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加速向信息社會轉型
從全國發展水平看，我國2000年的信息社會指數（ISI）為0.2215，處于起步階段；而到了2008年，ISI就首次超過0.3，達到0.3327，2010年ISI指數預計將達到0.3929，表明我國目前正處于由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過渡的加速轉型期。
而在這一歷史時期，信息社會的發展呈現出新的特點和趨勢：
首先，信息技術應用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開始從量變走向質變。向信息社會轉型步伐加快。在起步階段，信息技術在社會中的普及率不高，應用程度不深，技術應用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更多地體現在局部的或者是“量”的方面，如辦公自動化提高了工作效率，在企業中的應用提高了管理水平和產品質量等。隨著信息技術普及率到一定臨界點，其擴散速度會明顯加快，對經濟社會發展開始產生“質”的影響。如互聯網的廣泛應用已經并將繼續催生新的產業形態，網站已經成為政府信息公開的重要渠道，網絡民意將越來越深刻地影響政府決策與社會制度的完善，互聯網正在成為一種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其次，社會管理和發展面臨新的挑戰和機遇。這一時期，社會活力顯著增強，社會期望不斷提高，社會價值觀的多元化更為突出，某些領域甚至可能出現價值觀混亂和道德偏差，社會結構、社會組織形式、社會利益格局發生深刻變化，許多熱點、難點問題和深層次的矛盾更加凸顯，社會治理面臨許多新的課題和挑戰。應對和解決這些問題時，不能固守于傳統工業社會條件下的方法和思路，而應充分認識和考慮到當前向信息社會轉型的時代特點，充分發揮信息技術手段在解決問題和化解矛盾過程中的作用，消除其對社會發展的不利影響。
信息技術的擴散進入加速期
美國的羅杰斯提出的創新擴散理論認為，一項新技術在普及率達到10%~20%時將進入快速擴散期。按照這一理論，目前我國的主要信息技術擴散已經總體進入加速期。
以互聯網為例，到2005年，我國互聯網實現1億用戶規模大約用了10年左右的時間。而從2006年互聯網普及率突破10%，達到10.5%以后，就開始進入快速擴張期。到2007年1月，就實現了2億用戶規模，2009年1月、2010年3月又分別跨上了3億和4億用戶規模的臺階。不過，截至2009年底，我國互聯網普及率僅僅為29%，剛剛超過全球的平均水平。因此，我國互聯網用戶規模擴張的空間仍很大，預計“十二五”期間仍將處于快速擴張期。
又如在計算機應用方面。我國城市居民家庭每百戶計算機擁有量在2001年超過10臺以后進入快速擴張期，2009年達到65.9臺，普及率在20%左右。相比之下，農村家庭每百戶計算機擁有量到2009年還只有7.5臺，普及率只有2.4%，離快速擴張的臨界點還有較大距離。受農村影響，2009年全國平均計算機普及率達到11%左右,開始進入快速擴張期。
此外，彩電在中國家庭已基本普及，進入擴散后期；數字電視入戶率2008年首次超過10%后進入快速擴張期，2009年達到15.2%。
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與應用實現跨越式發展
為適應全球信息化加速發展的形勢，我國政府高度重視、并加大力度積極推進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為信息技術應用的跨越式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總體來看，我國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與應用的跨越式發展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時間上實現趕超，即某種信息技術應用比其他國家用了更少的時間達到同樣、甚至更高的普及程度。另一方面，是技術上實現趕超，即某種信息基礎設施直接應用國際上的先進技術，或通過自主研發達到國際領先的水平。
以3G為例，首先，我國在3G方面的投資和建設不斷加快。數據顯示，
2009年，我國三家基礎電信企業共完成3G網絡建設直接投資1609億元，建設規模超過以往10年來累計無線通信網絡建設規模的一半，開創了全球電信發展史上建設規模、建設速度的新紀錄。
其次，我國3G技術不斷取得突破。如作為我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TD-SCDMA技術的重要內容之一的TD芯片性能快速提升，終端產業化能力不斷增強。目前，我國TD芯片工藝已從2008年的130nm提升到了90nm，而65nm的解決方案也即將推向市場，45nm方案開始研發。此外，2009年我國TD芯片出貨量已達1200萬片。
服務型政府建設開始起步
信息社會的發展對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但同時也為實現服務型政府目標創造了條件。從理論上看，信息社會中的服務型政府，是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實現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應具有科學決策、公開透明、高效治理、互動參與等特征。
對于我國而言，在從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邁進的歷史時期，發展電子政務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重要手段和重要內容。而通過對電子政務的評測，其結果表明，目前我國的服務型政府建設才開始起步，雖然在信息公開、在線辦理、公眾參與等方面都取得了長足進步。但整體水平與實現“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的總體目標，仍有較大差距。
具體來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從公共服務提供方、即政府來看，盡管政府信息技術應用已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總體上政府業務信息化覆蓋率還不高，許多服務事項尚不能實現網絡化辦理，同時政府公務人員的信息化能力也參差不齊，影響了政府網上服務的效率與質量。
其次，從公共服務接收方、即公眾來看，全國公眾總體信息素質較低，盡管我國網民人數已從1999年的890萬上升到2010年6月的4.2億，但占我國總人口比例只有1/3左右，仍有大部分人不會使用電腦，或不會上網，也就無法通過網絡享受政府服務。
第三，從政府服務傳遞的基礎設施上看，我國農村地區的網絡、計算機和手機普及率都要遠低于城市，信息化實現政府普遍服務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個人是信息社會發展的最大受益者
在構成我國信息社會指數（ISI）的諸多指數中，數字化生活指數從2000年的0.0319迅速增長到2010年的0.3910,10年中增長了10倍，遠遠超過了知識型經濟指數和網絡化社會指數的增長幅度（這兩個指數同期增長分別為27.7%和10%）。由此可見，信息社會的發展對于個人生活已經、并將繼續產生深刻的影響。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個人擁有的現代信息產品顯著增加。目前，我國的電視、電話、計算機、互聯網等普及率不斷提高，并日益成為人們生活的必需品。以手機為例，2009年我國手機普及率為56.3%，是2000年的5倍。
其次，現代信息技術在各個領域中的創新應用正在塑造著全新的生活、工作與學習方式。據抽樣調查顯示，2009年我國約有2.3億人經常使用搜索引擎查詢各類信息，約2.4億人經常利用即時通信工具進行溝通交流，約4600萬人利用互聯網學習和接受教育，約3500萬人利用互聯網進行證券交易，約1500萬人通過互聯網求職，約1400萬人通過互聯網安排旅行……
而從世界范圍來看，隨著通信、計算機、消費電子和數字內容的不斷融合，一種新的數字家庭形態正在構建當中。當前，歐盟、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都在加快普及基于各種終端的家庭設備安全監控系統，還把數字家庭建設作為解決老齡社會問題的一種途徑。
總而言之，信息社會發展正在令一切變得更為便利和快捷，也令個人有了更多的時間和更加廣闊的空間來施展才能。由此，可以這樣說，個人是信息社會發展的最大受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