孵化器雖然在中國是舶來品，但短短30多年發展到現在的程度，全球智能孵化網絡創始人、首都科技發展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顏振軍“想想就興奮”。
截至2017年底，我國共有孵化器4069家，創業帶動就業249萬人。
隨著科技企業孵化器數量持續增長、規模不斷壯大，對其的管理也應與時俱進。日前，科技部發布了新版《科技企業孵化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新版管理辦法），引起業內高度關注。
《中國科學報》記者對比后發現，新版管理辦法名稱發生了明顯改變，距離現在最近的文件是2011年發布的《科技企業孵化器認定和管理辦法》。根據科技部火炬高技術產業開發中心孵化器管理處處長陳晴介紹，這標志著孵化器的管理從注重前端認定向促進孵化行業高質量發展轉變。
隨之而來的是內容的諸多變化，比如引導專業孵化器發展、向艱苦邊遠地區傾斜、增加社會監督環節等。但萬變不離其宗的是，促進科技成果轉化。
來了新成員
顏振軍多年來一直關注科技企業孵化器的發展情況。作為我國第一個科技企業孵化器博士，他記得1987年我國第一家科技企業孵化器在湖北武漢成立，那時的名字叫做武漢東湖新技術創業者中心。
“我特別喜歡創業者中心這個名字。”顏振軍向《中國科學報》介紹，“孵化器就是為創業者而設計運營的，是創業者之家，可惜這個名字后來被改掉了。”
不管是舊版還是新版管理辦法，文件都對科技企業孵化器進行了定義。對比發現，新版管理辦法將眾創空間等納入科技企業孵化器管理體系，成為一大亮點。
得知眾創空間納入到科技企業孵化器管理體系，中科育成（天津）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孟宇和創業黑馬（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政府事務總經理田冰都很高興，他們所屬的公司都是國家級首批眾創空間。“能夠感受到國家希望把眾創空間做得更專業化、更有質量。”孟宇告訴記者。
田冰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表示，隨著“雙創”事業的發展，眾創空間現在已經有了成熟的服務標準和服務模式，發展也到了一定的階段，需要國家進一步引導和推動。
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院長、中國產學研合作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李燕萍曾撰文介紹，眾創空間和科技企業孵化器同為創新創業服務載體，兩者功能上有所重疊。
早在2015年，國務院出臺發展眾創空間推動大眾創新創業的相關指導意見，提出充分利用科技企業孵化器等有利條件，構建一批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開放式的眾創空間。截至2017年底，全國眾創空間已達5739家。
而眾創空間和科技企業孵化器也存在不同之處。比如，在服務對象、服務功能、發展模式上有所差異。
“但本質上還是一樣的，都是為創業者提供支持，都是依托一定的物理空間形成創業企業或團隊的集聚并在此基礎上設計和開展各種創業服務。”顏振軍說。
田冰希望，國家能夠把眾創空間納入中長期發展規劃，或者對眾創空間出臺專門的、具體的、細致的規劃指導，“對其管理應該遵循能上能下的原則，對優秀的眾創空間在政策、人才、落戶、資金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孵得熟一點
現在新版管理辦法將包括眾創空間在內的科技企業孵化器簡稱為孵化器，其主要功能是圍繞科技企業的成長需求，聚集各類要素資源，推動科技型創新創業。
當前，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孵化器作為推動“雙創”升級的重要載體，迫切需要提升其服務質量和效率。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要打造“雙創”升級版。
