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研究型大學在創新驅動發展這一進程中承擔著重要角色。據麻省理工學院創新創業研究報告顯示，20世紀70年代以來，該校創業者的年齡中位數從37歲下降到27歲，并仍有持續下降趨勢。
歷史經驗表明，全球性經濟危機之后，往往伴隨著重大科技創新和科技革命。從工業革命開始一直到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全球已發生了大約25次大規模的經濟和金融危機，并且這些危機約有一半起源于美國。但是，多年來美國仍舊牢牢占據世界第一的經濟地位。
是什么力量幫助他們從數次危機中擺脫出來，獲得經濟的迅速增長？毫無疑問，科技創新是根本動力。在這一進程中，美國一流研究型大學在科技創新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機構不僅培養了為國際知名企業創造價值的員工，還培養了將創意商業化并建立創新驅動型企業的企業家。根據美國經濟數據顯示，初創企業是就業增長的主要驅動力，是就業崗位創造的主力軍，約占創造就業崗位總額的70%。
1、大學創新創業與社會發展融匯交織
大學是創新創業的搖籃，是與社會發展相互交織、相互依存的社會構成部分。創新創業的首要目標是服務社會。針對社會發展中不斷涌現的突出問題，美國研究型高校通過創新創業教育緊密圍繞社會服務開展活動，各高校與商業、教育、醫療、生命科學和其他關鍵經濟部門緊密合作，強調通過分享專業知識與技術的方式來解決地方和全球問題，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例如，針對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大多數國家的數據統計和發布基本都由政府相關部門負責，而美國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所設計的實時疫情系統由于其嚴謹和周密的數據來源和清晰易懂的界面而廣受青睞，成為公眾獲取最新疫情數據的重要通道。相形之下，本該承擔該項任務的美國疾控中心（CDC）與衛生和公眾服務部（HHS）在此方面所做的工作卻不盡如人意。
隨著人工智能和自動化在工業生產中的應用，一些職業正在全球萎縮。根據麥肯錫公司發布的題為《美國職業未來》的最新報告顯示，未來十年，美國高達40%的年齡在18歲到34歲之間的年輕人會因人工智能及自動化的應用而失業。工人中擁有高中及以下學歷的被自動化取代的可能性是具有本科學歷的4倍。與此同時，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將會持續獲得新的就業機會。為此，各個高校將順勢持續開展創新創業教育以提高學生在未來的就業競爭力。
2、創新創業教育實施的多維舉措
1.社會機構深度參與的創新創業認知教育
各高校在制定創新創業政策時，大多把提高學生解決現實世界問題的能力作為主要目標，力圖培養富有創新能力、能應對復雜社會問題的人才。在提供創新創業理論課程的基礎上，各高校結合自身的優勢學科，針對不同層次在校學生規劃和實施了一系列創新創業實踐課程，并邀請行業內的校友進行指導。例如，艾奧瓦州是美國最先提供創業專業本科生教育的州之一，甚至為博士階段的學生也開設了創業專業。艾奧瓦州立大學工程學院名為“創業產品開發工程”的本科課程由曾在寶潔（Proctor and Gamble）和金佰利（Kimberly-Clark）等幾家大公司工作過的學校校友吉姆·費伊（Jim Fay）授課。
創新創業中心是保障各高校創新創業教育運行的最重要載體，為富有創新意識的學生提供平臺。目前，密歇根大學有超過15個創業中心和計劃，超過30個學生創業組織；西北大學的“車庫”校園企業孵化器中，每個學季都有約60個由學生運營的初創企業誕生。依托創新創業中心，美國研究型大學還開設了不同類型的創新創業項目和競賽，這些項目也會邀請行業領袖和校友深度參與指導。“威斯康星企業家展示會”和“校長的企業家成就獎”則會邀請行業領袖和校友參加，為師生提供接觸到行業翹楚的機會。圣母大學為其校友提供了一個包括財富500強企業在內的國內外商界人脈網絡，在校的學生、教職員工和校友還可通過參加麥克羅斯基（McCloskey）新企業的競賽，贏取40萬美元的獎金。
2.合作和包容的創新科學研究
開展跨學科和多領域研究——開展跨學科研究和多領域研究是解決復雜社會挑戰的重要手段。例如，科羅拉多礦業大學除了保持采礦工程、石油工程、地球科學等傳統強勢學科外，也在積極推動地球管理與合成新材料相結合，傳統能源和新能源相結合，運用創新方法將最新的跨學科動向集中在高端能源系統、高端制造業、地下建筑工程和隧道工程、核科學、地球資源政策和空間資源領域等。密歇根大學的Mcity研究項目則涉及了數據科學、法律、行政管理等12個領域，他們的學習與教研中心專注于定制化的項目，覆蓋了全校范圍內的許多跨學科領域。
營造開放的科研環境——面對新事物和新觀念的挑戰，開放的科研環境尤為重要。芝加哥大學鼓勵學生提出質疑和挑戰，進行不受約束的、開放的探究，對各種想法進行嚴謹的測試，對各種假設進行辨識和評估。學校鼓勵和支持學生改變既有范式，強調在任何領域保持學術卓越的關鍵是吸引最優秀的學者，并賦予他們學術自由，讓他們在這一領域做最具原創性、想象力和影響力的工作，為他們提供所需資源和基礎設施，為他們的研究提供便利。
