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尖學科計劃所覆蓋的學科領域不會是傳統意義上的“一流學科”，而是當前或未來能夠為我國重大需求提供科技支撐的學科。
高校科研模式從“自由探索”到“有組織創新”的趨勢正在變得越來越明顯。
所謂“組織化科研”，一個重要特點便是學者不是根據自身興趣判定未來的科學研究方向，而是在一定的組織構架下，將研究興趣與當前社會需求、產業技術難題及人類可持續發展相關議題結合。
6年前的2015年，剛剛碩士畢業的武建鑫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在導師的指導下，他將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位為高校學科建設。
彼時，正值我國通過了“雙一流”建設總體方案一周年，卻遲遲沒有公布具體實施辦法。如何建設“雙一流”也成為當時高教界最關心的一個問題。武建鑫選擇“學科建設”可謂 “恰逢其時”。
此后的幾年，武建鑫博士畢業并進入高校任教。如今已是陜西科技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的他，研究和思考的范圍始終沒有離開過學科建設。
不過，這段時間武建鑫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又遇到了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
3月19日，教育部正式公布了《教育部科學技術與信息化司2021年工作要點》（以下簡稱《工作要點》）。其中提到要打造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啟動實施頂尖學科建設計劃。
從“一流學科”到“頂尖學科”，變化的不僅是學科的層級，更關乎高校科研未來的戰略走向，以及其在科技創新力量中所要扮演的角色。
培育占領前沿和制高點的科技
實際上，此次《工作要點》公布并不是“頂尖學科”第一次出現在公眾視野。今年年初舉行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就曾提出要啟動這一計劃，但當時只有只言片語。而在《工作要點》中，對如何實施頂尖科學計劃則做了相對詳細的解釋——
“組織高校錨定國家安全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若干關鍵領域，以補齊當前基礎理論弱項和技術創新短板，鍛造未來20~30年能夠形成制勝能力的創新長板為目標，通過強化前沿科學中心、集成攻關大平臺、國家重點實驗室等高水平重大科技創新平臺的實體化建設，創新體制機制，在高校打造一批瞄準國家戰略需求目標、有長期穩定的大團隊、有高水平的科技創新平臺支撐、有國家戰略任務、能夠滿足國家戰略需求的國家戰略科技力量。”
正是這樣的表述，讓武建鑫覺得 “頂尖學科”與多年來他持續關注的“一流學科”有著本質不同。
“它不能等同于世界一流學科建設，更不能等同于在國內一流學科中進行第二次的‘優中選優’。” 武建鑫說，該計劃明顯是教育主管部門回應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的結果。它所覆蓋的學科領域不會是傳統意義上的“一流學科”，而是當前或未來能夠為我國重大需求提供科技支撐的學科。
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科建設處處長吳瑞林也表示，當前一流學科建設所針對的依然是我國學科專業目錄中的111個學科，但頂尖學科計劃是否一定要在這其中做選擇，答案或許是否定的。“如果是單點技術突破的話，其覆蓋的可能不是一個完整學科，而是某個方向或領域，甚至其本身就是一個跨學科的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陳寶生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提出頂尖學科建設計劃，但最終該計劃卻體現在了教育部科技司的《工作要點》中，而推進一流學科建設的具體工作則是由教育部學位管理與研究生教育司負責。
