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科協年會“科學道德建設論壇”上，參會記者小魏意外發現，每位與會人員的資料袋里，多了一本《科學道德規范手冊》，手冊中包括《致全國科技工作者倡議書》和《科技工作者科學道德規范(試行)》。
同樣讓媒體“警覺”的是，與往年的安排有些不同，這一論壇被放在了年會開幕式之前。整整一天時間，20余名兩院院士和美國科學家展開了激烈討論，一起會診當前頻頻爆發的“學術不端流感”。
論壇上，中國工程院副院長杜祥琬的“把脈”言辭犀利，他歷數當下科學界存在的13種違反學術道德的不端行為：論文造假、抄襲愈演愈烈；靠拉關系爭項目和經費；評審成果造假；偽造學歷及SCI引用查詢證明；報獎搞包裝、搞運作；為應付評估檢查集體做假；搞“應試科研”；部分科技管理部門把管理權力利益化等。
隨后，SCI崇拜癥遭到與會專家集體炮轟。
杜祥琬院士認為，必須建立科學的評價指標體系，改變重數量輕質量的傾向。“我一生就寫了一篇文章，只有5000字，現在只能算一篇論文，按照現在的學位標準可能連碩士學位都得不到。這就啟發我們反思，對定量和定性的評價該如何掌握。”
楊樂院士對20多年來我國科研體制思路進行了梳理。他認為科研管理的模式偏重于定量化，過分強調SCI影響因素，但是“這可以作為某一因素，而不是決定性因素”。
在楊樂看來，科技界的高水平學者，如果每五六年能夠做出一項推動國家進步的項目，比每年都發表若干篇SCI論文更有意義，所以必須轉換觀念，使科研樹立正確的目標。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原主任、中國科學院院士陳佳洱則呼喚給基礎科學一個寬松的環境。
一個故事讓他記憶猶新：在北京某研究所，一個科學家本來做得很好，因認定另一個方向更重要而轉了領域。可事與愿違，他由于沒能馬上出版論文，被末位淘汰，由研究員降到副研究員，房子收回，老婆離婚。“有時候叫我評一些東西，一上來說一年寫十篇文章，我說我沒有這個本事，5年寫一篇好文章就不得了啦。”
當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協主席韓啟德第三次抓起話筒時，他拋出了兩個尖銳的問題：“為科學道德治病的醫生是誰？怎么下藥才能把病治好？”
7月24日，《中國青年報》發表了《六教授舉報長江學者造假事件調查》，西安交大幾位老教授揭發另一位教授成果不實，學術道德有問題，結果被揭發者卻將老教授們告上法庭。如何判決、誰對誰錯卻難倒了法官。
對此，韓啟德在科協年會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這個事情我個人認為不應該告到法院，而應該首先告到所在科研領域的學會。由學會先把學術的事實到底是真是假，是實是虛判斷清楚，怎樣處理可以告到法庭，讓法院來判。”
誰來做醫生？論壇上，韓啟德再次強調，學術道德的事實行為認定一定要交給學術共同體，而不是政府或法院。在中國最大的學術共同體現在就是中國科協，“我作為科協主席勇氣很大，如果社會認同這個機制就好辦了，如果大家認為這個事情該科協認定，科協責無旁貸。”
韓啟德為此開出“藥方”，“要堅持教育與懲治相結合，將已經發生的學術不端事件作為典型案例，深刻剖析，使學術造假者為自己的不端行為付出高昂代價，讓他們在科學研究的領域再無立足之地。”
“無論怎樣出臺法律都不可能盡善盡美，因此最重要的一點是讓科學家道德完美。”美國科學促進會科學自由、責任與法律項目主任Mark Frankel博士給出了一劑“西藥”。
他表示，科學家的行為，是個人對自己要求的一種反映。這需要科學共同體在整個行為規范上提出一種制度上的或者是稱其為系統性的一系列道德行為的規范。
“大一開一門課關于科學道德建設，完了在之后3年里面完全不提及，這樣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Mark Frankel博士介紹，在美國，高等教育和培訓中，科學道德規范跟具體專業聯系起來，科學道德的建設始終是與專業知識培養同步的，始終是滲透在高等教育培養當中的。
“教育并不是故事的結束。”Mark Frankel博士說，還需要在學習和培育當中形成評估和回饋，這種回饋甚至要求每隔一段時間對學員進行抽查，看看他們對科學道德學習進行到什么程度。
“我母親是位極平常的中國老式婦女，她對我們最早最早的教育就是3個字——‘不撒謊’。”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科學院院士王志珍說，“‘不撒謊’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底線，而這個榮與恥的區別，要從娃娃開始抓起。”
