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拓案”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還在持續發酵。
從最初曝光“間諜門”，到竊取商業秘密的全方位調查，高度開放并快速復蘇的中國經濟，意識到自身肌體“有許多漏洞”。
商場如戰場，商業情報不但涉及財富分配，而且是繼資金、技術和人才之后，決定企業存亡的“第四種生產要素”。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中心主任江涌認為。
很多500強企業都有自己的情報機構
“工業間諜”誕生的邏輯并不復雜。如果能花100萬美元賄賂、收買工程技術人員解決問題，為何要花10年和10億美元自己研究？據說，這是有的國家“情報立國”的思路。二戰后，日本約有一萬多人被派到美國學習新工藝和管理技術。美國人后來稱：這些日本人花費了25億美元，就幾乎把西方所有技術都搞到了手，這筆錢不過是美國每年研究經費的1／10。 江涌說，研究工業革命以來的“情報史”，不難發現，世界500強企業中，90%以上都有自己的情報機構，收集并儲存有關市場和競爭者的一切信息，甚至監視同行公司的信心和士氣。與此對應，《財富》1000家大公司每年因商業機密被竊的損失高達450億美元，每家公司平均每年發生2.45次。顯然，“情報戰”本身就是商業競爭的一部分。
中國日本經濟學會理事、資深產業經濟學家白益民表示，在世界鐵礦石市場擁有相當話語權的日本各大綜合商社，有時就是集貿易、金融、信息功能于一體的“情報機構”。
白益民介紹，有的企業大約5~60秒鐘即可獲得世界各地金融市場行情，1~3分鐘即可查詢日本與世界各地進出口貿易商品品種、規格的資料，3~5分鐘即可查出國內外1萬多個重點公司的各年度生產情況，5~10分鐘即可查出各國政府的各種法律、法令和國會記錄，5分鐘即可利用數量經濟模型和計算機模擬畫出國內外經濟變化帶來影響的曲線圖…… 據悉，國外很多私人企業和跨國公司的情報機構雇員，大多都是前政府資深情報人員。有的政府設立研究生院，培訓商業間諜。有的美國大公司可以為面臨退休的特工提供有吸引力的報酬。同時，許多政府情報機構，也把搜集全球重要經濟科技情報放在首位。據報道，美國很多公司委托專業情報機構收集情報。
江涌稱，“工業間諜”是隨著工業革命興盛才日趨泛濫，本來就緣起于西方。當年，德國為獲得英國先進技術，經常偷竊英國的工業設備、誘捕英國技術工人。
行業差距與西方縮小，導致中國間諜案高發
“力拓案”中曝光的胡士泰等，不過是間諜侵擾中國的漫長歷史中的“后來者”。
改革開放后，一些化妝成“國際友人”的商業間諜潛入中國。20世紀80年代，景泰藍制作、“英雄”與“金星”不銹鋼筆套的拋光技術、諸多中藥制作、宣紙制作、湖南龍須草席制作等傳統技藝和專利技術紛紛外泄。
江涌稱，現階段中國之所以成為商業間諜案高發期，主要因為近年來中國在一些行業領域，如電信、網絡、生物、航天等，與西方的差距迅速縮小，這些企業、行業的核心技術是相關對手極力想獲取的“競爭情報”。
他強調，國有企業尤其是大型央企，由于掌握眾多而廣泛的資源，往往成為工業間諜工作的重中之重。
“西方如今對華情報工作，比任何時候都密集”。江涌說。
“力拓案”曝光前，“經濟安全”是個冷僻的概念。江涌覺得，有些人說經濟是“越開放越安全”，“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世紀金融大危機的最小受損者”，這不僅麻痹了自己，也麻痹了國人。
其實，在現代商業社會，情報人員可謂無孔不入。比如，國外評級機構給中國企業評級，為中國資本市場“看門”；跨國會計師事務所給中國企業審計，給中國充當“賬房先生”；跨國投資銀行給中國做咨詢顧問，不僅有企業，還有政府，為中國發展“出謀劃策”。這中間，就隱藏著大量情報人員，他們可能會以各種合法的身份做偽裝，竊取中國的商業情報和商業秘密。
