，我國主導的“新一代寬帶無線移動通信網(TD)”被國際電信聯盟最終確定為第四代移動通信(4G)國際標準，為我國由通信大國向通信強國邁進帶來了歷史性機遇。在高性能計算機、電動汽車、載人潛水器、重大傳染病疫苗等一系列高技術和產業化領域，中國科研人員突破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成就舉世矚目。
但我國科技事業在取得長足發展的同時，還有很多關鍵的問題亟待解決：整體核心競爭力還很弱，很多關鍵技術還受制于人，先導性戰略高技術領域科技力量薄弱；總體上，我國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經濟發展技術含量并不高，重要產業對外技術依賴程度仍然較高，影響自主創新的諸多體制機制障礙依然存在。
我國經濟總量已列世界前茅，但長期形成的結構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長方式并未根本改變，經濟發展整體上還處在“要素驅動”而非“創新驅動”階段。始于兩年前的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更使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凸顯。
“從科技的角度講，如果說過去5年是‘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綱要’啟動和全面布局的階段，那么，未來5年就是關鍵時期和攻堅階段。”王元強調說，“從戰略部署、資源配置、環境營造、隊伍建設等多個方面看，未來5年都具有決定性意義。”
宏觀背景發生變化
王元分析認為，金融危機暴露了全球經濟結構性的矛盾，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每個國家都不能獨善其身，無論是產業結構變動，還是金融市場重組，都會對全球經濟中的各個國家產生或直接或間接、或輕或重的影響。中國進入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之后，經濟增長依然保持高速，在“十一五”規劃即將結束的2010年第二季度，中國經濟總量超過了日本，這意味著中國開始走上趕超美國的道路。“這是很重要的兩個背景，考慮中國經濟總量和貿易狀況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制定‘十二五’規劃，特別是科技規劃就顯得非常重要。”
但王元也表示，與“十一五”相比，“十二五”規劃的宏觀背景發生了很大變化。僅從科技角度看，“第一個不同，就是我們把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作為科技發展的重點。”王元認為，應對氣候變化的本質是發展價值觀的轉變，從過去追求大規模、大批量、大量消耗為生產消費的選擇，轉變為更多考慮在不可再生資源利用基礎上實現可持續發展。
“宏觀層面上的第二個不同，就是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成了一個迫切而現實的問題，盡管這個問題提出得很早，但是在‘十二五’期間，要想在下一個十年獲得持續和高速的發展，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就更加迫切了。”
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是，中國的發展是在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的頻頻警示下“帶傷作業”。以“十一五”的開局之年為例，那一年，中國消耗了世界上40%左右的煤炭、50%左右的水泥、60%左右的鋼鐵和70%左右的油氣，卻只創造了占世界5%左右的GDP，單位GDP能耗在世界平均水平的5倍以上。節能減排、治污降耗，加快產業結構調整，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成為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使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更加迫切。”王元強調說。
在他看來，在國際金融危機不斷侵入我國實體經濟之時，自主創新已成為抵御風暴沖擊、解決經濟運行深層次矛盾的主要途徑。“中央政府明確表示要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和建設創新型國家作為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環節，體現了中國在發展方式轉變方面戰略性的變化。”
圍繞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從政治、經濟方面講，沒有自己的核心技術就永遠處于被動的地位。自主創新實際上是國家的自主，是站在整個國家利益上的自主，是代表國家自立于世界之林的自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鄔賀銓說。