這也足以說明，頂尖學科計劃的落腳點最終并不在學科本身，而在于重大科技突破。有學者甚至向記者坦言，設立頂尖學科計劃的目的，就是為了培育未來能占領前沿和制高點的科學技術，“學科”只不過是一個被借用的概念而已。
對此，吳瑞林表示，學科與科研之間聯系緊密，但又有著明顯的不同。在此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學科建設更多傾向于科研。“目前，‘學科’的內涵更廣，且首先要發揮其育人功能，但對于大學，尤其是研究型大學來說，科研和育人本就是相互結合的，在科研人員攻克某個前沿技術的過程中，必然也會伴隨人才的培養，同時也會將一些最新成果反哺運用于教學中。”
愿景驅動的研究
如果仔細觀察，會發現近一年以來，尤其是2020年7月全國研究生教育會議召開以來，國內各地區早已在頂尖學科建設方面著手布局。
不久前，天津市出臺《關于加快新時代研究生教育改革發展的實施意見》，提出實施頂尖學科培育計劃，著力培育南開大學化學、天津大學化學工程與技術、天津中醫藥大學中藥學、天津工業大學紡織科學與工程、天津醫科大學臨床醫學等一批頂尖學科。而早在2017年，天津大學就宣布該校將在未來五年實施“TOPS 計劃”，重點支持若干頂尖學科和優勢學科達到世界一流水平。
稍早前，四川省也發文提出，計劃持續培育和擴大該省實施的“高峰學科”。今年年初，四川大學在“十四五”規劃中，正式啟動了“創新2035”的五個先導計劃，重點布局物質與能源、生命與健康、生態與環境、信息與軟件、文明與治理等五大領域，并提出推動學校優勢學科進入世界一流前列。
此外，清華大學也曾于2019年和2020年出臺工科發展計劃和理科提升計劃。在兩大計劃給出的時間表中，至2030年，該校工科整體進入世界一流前列，部分學科達到世界頂尖水平；2050年工科整體達到世界頂尖水平，實現全球引領；2030年理科整體達到世界一流，2050年前后達到世界頂尖水平。
……
對于近年來頻繁有高校將頂尖學科發展設為奮斗目標，教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馬陸亭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表示，這背后折射出的是時代發展的大背景。
“長期以來，我國高校的科研水平與世界先進水平是存在一定差距的，這導致我們必須以‘學習者’的姿態面對世界最前沿科技，同時國外同行也能夠給予我們一定的學習空間。”馬陸亭說，然而隨著整體科技水平的持續提升，發展節點已然到來——在很多前沿領域，我們與國外先進水平的差距已經不大。這意味著我們不再僅僅是“學習者”，國外同行可以提供給我們的學習空間也已有限。
“在某些科研領域，我們即使不是在最前沿，但至少已經看到了‘領跑者’的輪廓。”他表示，此時，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加大科技研發力量，在重點領域進行補齊。“目前來看，所謂‘重點領域’大致可分兩類——基礎科學領域和關鍵核心技術。”
在頂尖學科建設計劃中，以上兩點被表述為 “補齊當前基礎理論弱項和技術創新短板”。
在理論研究和技術創新的關系問題上，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斯托克斯曾提出過一個著名的“巴斯德象限”概念。斯托克斯將純基礎研究定義為“玻爾象限”，將純應用研究定義為“愛迪生象限”，并表示這兩大象限是各自沿著自己軌道發展的，而“巴斯德象限”則是帶有應用目的的基礎研究，也是連接上述兩個軌道的樞紐。
“一些人可能會認為，頂尖學科可能更符合‘巴斯德象限’概念，但在我的理解中，頂尖學科計劃所側重的研究與這種來自應用的研究還是有所不同，我更傾向于將其定義為‘愿景驅動的研究’。”武建鑫表示。
從“自由探索”到“有組織創新”