工業間諜的另一個重要“掩體”是非政府組織(NGO)，一些西方非政府組織在華苦心經營多年，在高校、科研部門乃至在一些中央與地方政府部門，有著廣泛的人脈與良好聲譽。一些基金會常年為中國學者出國學術訪問提供資助，同時為一些高校與研究機構的項目提供資助。
江涌說，某些基金的研究項目設計得非常“巧妙”，與我國的重大研究項目相一致，當某個重大研究項目快要結項的時候，該基金就會找上門來，向課題負責人或重要承擔者，直接提供同樣或近似的項目研究資助，如此即可經濟快捷、輕而易舉地拿到相關研究成果。
對于此類情報滲透活動，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稱之為“里應外合”：跨國公司通過各種手法，拉攏一批國內有影響的人物，為其搖旗吶喊、臥底刺探。這里有自稱“精英”的學者、利欲熏心的“企業家”、“高瞻遠矚”的官員。“他們或發表言論，或引導輿論，充當外國的買辦，更有甚者可以大筆一揮，多少人的心血頃刻付諸東流。”
在“力拓案”之前，商務部條法司正司級巡視員郭京毅等，因涉嫌出賣國家經濟主權被查處，應該是“最典型”的經濟安全案件。該案中，在涉及有關外資并購的法律法規制定和司法解釋時，中國官員收受外商賄賂，在法律上故意留“后門”，幫助外商在中國進行行業并購。
江涌認為，那種針對一國經濟政策和宏觀決策的“間諜行為”才最厲害，它會悄無聲息地將國家經濟政策引向歧路，當你覺醒時，卻發現已完全被別人俘獲了，如同請君入甕。
產業升級中的“陷阱”比工業間諜更危險
北京歐地安科技公司是一家專門提供電磁安防設備的公司。在現代商業環境下，各類信息技術和電子產品的應用越來越廣泛。任何電子器材都會釋放電磁波，因此利用電磁波的采集和還原技術竊取商業情報，就成為跨國間諜的高技術手段。
“一部手機，或一臺電腦，只要它在使用狀態，間諜在很遠的地方，就能通過收集電磁波信息，把使用人在現場說的話還原出來。”歐地安公司總裁佟建勛介紹，其公司最初業務主要是為政府、軍隊等特殊部門配備電磁安全設備，而現在，許多大企業、甚至高檔的私人會所也開始需要此類服務，“人們對安全環境的敏感性更高了”。
不過，這位電磁安全技術的專家卻更看重經濟安全中“人的因素”。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安全技術手段的進步，是與人的安全意識日益增強相對應的”，佟建勛說，相對發達國家來說，中國的企業普遍技術底子薄，積累少，受短期利益驅動，喜歡“走捷徑”，這種心態體現在某些企業和行業中，就會發現“到處是安全漏洞”。
產業升級已成為國家前途生死攸關的中長期問題。”在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看來，中國目前經濟的高速增長是因為人口年輕，再過15年，中國將成為老齡化國家，經濟增長率不可避免地要降下來，如果技術水平上不去，沒有知識產權，才會真正爆發危機。而實現產業升級，就必須躲過那些“陷阱”。
楊帆稱，中國經濟實現產業升級的“最大安全問題”，就是有些人把技術升級的希望寄托在外資身上。
“這很天真”。他認為，對在我國有市場前景的技術(汽車關鍵零配件設計制造、整車設計、數控系統)，戰略性技術(如飛機、集成電路設計、先進集成電路制造設備的出售)，跨國公司不但不會轉讓技術，而且設置了種種“陷阱”遏制對手發展。
他列舉了幾類戰術：
“畫餅充饑”：以各種美好設想為誘惑，瓦解對手自主研發決心。中國研發大飛機“運十”曾歷經坎坷，當1988年國家準備再次生產大飛機時，美國麥道提出合作，號稱合作起點高、經費省、市場前景廣，20年完全轉移技術給中國。但結果是，合作生產的MD飛機比“運十”小，沒有銷路，不掌握核心技術。2007年中國才重啟自主大飛機項目。
“金鉤釣魚”：以利誘麻痹對手，先棄后取。最早的電腦操作系統是DOS2.0。軟件免費用，國外軟件多的是，省錢又好用，中國漸漸失去了研發核心軟件的興趣，致力于漢化外國軟件和在基礎軟件上做應用開發。終于有一天，我們才知道，用人家的軟件是要給錢的。