“在十二五科技規劃的制定過程中，我們廣泛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同時也強調了部門之間、地方之間、部門和地方之間的協調。”王元告訴《瞭望》新聞周刊，在制定“十二五”科技發展規劃中，圍繞調整結構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著重考慮了以下幾方面問題：
一是把支撐和引領發展方式轉變作為主線，在科技布局的思路上、重點任務的確定上、關鍵技術的選擇上做文章。具體包括，把實施國家科技重大專項的實踐、產生一批標志性產品放在優先發展的位置上；突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科技布局。
王元介紹說，從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的角度看，16個重大專項都會對目前的產業結構產生重要影響。比如在新能源、大飛機制造等方面，會產生新興的產業部類，對其他產業部類的帶動性很強。在這樣的發展過程中，對經濟結構調整會產生明顯影響。
國家已經公布了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規劃，這個規劃實現的重要基礎就是要逐漸形成一種技術體系、形成技術體系發展所需要的技術標準以及由此提出的一些關鍵技術。在每一個產品發展的過程當中，都有不同的技術選擇，關鍵問題是怎樣刺激市場的需求，由不同的投資主體選擇更容易被市場所接受的技術。
王元表示，“我國提出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這是決定我國在未來國際競爭中占有什么地位的重要舉措。在‘十二五’規劃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
二是“十二五”科技發展規劃還特別提出了科技惠及民生的問題。“這個問題在以前歷次科技規劃中有所忽視，在‘十二五’規劃中被作為單獨的部分突出出來。”王元說，這部分內容涉及國民健康、衛生、社會信息化、城鎮化、綠色城鎮建設、城市垃圾綜合處理、城鎮新能源、智能交通等。特別重要的是強調科技創新和科技進步在為社會提供新的就業崗位方面的作用。
“中國在‘十二五’期間會有超過50%的人口進入城市，這就涉及到諸如城市帶的科學規劃等問題，包括交通線路的改變、城市緩沖帶的建立、土地集約利用、組團布局等科學問題；同時還要考慮針對不同城市類型如巨大城市、特大城市、中等城市、城鎮的供水、供電、交通、垃圾處理等問題。另外，技術體系的建立和技術裝備的研發，都是‘十二五’期間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王元告訴本刊記者，在“十一五”科技發展布局的基礎上，“十二五”更多強調技術集成和技術體系的建立，還有綠色建筑問題，包括從建筑材料到建筑設計、采暖、通風、照明、安全系統等諸多方面，都有很重要的技術問題需要部署。如“十城萬盞”(用LED做公共照明)、“十城千輛”(大規模推動清潔能源汽車)、“金太陽工程”等惠及民眾的科技項目，‘十二五’期間會繼續推廣。
全力推進國家技術創新工程
氣候變化是規劃考慮的又一重要方面。應對氣候變化是未來五年科技發展過程中的一大問題。“其中很現實的問題就是節能減排，重要的是對傳統產業的改造。”王元說，“十二五”科技規劃中，對傳統產業改造、節能減排技術、產品研發和工藝研發能力方面作出了部署。比如冶金方面的綠色流程技術、能源方面煤制氣技術、生物質能源、風能和太陽能關鍵技術的攻關、節水農業等。
伴隨著“兩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示范城市的創建，可持續發展實驗城市會選擇比較重要的行業部門，發展循環經濟的技術體系。比如在化工方面，在城市附近大型禽畜養殖場、農村地區的生物質能源等方面，將通過示范的方式實施一系列循環經濟的工程；也會在不同的城市和行業搞試點，如青海的鹽化工試點。對區域發展，“十二五”規劃從科技資源配置等方面也給予了充分考慮，如對水域治理、區域性氣候響應技術體系建設、氣候變化帶來的區域植物生長周期改變等問題都作了研發部署。
王元說，“十二五”規劃把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包括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放在了規劃的重要位置。在未來五年中，要改革現有的計劃管理體制、預算管理體制、項目管理機制和評價制度等；在改革過程中，比如計劃體制的改革，在著力培養中國科研院所、大學特別是企業的創新能力的同時，把進一步加強與國外的合作放在了重要位置上，提高院所的國際性，使得大的科技工程有更多國家參與。
在國家創新體系建設問題上，“十二五”將全力推進國家技術創新工程，包括創新企業建設、行業內產業技術聯盟的建立和創新型城市建設，并充分發揮它們的示范作用。目前已有600多家創新企業，十幾個創新城市，“十二五”期間要按照一