在武建鑫看來，所謂“愿景驅動的研究”至少包括兩個特點。一是學科研究的結果將來一定能有效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二是可以有效布局國家未來發展的新興產業或戰略方向。
此類研究模式的性質，決定了其不能單純依靠高校的自發行為完成。“未來，學科建設應該從自由探索學科方向，更多地向有組織的創新轉變。”武建鑫解釋道，過去所說的學科發展，更多是給予學者一定的資源以及相應的制度空間，使其能自由發展。而現在的學科發展開始更多地偏向于一種組織化的科研。
在武建鑫看來，所謂“組織化科研”，一個重要特點便是學者不是根據自身興趣判定未來的科學研究方向，而是在一定的組織構架下，將研究興趣與當前社會需求、產業技術難題及人類可持續發展相關議題結合。
“頂尖學科建設計劃就明顯體現了這種理念。”武建鑫說，比如在此次《工作要點》中，明確提出要在高校打造一批瞄準國家戰略需求目標、長期穩定的大團隊。“這種團隊本身就是組織化科研的表現。”
對此，吳瑞林有著更深切的體會。
從體量上說，北航在國內高校中并不算大，其專任教師只有不到3000人。但該校的人均科研經費卻是國內高校中最高的，而且在2015年~2019年間，該校獲國家三大獎（國家自然科學獎、國家科技進步獎、國家技術發明獎）的次數位居全國高校第七。據吳瑞林介紹，之所以能取得這樣的成績，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北航多年來堅持的科研“四大”（組建大團隊、搭建大平臺、布局大項目、取得大成果）模式。
“十幾位甚至幾十位老師組成一個團隊，共同承擔某個大項目，進行關鍵核心技術的攻關。這種模式針對的便是此前高校科研普遍存在的‘小、散、弱’狀況，同時也規避了教師單打獨斗的某些局限性。”吳瑞林說。
事實上，針對高校缺乏科研院所那種成系統、成建制從事科研創新的問題，教育部此前就曾借鑒北航的做法，提出幾乎相同的高校科研模式。
例如，在頂尖學科計劃亮相于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一年前，即2020年1月，教育部正式發文，決定在部分高校開展基礎學科招生改革試點工作，即 “強基計劃”。雖然后者與頂尖學科計劃相比，在應用領域、達成目標、針對人群等各方面均不相同，但有一點卻是相通的——針對目前國家在某一領域的需求，通過有組織的方式，明確地達成某種目標。
“高校科研及人才培養的重要目的就是解決國家需求，這是很自然的一個現象。但必須承認，近年來這種在模式上從‘自由探索’到‘有組織創新’的趨勢正在變得越來越明顯。”武建鑫說。
結構決定功能
在與《中國科學報》記者交談時，馬陸亭回憶起多年前，他作為學科評審專家訪問國內某大學的感受。這所學校擁有一個歷史上曾經很“牛”的傳統學科。在與馬陸亭會面時，該學科負責人當面表達了對校方的不滿，因為他覺得校方對該校另一個新興學科投入的支持更多。
面對負責人的牢騷，馬陸亭只問了一個問題：“面對新舊兩個學科，如果你是校長，你會選擇支持哪一個？”聞聽此言，那位負責人笑了笑，沒有回答。
“我很能理解那位老師當時的心理，但政策一定是具有某種導向性的。”馬陸亭說，針對某些新興學科或國家有重大需求的學科做一定的政策傾斜，這無可厚非。然而與此同時，我們也的確需要注意重點學科與非重點學科之間的均衡問題。
這就涉及到了學科生態。在長期關注學科建設的蘭州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長包水梅看來，這個問題在未來頂尖學科建設工作中需要特別注意。
“頂尖學科建設離不開良好的學科生態系統，否則只能成為‘烏托邦式’的空想。”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包水梅說，正因為如此，在打造并培育頂尖學科的同時，要尊重學科生態系統的差異性與多樣性，引導學科生態系統的協同發展。
