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科學》雜志報道了由中國科學家牽頭的一項模式微生物基因組測序、數據挖掘及功能解析的全球合作計劃，認為該計劃將促進對微生物毒性和抗生素耐藥性的理解。
或許有人會問，為什么耗費巨大人力、物力參與甚至牽頭各類國際大科學計劃、大科學工程（以下簡稱大科學計劃）。事實上，這要看你從什么樣的價值層面衡量，麥克斯韋方程組在19世紀被發現時，沒有人想到它會成為今天移動互聯生活方式的基石。
3月28日，國務院正式發布《積極牽頭組織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大科學工程方案》。對此，科研人員紛紛表示期待，盡管我們尚存在牽頭經驗不足、項目篩選機制不成熟等短板，但正如中科院國家空間科學中心主任王赤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所言：“有挑戰才會有成長。”
正當其時
大科學計劃的重要性在科學界早已成為共識。《方案》提出，在大科學計劃中我們要更多地從追隨者成為引領者。科學家認為，這個目標正當其時。
王赤分析，中國有底氣牽頭國際大科學計劃，首先是伴隨著中國成長為第二大經濟體，我國有能力支持更多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的建設，而現代科學的發展，越來越依賴大科研平臺的建設。如果沒有大型科技基礎設施，重大科學發現如引力波等可能很難獲得。
其次我們有人才儲備。“可以看到越來越多海外人才的回歸，研究所、高校那么多研究生，他們就是中國科研的未來。”王赤更期待著他們中間能夠誕生大師級人物。
“多年來，通過參與世界性的工程項目，在中科院天文和多家高技術口單位培養了大批青年后備人才。”近日記者撥通電話時，中科院國家天文臺副臺長薛隨建正在中科院長春光機所，討論一項30米口徑望遠鏡國際計劃的下一步部署。“今天上午我還參加了一位博士生答辯。他是長光所‘自帶干糧’參與這項大科學計劃過程中培養的第6名博士生。”
科學家、科研工作在國際學術舞臺上逐漸被認可、國際交流不斷加深，更是中國牽頭大科學計劃的基本條件。“尤其我們很多單元科技非常有競爭力，這些單元如果能在一個大的計劃里聯結，會體現出強大的集成優勢，那么來自中國的貢獻就會很突出。”薛隨建指出。
彌補短板
多年來中國積極參與、引領大科學計劃，從生命科學到核能利用，從大洋鉆探到全球氣候變化，從高能物理到空間科學、天文學，在這些投資強度大、多學科交叉、需要復雜昂貴實驗設備的重大國際合作項目中，中國科學家的身影越來越多。
在高能物理領域，大科學計劃已經有了較成熟的管理模式。由中科院院士王貽芳領銜的大亞灣中微子實驗項目，設立了執行委員會、合作組單位代表委員會、合作組全體大會等不同層次的組織，經過討論協商來進行關鍵技術路線的選擇和科研任務分配。
然而在王貽芳看來，經驗欠缺，仍是我國牽頭組織大科學計劃的短板。“我國以往組織的大科學工程數量非常少，到現在國內專用大科學裝置不超過10個。所以如何吸引和管理大科學裝置的建設和運行是個課題。”
“正在運行的國際大科學計劃有一些，我國也參與了一部分，但由于沒有強制性約束條件，參加與否甚至退出都較隨意，大多項目都比較虛，也會存在管理困難的情況，包括經費管理、風險控制等問題。”王赤打了個比方，“我們總說‘摸著石頭過河’，可現在我國還沒有真正牽頭的國際大科學計劃，是連‘石頭’都沒有。”
薛隨建提出了遴選機制問題。“大科學工程的遴選不是一蹴而就的。短期可從已有儲備中立項，而要持續在多領域培育大科學計劃，需要建立遴選、培育機制，像種樹一樣，從播種開始的每個階段都能給予關注和政策支撐，才有可能種出參天大樹。”
挑戰中成長
經濟領域會出現貿易爭端，中國科技的發展同樣有可能受到阻攔。美國宇航局已經明確要求，受其資助的科學家不允許與中國科學家進行雙邊合作。
要下好牽頭大科學計劃的這盤棋，多位常年關注國際合作的科學家都提出，首先需要科技管理部門通力協作，尤其明確牽頭主管部門。否則以往“管大科學裝置的部委不管科技合作、管科技合作的部委不管大科學裝置建設”，以及部門利益、行業利益糾葛等矛盾仍無法調和。
“美國的十年規劃仍然值得借鑒——由不同部委資助，在不同領域成立專屬委員會，從而對該領域作出細致的五年、十年規劃。這一做法澳大利亞和歐洲許多國家都在復制。”薛隨建說。
王貽芳指出，要有能力提出并組織其他國家科學家甚至政府感興趣的大科學計劃，必須彌補經驗短板，“一邊參與別人的項目，一邊在自己組織的項目中邊干邊學”。
薛隨建也認為，自己牽頭和參與他國計劃同時進行是個平衡策略。“大科學計劃的合作一定是建立在有過合作、互信基礎上的，不然彼此關系特別虛，很難有真金白銀和人員精力的投入，那就從‘奧運會’又回到了‘全運會’。”
摘自《中國科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