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院精密測量研究院研制的氣體磁共振成像儀和中國科學院干細胞與再生醫學創新研究院研制的新型細胞藥物“科舒達”，已經應用于新冠肺炎病人肺纖維化評價和治療。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擺在第一位，堅持全民動員、聯防聯控、公開透明，打響了一場抗擊疫情的人民戰爭。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經過全國人民的艱苦努力，疫情防控已經取得階段性重要成效。新冠疫情的暴發凸顯生物安全問題已經成為全世界、全人類面臨的重大生存和發展威脅之一。習近平總書記審時度勢深刻指出，要從保護人民健康、保障國家安全、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系統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這一重要論述豐富了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理論內涵，完善了國家安全體系的頂層設計，為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國家生物安全是國家總體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
生物安全主要包括新發突發性傳染病、生物資源和人類遺傳資源的安全、生物技術誤用謬用、外來生物入侵、生物恐怖襲擊、實驗室生物安全等與生物相關的廣泛風險和諸多威脅。生物安全直接影響生態安全、生命健康安全和經濟安全等各方面，是國家安全、世界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國面臨的生物安全風險因素眾多，挑戰巨大。一是人口基數大，生物安全風險發生概率高。特別是隨著我國城市化的快速發展，人口高度集中并且大規模密集流動，給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帶來很大壓力。二是人口健康、生物安全領域科技創新能力存在短板，一些影響生物安全的關鍵核心技術、產品和裝備受制于人。三是生物和生命技術的快速發展，本身可能存在濫用和倫理風險。四是生物資源管理不規范可能帶來的資源泄露、流失風險。面對這些風險挑戰，需要我們加快推進國家生物安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保護人民生命健康、保障國家核心利益、維護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
我國生物安全領域科技創新能力存在的短板和不足
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生物安全領域的科技創新工作，強調指出生命安全和生物安全領域的重大科技成果也是國之重器。近年來，我國生物安全領域的科技創新能力建設取得了長足進步，但是也還存在一些明顯的短板和不足。
科研力量布局的體系化程度需要提升。目前我國生物安全領域的科研力量分散分布在衛生系統、國防科研系統、中科院系統、高校系統和企業等部門。各系統之間的協同性不強、融合度不高，在創新鏈條上既存在薄弱環節也存在重復布局，相關基礎研究成果向臨床診治應用的轉化渠道不通暢，制約了科技創新對重大風險的響應速度和應對能力。
科技投入的強度需要大幅度提高。我國在生命健康領域的研發投入與世界強國差距巨大。美國最大的3家藥企強生、輝瑞、默沙東的研發投入總額就相當于我國全年研發總支出的10%?？蒲型度氲牟蛔闶沟梦覈谶@一領域的研發能力不強、產品質量不高，一些關鍵藥品和重要醫療設備受制于人。
對生物安全科技攻關需要建立長效性支持機制。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為例，科技攻關要實現全面和徹底的防護救治，就必須對病毒窮究其源、探明機理，這需要基礎研究和多學科交叉融合來支撐，涉及流行病學、病毒學、傳染病學、基因學、藥物學等眾多基礎學科。這些基礎性工作需要和平時期的長期積累和穩定支持，要著眼于學科建設、人才培養、技術儲備等方面構建長效性科技攻關機制，否則會造成人才流失和研究的中斷，風險來臨時又一哄而上。
對科研安全風險需要從嚴監管和正確引導相統一。生物科學領域的研究風險程度較高，生物實驗室廢棄物和動物處置不當，病原微生物感染與外泄的問題時有發生，生物技術也存在誤用謬用、違反生命倫理等風險，需要最嚴尺度、最高標準的監管。另一方面，科研人員具有天然的“風險回避”效應，這需要在加強監管的同時，注意正確引導，穩定住人才隊伍。
科技基礎設施的短板需要加快補齊。生物安全數據中心、生物安全實驗室等科研設施是開展很多生命科學研究的技術基礎，也是保障國家生物安全的重要防線。目前我國通過科技部建設審查的P3實驗室有81家，正式運行的P4實驗室2家；而美國有12個機構擁有P4實驗室，P3實驗室近1500家，差距和短板比較明顯。此外，臨床、基礎及公衛數據未有效整合，合作共享機制未有效建立，也影響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科技攻關中一些工作的快速開展。
完善新型舉國體制下保障生物安全的科技攻關體系
針對我國生物安全科技創新體系和能力存在的短板和不足，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以完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新型舉國體制為導向，加強頂層設計、整合科研力量、強化前瞻布局，著力構建支撐國家生物安全的科技攻關體系。