“具體而言，便是在集中優勢資源、重點建設部分頂尖學科的同時，避免資源畸形匯集，導致學科發展的兩極分化。”她告訴《中國科學報》，不能因為“頂尖學科”而遏制其他學科的發展、擠占其他學科的資源，甚至取消一些弱勢學科的建制。同時，還必須推行另外的補償政策或補償計劃，促進那些事關國家長遠發展但偏冷門、需要較長時間積累的基礎性研究領域和人文社科領域的發展。
多年前，武建鑫曾開展過一項針對全球頂尖年輕大學學科布局的研究。結果發現，那些僅有幾十年校齡，但已經在全球占有一席之地的頂尖年輕大學，其學科布局的特點大致可以概括為“基礎學科規模龐大；主干應用學科重點突出；一般應用學科規模較小，但學科特色較為鮮明”。
“這提示我們，無論是現階段的‘雙一流’建設還是未來的頂尖學科計劃，高校都要在內部首先打造一個良性的學科生態系統。”武建鑫表示，高等教育領域也存在所謂“結構決定功能”的現象，良好的學科結構會導致學科間自發產生連接和互動。“這一方面會促進學科本身的發展，同時也可能會在我們意想不到的地方生成新的交叉學科，而這些學科也許就會成為我們解決某些‘卡脖子’問題的關鍵。”
在采訪中，有知情人士向《中國科學報》透露，在下一輪“雙一流”建設中，有關部門將會有意淡化“一流學科”的概念，“不再特別強調誰是一流大學、誰是一流學科，而是更看重一流學科對大學整體發展的帶動作用。”
單靠高校難以達成“最終目的”
如果說建立良好的學科生態結構屬于高校在發展頂尖學科過程中的“內循環”建設，那么如何處理與企業和研究機構的關系，則可以看作關乎其發展的“外循環“系統。
事實上，在頂尖學科計劃剛剛提出的時候，就有聲音表示，隨著該計劃的推進，高校在我國重大科技研發領域所占的比重會進一步加大，從而壓縮企業以及其他科研機構所占的份額。
然而，受訪時很多學者對此都表達了不同意見。
吳瑞林便坦言，目前國內高水平大學在科技創新的工作中，還存在著不夠體系化的問題，即不能在同一個產業鏈上，針對多個關鍵點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案。
“換句話說，在目前的高水平創新中，高校已經有實力在某個科技單點上形成突破，但缺乏覆蓋整個產品研發的能力。”以目前集成電路的研發制造為例，吳瑞林表示，芯片的生產需要繁多的工序和技術，在某些工序上，高校或許有能力形成突破，但單靠高校想做出一個完整的芯片，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從這個角度說，頂尖學科建設計劃雖然面向高校實施，但單純依靠高校自身的力量很難達成最終目的。“建議發揮好高校與企業及研究機構良好的聯動關系。”吳瑞林說。
對此，武建鑫補充道，在各大創新主體中，企業和科研機構更加傾向于市場技術需求層面，高校則更加偏向基礎研究。而重大科研難題的最終解決，一定源于市場與基礎學科的深入融合。
正因為如此，武建鑫覺得對于頂尖學科建設計劃，不能簡單地從政策層面理解，而是要從學術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聯系出發，對其進行系統性的考量。這令他想到了我國2012年正式啟動的“高等學校創新能力提升計劃”，即“2011計劃”。
在“2011計劃”實施4年后，國務院頒布《關于取消非行政許可審批事項的決定》，刪除了“2011計劃”協同創新中心的認定，該計劃也戛然而止。而隨著“雙一流”建設的啟動，“2011計劃”也與“211工程”“985工程”等重點建設項目一同被統籌納入“雙一流”建設。
在武建鑫看來，“2011計劃”雖然已被終止，但該計劃在設立之初的很多設想和舉措，對于未來將要實施的頂尖學科建設計劃依然有著一定的借鑒意義，如對于高校及科研機構協同聯動的重視。在具體實施層面，后者也可以借鑒當時協同創新中心的某些做法。
“正如此前所說，‘頂尖學科’建設計劃并不是單純對‘一流學科’的‘二次選拔’，而是在當前學科建設基礎上，針對未來科技前沿和制高點的一次‘戰略轉向’。這就要求我們在此類學科的建設上，調整一些傳統的思維模式，而對學科內外的協調聯動投入更多關注。”武建鑫說。
來源：《中國科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