建立合作關系，轉化研究和創新成果——建立合作關系是開展跨學科及多領域研究的基礎，各高校普遍重視與政府機構、企業和國外高校之間的外部產學合作，通過合作關系加速轉化研究和創新成果。比如，共建研究中心，推進海外合作研究計劃，實現知識產權和技術轉讓與聯合創業等。
3.保障體系
各高校為師生創新創業提供的保障體系主要由政策支持、經費支持、指導服務和場地與設備服務幾部分組成：
（1）政策支持：自1980年美國出臺《史蒂文森-懷勒技術創新法》和《拜杜法案》以來，特別是近年來出臺一系列創新法案后，各高校開始積極進行成果推廣轉化。在此基礎上，美國高校設立了激勵性的利益分配機制，成立了相應的機構，專門用以激發科研人員對于科技成果轉化的熱情，并梳理各方利益關系。
麻省理工學院將成果轉讓收入的15%分配作技術轉讓辦公室的工作支出，其余則由發明人、發明人所在機構及學校平均分配。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校區專門成立了威斯康星校友研究基金會（WARF）專利和許可辦公室。當學校師生有商業化的發明時，WARF就出來幫助他們保護知識產權。來自這些專利的大部分收入用于繼續支持科學研究的再投入。
密歇根大學通過“創新藍”（Innovate Blue）辦公室，對該校的創新創業從雛形、加速到規模化給予了全程支持，并通過成立風險中心（Venture Center）來進行科學評估，幫助創業公司建立商業模型，通過與外部市場的合作來進行產學研的拓展。
（2）經費支持：在美國，教師和學生從事創新創業研究和活動的經費支持主要來自外部捐贈，尤其私立大學，校友捐款是其主要經費來源。比如2018年媒體大亨邁克爾·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曾向其母校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捐款18億美元，這是有史以來美國教育機構所獲得的最大單筆個人捐款。另外，有一些非政府組織也對高校創新創業作出重要貢獻。2017年，全美包括政府、非營利機構基金和工業界共投入高校科研經費682億美元，這些經費通常以種子資金和風險基金等方式提供給從事創新創業活動的教師、學生和工作人員。
密歇根州立大學基金會（MSU Foundation）還通過“特別項目補助” 的內部資助機制，用來激發跨學科的研究團隊。
印第安納大學通過成立于2010年的“印第安納創新基金”（Innovate Indiana Fund），向創新學院和附屬合作伙伴提供早期資金。圣母大學的本科生學術參與中心，僅一年就向本科生分發了200萬美元，用于支持研究活動。
（3）場地與設備服務：各高校在創新創業場地建設和設備服務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投入。
西北大學有一個校園企業孵化器“車庫”。該項目將一個校園停車場改造成了1.1萬平方米的學生實踐空間。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在過去24年里新建了50多座建筑，涉及教室、研討室、實驗室等，為提升本科生的上課體驗投入了大量資源。印第安納大學每個校區的教學中心內，所有教職員工都可以使用相關的軟硬件資源，過去十年里，他們對新基礎設施的投資金額超過了26億美元。
3、美國研究型大學創新創業教育的得與失
評判技術創新的成功有一個重要指標，就是創新成果的商業化成效。當前，美國的研究型大學通過一系列創新創業運行機制，已經形成了一個以高校、政府和社會機構協同發展且不斷完善的生態系統。各高校在多維度舉措下已收獲一定創新成果，高校科技成果的轉化率也在持續走高。自1997年以來，印第安納大學發起了近3200項發明和4800多項全球專利申請，其所帶來許可和特許權使用費收入超過了1.45億美元；根據美國高校技術經理人協會（AUTM）的數據顯示，2017年全美高校的專利授權數為7459件，與高校技術成果轉移有關的初創公司達到1080個。
但是，由于美國研究型大學創新創業資金的來源主要來自外部捐贈，這種模式也存在相應弊端。
一是對于較大規模的醫學院、募捐能力較低和杰出校友少的中下水平大學來說，情況就不太樂觀。高校之間的兩極分化持續加劇。作為世界上最有錢的大學，哈佛大學目前擁有400億美元的捐贈基金，連同斯坦福和耶魯占據了美國高校總體財富的三分之一。而像莫爾豪斯學院作為一所傳統的黑人學院，雖然其也具有強大的實力，但在捐贈基金方面還是相對“寒酸”。二是這些資金來源在外部環境影響下波動較大。例如，受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美國多所研究型大學陷入了財政危機，其日常運營的開支極大縮水，不得不向政府申請援助資金。就連哈佛、普林斯頓這樣的“富裕機構”也未能幸免。此外，疫情也會持續影響美國初創企業和其他傳統的創新融資來源。
根據2020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顯示，以中國、印度等為代表的亞洲經濟體在創新排名中逐年上升，創新核心區域逐漸東移的趨勢將進一步顯現。
來源：《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