同樣讓媒體“警覺”的是，與往年的安排有些不同，這一論壇被放在了年會開幕式之前。整整一天時間，20余名兩院院士和美國科學家展開了激烈討論，一起會診當前頻頻爆發的“學術不端流感”。
論壇上，中國工程院副院長杜祥琬的“把脈”言辭犀利，他歷數當下科學界存在的13種違反學術道德的不端行為：論文造假、抄襲愈演愈烈；靠拉關系爭項目和經費；評審成果造假；偽造學歷及SCI引用查詢證明；報獎搞包裝、搞運作；為應付評估檢查集體做假；搞“應試科研”；部分科技管理部門把管理權力利益化等。
隨后，SCI崇拜癥遭到與會專家集體炮轟。
杜祥琬院士認為，必須建立科學的評價指標體系，改變重數量輕質量的傾向。“我一生就寫了一篇文章，只有5000字，現在只能算一篇論文，按照現在的學位標準可能連碩士學位都得不到。這就啟發我們反思，對定量和定性的評價該如何掌握。”
楊樂院士對20多年來我國科研體制思路進行了梳理。他認為科研管理的模式偏重于定量化，過分強調SCI影響因素，但是“這可以作為某一因素，而不是決定性因素”。
在楊樂看來，科技界的高水平學者，如果每五六年能夠做出一項推動國家進步的項目，比每年都發表若干篇SCI論文更有意義，所以必須轉換觀念，使科研樹立正確的目標。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原主任、中國科學院院士陳佳洱則呼喚給基礎科學一個寬松的環境。
一個故事讓他記憶猶新：在北京某研究所，一個科學家本來做得很好，因認定另一個方向更重要而轉了領域。可事與愿違，他由于沒能馬上出版論文，被末位淘汰，由研究員降到副研究員，房子收回，老婆離婚。“有時候叫我評一些東西，一上來說一年寫十篇文章，我說我沒有這個本事，5年寫一篇好文章就不得了啦。”
當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協主席韓啟德第三次抓起話筒時，他拋出了兩個尖銳的問題：“為科學道德治病的醫生是誰？怎么下藥才能把病治好？”
7月24日，《中國青年報》發表了《六教授舉報長江學者造假事件調查》，西安交大幾位老教授揭發另一位教授成果不實，學術道德有問題，結果被揭發者卻將老教授們告上法庭。如何判決、誰對誰錯卻難倒了法官。
對此，韓啟德在科協年會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這個事情我個人認為不應該告到法院，而應該首先告到所在科研領域的學會。由學會先把學術的事實到底是真是假，是實是虛判斷清楚，怎樣處理可以告到法庭，讓法院來判。”
誰來做醫生？論壇上，韓啟德再次強調，學術道德的事實行為認定一定要交給學術共同體，而不是政府或法院。在中國最大的學術共同體現在就是中國科協，“我作為科協主席勇氣很大，如果社會認同這個機制就好辦了，如果大家認為這個事情該科協認定，科協責無旁貸。”
韓啟德為此開出“藥方”，“要堅持教育與懲治相結合，將已經發生的學術不端事件作為典型案例，深刻剖析，使學術造假者為自己的不端行為付出高昂代價，讓他們在科學研究的領域再無立足之地。”
“無論怎樣出臺法律都不可能盡善盡美，因此最重要的一點是讓科學家道德完美。”美國科學促進會科學自由、責任與法律項目主任Mark Frankel博士給出了一劑“西藥”。
他表示，科學家的行為，是個人對自己要求的一種反映。這需要科學共同體在整個行為規范上提出一種制度上的或者是稱其為系統性的一系列道德行為的規范。
“大一開一門課關于科學道德建設，完了在之后3年里面完全不提及，這樣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Mark Frankel博士介紹，在美國，高等教育和培訓中，科學道德規范跟具體專業聯系起來，科學道德的建設始終是與專業知識培養同步的，始終是滲透在高等教育培養當中的。
“教育并不是故事的結束。”Mark Frankel博士說，還需要在學習和培育當中形成評估和回饋，這種回饋甚至要求每隔一段時間對學員進行抽查，看看他們對科學道德學習進行到什么程度。
“我母親是位極平常的中國老式婦女，她對我們最早最早的教育就是3個字——‘不撒謊’。”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科學院院士王志珍說，“‘不撒謊’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底線，而這個榮與恥的區別，要從娃娃開始抓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