定標準逐漸推動。比如創新城市，就要加快實現從過去投資驅動、要素推動向創新驅動轉變。
關于加強科技研發服務體系即中介服務體系的建設，王元向本刊記者強調說，科技成果轉化很大程度上需要解決研發者、投資者、消費者之間信息高度不對稱問題。“不同的研發服務組織有不同的作用，如生產力促進中心，企業孵化器等，過去建立了很好的基礎。在‘十二五’期間，一個基本的想法是使遍布全國、深入各個行業之間的研發服務體系在政府支持其發展的同時，更多利用市場機制(比如競爭)促進它朝著專業化方向發展。
“十二五”期間，將繼續支持企業提升自身創新能力，支持企業建立自己的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研發機構，同時面向中小企業，通過研發服務組織的完善，為中小企業研發活動提供平臺。資料顯示，截至2009年底，我國依托工業企業建立了127個國家工程中心和636個國家級企業技術中心、5011家省級企業技術中心，企業發明專利申請數已占到國內發明專利申請總數的50.7%，在轉型升級和核心競爭力上邁出了堅定步伐。“十二五”期間，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技術工程中心會在企業中進一步建立。另外，將繼續采取措施，促進產學研之間的結合。
王元坦承，盡管我們提出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但這將是一個長期艱難的過程。“不是說，‘十二五’制定了規劃，到了‘十三五’就解決了。因為過去的投資、出口、低廉的勞動力等拉動經濟的主要動力依然很強大，導致企業創新動力不足。一些部門壟斷格局形成后，對企業創新動力產生很大影響。‘十二五’對企業的刺激力度很大，現在國家863計劃有將近40%是企業牽頭或參與，國家科技支撐計劃超過80%是由企業參加的。稅收激勵也很強，但現在看，政策落實情況不太好。”
王元分析認為，改革開放30年，中國對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科研院所的改革有很大成效，突破了過去科研院所“鐵飯碗”和經濟部門分割的狀態。“下一步改革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要明顯增強大學和研究機構主導自身研究方向的能力。因此在國家創新體系設計中，包括國家科技計劃管理改革中，明確要增加院所和大學穩定投入的比重，不是讓大學和科研院所整天圍著項目、課題開展研究，而是要通過經費支持方式的變化來提高研發機構主導自己研究方向的能力和開展自由探索、自主選題的能力。”王元強調說，“這個改革不是科技部一家的事，涉及到很多方面改革的問題，協調起來有一定難度，需要加強各部門之間的共識。”
首次單列人才隊伍建設
人才隊伍建設作為單獨的一個部分，是“十二五”規劃有別于以前歷次五年科技規劃的一大特點。“過去的規劃中，關于科研隊伍建設都是政策措施的重要內容之一，而這次在文本上單列出來，一方面與國家人才規劃有關系，更主要的是突出了人才的作用。”據王元介紹，規劃還特別關注改變企業的勞動力配置結構。現在，中國萬名從業人員中，研發人員比例只有萬分之三十二，和發達國家差十幾倍。“鼓勵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才到企業中，對增加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極為重要。另外，在培養國內人才的同時，我們還要廣泛吸引國際人才，培養領軍人才。”
關于政策設計問題，王元認為，“十二五”科技發展規劃的政策設計有理念上的變化，“更多重視對于需求的刺激，即對創新的市場需求的刺激。通過政府采購、示范工程、價格補貼、稅收等優惠措施來刺激市場，使得創新產品盡快進入市場，形成大規模消費，使初期進入市場的產品成本下降，使之具有真實價格，并最終取消這些優惠。”
“十二五”科技發展規劃對基礎研究高度重視，要求提高對基礎研究支持的比重，重視知識體系發展。“十二五”規劃會對隨產業發展提出的技術科學問題給予相當關注。
有關部門的統計顯示，2009年全社會研發經費的投入占GDP比重達到1.7%，而企業投入一直穩定在70%以上。“十二五”科技發展規劃提出到2015年全社會的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將達到2.2%，這意味著2015年當年全社會科技投入可能超過1萬億人民幣，其中75%以上投入來自企業。這無疑將會對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產生極大影響，也會改變企業之間、區域之間的競爭格局。
據王元介紹，“十二五”科技發展規劃還為每一個領域編制了一個“國家技術路線圖”，比如LED、電動汽車、太陽能、風能等。
“現在來看，將近90%的科技需求在‘十二五’規劃中已經有所考慮。”王元說，“下一步要進一步分類、凝練，使‘十二五’科技規劃在領域部署和重要課題選擇上更準確地貼近產業、部門、領域發展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