在調查了中國裝備工業并購狀況后，國家發改委國有資產研究中心主任高梁披露稱，跨國公司通過中國的“產權改制”大量并購中國技術實力雄厚的行業骨干企業，這可能導致中國工業的核心部分、關鍵領域、高附加值的部分被外資控制，形成“外大內空”，被鎖定在國際價值鏈低端。
這是比“間諜門”更有可能危及中國經濟安全的重大問題。
高梁表示，中國經濟正處于產業結構升級關鍵時刻，這時吸收外來的先進技術很重要，但必須要保持自己的工業產權。作為后進國家，如果在“向外學習”過程中不知不覺失去了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建設、自立自強自尊的發展理念，就變成了典型的“弱者心態”。
“看看歷史，世界上哪個強國是依靠他人，靠投機取巧發達起來的？說得不好聽，這是一種畸形的心態和發展理念”。他說：“片面依賴外國資本的發展模式是違反科學的，這害國害民。”
從最初曝光“間諜門”，到竊取商業秘密的全方位調查，高度開放并快速復蘇的中國經濟，意識到自身肌體“有許多漏洞”。
商場如戰場，商業情報不但涉及財富分配，而且是繼資金、技術和人才之后，決定企業存亡的“第四種生產要素”。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中心主任江涌認為。
很多500強企業都有自己的情報機構
“工業間諜”誕生的邏輯并不復雜。如果能花100萬美元賄賂、收買工程技術人員解決問題，為何要花10年和10億美元自己研究？據說，這是有的國家“情報立國”的思路。二戰后，日本約有一萬多人被派到美國學習新工藝和管理技術。美國人后來稱：這些日本人花費了25億美元，就幾乎把西方所有技術都搞到了手，這筆錢不過是美國每年研究經費的1／10。 江涌說，研究工業革命以來的“情報史”，不難發現，世界500強企業中，90%以上都有自己的情報機構，收集并儲存有關市場和競爭者的一切信息，甚至監視同行公司的信心和士氣。與此對應，《財富》1000家大公司每年因商業機密被竊的損失高達450億美元，每家公司平均每年發生2.45次。顯然，“情報戰”本身就是商業競爭的一部分。
中國日本經濟學會理事、資深產業經濟學家白益民表示，在世界鐵礦石市場擁有相當話語權的日本各大綜合商社，有時就是集貿易、金融、信息功能于一體的“情報機構”。
白益民介紹，有的企業大約5~60秒鐘即可獲得世界各地金融市場行情，1~3分鐘即可查詢日本與世界各地進出口貿易商品品種、規格的資料，3~5分鐘即可查出國內外1萬多個重點公司的各年度生產情況，5~10分鐘即可查出各國政府的各種法律、法令和國會記錄，5分鐘即可利用數量經濟模型和計算機模擬畫出國內外經濟變化帶來影響的曲線圖…… 據悉，國外很多私人企業和跨國公司的情報機構雇員，大多都是前政府資深情報人員。有的政府設立研究生院，培訓商業間諜。有的美國大公司可以為面臨退休的特工提供有吸引力的報酬。同時，許多政府情報機構，也把搜集全球重要經濟科技情報放在首位。據報道，美國很多公司委托專業情報機構收集情報。
江涌稱，“工業間諜”是隨著工業革命興盛才日趨泛濫，本來就緣起于西方。當年，德國為獲得英國先進技術，經常偷竊英國的工業設備、誘捕英國技術工人。
行業差距與西方縮小，導致中國間諜案高發
“力拓案”中曝光的胡士泰等，不過是間諜侵擾中國的漫長歷史中的“后來者”。
改革開放后，一些化妝成“國際友人”的商業間諜潛入中國。20世紀80年代，景泰藍制作、“英雄”與“金星”不銹鋼筆套的拋光技術、諸多中藥制作、宣紙制作、湖南龍須草席制作等傳統技藝和專利技術紛紛外泄。
江涌稱，現階段中國之所以成為商業間諜案高發期，主要因為近年來中國在一些行業領域，如電信、網絡、生物、航天等，與西方的差距迅速縮小，這些企業、行業的核心技術是相關對手極力想獲取的“競爭情報”。
他強調，國有企業尤其是大型央企，由于掌握眾多而廣泛的資源，往往成為工業間諜工作的重中之重。