加強生物安全領域科研力量的整合，提高體系化對抗能力和水平。國家生物安全特別是重大疫情防控科技攻關涉及病毒學、傳染病學、公共衛生管理、基因學、藥物學、心理學等諸多學科，還需要臨床診斷數據、資源和平臺做支撐。因此，要提高體系化應對能力就必須以國家戰略目標為牽引，加快整合生命科學、生物技術、醫藥衛生、醫療設備等領域的國家重點科研體系，布局一批國家臨床醫學研究中心和若干跨學科、大協作、高強度的協同創新基礎平臺，使其成為在關鍵時刻能夠站得住、扛得起、打得贏的核心支撐力量。
加大在生物安全和衛生健康領域的研發投入，打造新的研發增長極。借鑒信息技術和信息產業的發展經驗，把生物安全和衛生健康領域打造成為我國在下一發展階段的研發增長極。在國家“十四五”規劃和科技中長期規劃中，把生物安全和衛生健康領域作為重點支持方向，國家財政投入給予一定傾斜。支持培育若干原創能力強、發展潛力大的生物科技、醫藥衛生龍頭企業，帶動社會資本加大投入。抓緊制定生物安全和公共衛生科研基礎設施體系總體規劃，把生物安全實驗室、生物數據中心等科研基礎設施建設納入“新基建”給予支持，盡快補齊科研基礎設施建設的短板。
調整完善國家生物安全和衛生健康領域科技攻關的整體布局，做好充足的技術儲備。加強戰略謀劃和前瞻布局，加強生命科學、生物安全領域的基礎研究和醫療健康關鍵核心技術突破，加快提高疫病防控和公共衛生領域戰略科技力量和戰略儲備能力，補齊我國高端醫療裝備短板。要重點研究風險預警與生物安全事件監測、檢測技術，支持對生物安全風險開展即時、持續性檢測。打造應急醫療對策產品發現、設計、制造和檢測的標準化平臺技術，開展廣譜性疫苗和藥物的研究，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相結合的疫苗研發和產業化體系，建立國家疫苗儲備制度。
加強生物安全領域和重大疫情防控的國際科技合作，提升各國協調應對世界性生物安全風險的能力。生物安全風險和重大疫情往往沒有國界，要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加強生物安全領域的國際科技合作。進一步共同開展藥物、疫苗研發和防疫合作，有效防止生物安全風險和重大疫情的跨境傳播。我國應積極參與國際科學組織，與國際組織、科研機構和部門建立廣泛的國際科技合作框架，增進理解、凝聚共識，共同應對生物安全風險挑戰。
充分發揮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在國家生物安全科技攻關體系中的中堅作用
中國科學院是國家生物安全和衛生健康領域的一支重要研究力量。2003年SARS疫情發生后，中國科學院將生物安全相關的學科領域作為重點發展方向，充分發揮多學科交叉優勢，系統布局了生物安全基礎和應用基礎研究領域的研究體系，建立以P4實驗室為核心的生物安全研究網絡，成立生物安全大科學中心，培育了一支“多兵種協同”“大兵團作戰”的生物安全科技攻關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中國科學院聞令而動，迅速啟動了“新型冠狀病毒應急防控”攻關專項，廣大科研人員以實驗室為戰場，夜以繼日、爭分奪秒奮勇攻關，產出了一批用于疫情防控一線的創新成果。在病原鑒定方面，疫情之初第一時間分離得到病毒毒株，最快獲得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為確定此次疫情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提供了第一手關鍵證據，還承擔了分子溯源與動物溯源的任務。在快速檢測技術研發方面，多套檢測產品通過了國家藥監局應急審批及獲得歐盟CE認證，廣泛應用于抗疫一線。在創新藥物研發方面，利用P4實驗室，與外單位合作篩選有效藥物，推薦使用的磷酸氯喹和自主研發的干細胞注射劑納入“三藥三方案”，磷酸氯喹和用于應對體內炎癥風暴的“托珠單抗”治療方案先后納入國家衛健委的診療方案。注重中西醫結合，篩選出若干抑制新冠病毒效果好的中成藥開展臨床試驗。在疫苗與抗體研發方面，積極推進重組蛋白疫苗、腺病毒載體疫苗和滅活疫苗的研發，治療性單克隆抗體在動物模型實驗中顯示出良好效果，有望成為第一批進入臨床試驗的抗體藥物。中國科學院牽頭發起的“一帶一路”國際科學組織聯盟（ANSO），成為支撐全球共同抗擊疫情的重要平臺。應中國紅十字會的請求，中國科學院向意大利、伊朗等國派出專家團隊，將中國科學院研發的診斷試劑、AI輔助診斷系統、“托珠單抗”療法等抗疫科技成果推廣至國外。依托中國科學院基因組所成立的國家生物信息中心建立了新冠信息數據庫，向全世界及時分享病毒基因組序列和疫情防控信息，為抗擊疫情科研攻關提供了高質量的基礎數據，為科學防控疫情提供了重要決策依據，成為開展疫情防控國際合作的重要平臺。
為適應新形勢下國家對生物安全體系建設和生物安全科技支撐的重大戰略需求，中國科學院將加強統籌布局，提升生物安全領域科技攻關的整體實力，努力在國家生物安全治理體系建設和治理能力提升中發揮好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中堅作用。一是兼顧平時全面布局、戰時快速響應，建立生物安全協調決策工作機制和新型舉國疫情科技攻關機制。二是以生物安全大科學中心和臨床研究醫院為核心，加強相關科研力量整合，健全生物安全研究體系。三是面向生物安全國家實驗室建設，突顯武漢P4實驗室在國家生物安全體系中的作用，完善中國科學院生物安全實驗室體系。四是加強學科建設和人才隊伍培養。健全傳染病領域基礎研究能力建設的長效機制，在高發、突發傳染病病原體溯源和傳播途徑、感染與致病機理、抗感染防治手段等方面發揮基礎和支撐作用。五是加強生物安全領域的生物資源管理體系，強化“以我為主、兼容并包”的生物安全領域國際合作。
來源：《中國科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