中科院天津工業生物技術研究所研究員馬延和等業內人士推測，我國經濟經過近幾年爆發式增長，科技企業孵化器數量已超過美國，規模居世界第一。
但2016年深圳兩家知名孵化器——“地庫”“孔雀機構”接連倒閉，引發孵化器倒閉潮的疑問和危機，其中存在的問題逐漸顯現。
比如，我國科技企業孵化器還存在區域發展不平衡、運行效率低下、服務內容簡單、盈利能力落后等問題。
以盈利能力落后為例，孟宇向《中國科學報》介紹，中國科技企業孵化器誕生于國家計劃，“盈利能力先天不足”。這就導致不少科技企業孵化器過度依賴政府，自我造血功能差，可持續發展性不強，處于勉強維持或難以為繼狀態。
孵化器要按照市場規律發展的同時，孟宇也強調，“離不開政策的支持和引導”。
在顏振軍看來，有些地方的孵化器、眾創空間的結構趨同，商業模式不健全、盈利模式單一。
“載體過剩化現象嚴重。”顏振軍向記者表示，一些老牌國有機構，依托地方政府強大的財政資源，不斷擴張物理空間；而一些新近轉向孵化行業的房地產企業，尚未把握創業孵化的精髓，存在商業模式、經營管理的路徑依賴。
而這兩類機構共同特點是，“往往重資產、輕服務，重建設、輕培育”。顏振軍表示，創業孵化機構要搞清楚自己和物理空間的關系，孵化器不能是“房子的奴隸”，所有的資源都放在吸引企業裝滿房子上。
“物理空間其實只是孵化器運營的一個條件，既不是充分條件也不是必要條件，是否需要、需要多少空間，取決于孵化器的商業模式、孵化階段、產業特點、區域條件等因素。”顏振軍告訴記者。
要看重加速器
這么多年來，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教授沈國明考察過無數個孵化器，的確發現其中一部分已淪為“房子的奴隸”。“現在最突出的是科技成果‘最后一公里’的問題。”他強調，更要看重科技企業加速器的建設。
沈國明以上海為例介紹，近年來上海科技企業孵化器發展速度很快，優秀企業越來越多，但“高科技成果產業化步伐并不大”。他表示，上海要加快向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創中心邁進，僅僅盯著孵化器還不夠。
其實不只上海，全國也是如此。記者了解到，加速器這一概念最早是美國人在互聯網興起時提出來的，與孵化器是類似的概念與模式，意味著小批量、高強度、快速地孵化。
顏振軍還記得，大概在10年前，中國出現加速器，是服務于擴張期企業的服務機構。
具體來說，加速器的邏輯是孵化器畢業的企業往往進入擴張期，但還沒做到憑借自身可以購房或者拿地的程度，因此需要借助外在力量在大規模生產、經營管理團隊、融資等方面提供幫助，“這就是中國的加速器的職能”。在顏振軍看來，加速器是介于孵化器和科技園之間的組織。
目前，國家科技主管部門重視加速器的作用，提出了苗圃、孵化器、加速器構成創業孵化鏈條的理念。
但是，“目前真正做得好的加速器并不多。”沈國明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表示，一些初創型小企業擁有高新技術，由于缺乏后續支持，從孵化器畢業之后最終沒能走到產業化這一步，“十分可惜”。
事實上，與孵化器相比，加速器需要提供整體策劃、市場營銷、團隊管理、上市引導等深層次服務，從而推動企業快速發展，實現產業化和規模化。
現實情況是，提供這種深層次的服務需要加速器具有相當強的實力。沈國明團隊在調研中發現，成功的加速器的員工數一般都有一定規模。他舉例說，某一成功加速器按面積計算，平均每1000平方米就有超過10名工作人員，具備向企業提供全方位服務的能力，由這里成功走向產業園區的企業相對較多，加速器因此獲利也較可觀，自身越做越強。
新版管理辦法對孵化器隊伍建設作出規定，要求“孵化器擁有職業化的服務隊伍，專業孵化服務人員占機構總人數80%，每10家在孵企業至少配備1名專業孵化人員和1名創業導師”。這被看成是向加速器邁進的關鍵一環。
除此之外，“政府應進行整合，提高政策實效”。沈國明表示，要促進更多的高新技術成果盡快實現產業化。
摘自《中國科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