“西方如今對華情報工作，比任何時候都密集”。江涌說。
“力拓案”曝光前，“經濟安全”是個冷僻的概念。江涌覺得，有些人說經濟是“越開放越安全”，“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世紀金融大危機的最小受損者”，這不僅麻痹了自己，也麻痹了國人。
其實，在現代商業社會，情報人員可謂無孔不入。比如，國外評級機構給中國企業評級，為中國資本市場“看門”；跨國會計師事務所給中國企業審計，給中國充當“賬房先生”；跨國投資銀行給中國做咨詢顧問，不僅有企業，還有政府，為中國發展“出謀劃策”。這中間，就隱藏著大量情報人員，他們可能會以各種合法的身份做偽裝，竊取中國的商業情報和商業秘密。
工業間諜的另一個重要“掩體”是非政府組織(NGO)，一些西方非政府組織在華苦心經營多年，在高校、科研部門乃至在一些中央與地方政府部門，有著廣泛的人脈與良好聲譽。一些基金會常年為中國學者出國學術訪問提供資助，同時為一些高校與研究機構的項目提供資助。
江涌說，某些基金的研究項目設計得非常“巧妙”，與我國的重大研究項目相一致，當某個重大研究項目快要結項的時候，該基金就會找上門來，向課題負責人或重要承擔者，直接提供同樣或近似的項目研究資助，如此即可經濟快捷、輕而易舉地拿到相關研究成果。
對于此類情報滲透活動，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稱之為“里應外合”：跨國公司通過各種手法，拉攏一批國內有影響的人物，為其搖旗吶喊、臥底刺探。這里有自稱“精英”的學者、利欲熏心的“企業家”、“高瞻遠矚”的官員。“他們或發表言論，或引導輿論，充當外國的買辦，更有甚者可以大筆一揮，多少人的心血頃刻付諸東流。”
在“力拓案”之前，商務部條法司正司級巡視員郭京毅等，因涉嫌出賣國家經濟主權被查處，應該是“最典型”的經濟安全案件。該案中，在涉及有關外資并購的法律法規制定和司法解釋時，中國官員收受外商賄賂，在法律上故意留“后門”，幫助外商在中國進行行業并購。
江涌認為，那種針對一國經濟政策和宏觀決策的“間諜行為”才最厲害，它會悄無聲息地將國家經濟政策引向歧路，當你覺醒時，卻發現已完全被別人俘獲了，如同請君入甕。
產業升級中的“陷阱”比工業間諜更危險
北京歐地安科技公司是一家專門提供電磁安防設備的公司。在現代商業環境下，各類信息技術和電子產品的應用越來越廣泛。任何電子器材都會釋放電磁波，因此利用電磁波的采集和還原技術竊取商業情報，就成為跨國間諜的高技術手段。
“一部手機，或一臺電腦，只要它在使用狀態，間諜在很遠的地方，就能通過收集電磁波信息，把使用人在現場說的話還原出來。”歐地安公司總裁佟建勛介紹，其公司最初業務主要是為政府、軍隊等特殊部門配備電磁安全設備，而現在，許多大企業、甚至高檔的私人會所也開始需要此類服務，“人們對安全環境的敏感性更高了”。
不過，這位電磁安全技術的專家卻更看重經濟安全中“人的因素”。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安全技術手段的進步，是與人的安全意識日益增強相對應的”，佟建勛說，相對發達國家來說，中國的企業普遍技術底子薄，積累少，受短期利益驅動，喜歡“走捷徑”，這種心態體現在某些企業和行業中，就會發現“到處是安全漏洞”。
產業升級已成為國家前途生死攸關的中長期問題。”在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看來，中國目前經濟的高速增長是因為人口年輕，再過15年，中國將成為老齡化國家，經濟增長率不可避免地要降下來，如果技術水平上不去，沒有知識產權，才會真正爆發危機。而實現產業升級，就必須躲過那些“陷阱”。
楊帆稱，中國經濟實現產業升級的“最大安全問題”，就是有些人把技術升級的希望寄托在外資身上。
“這很天真”。他認為，對在我國有市場前景的技術(汽車關鍵零配件設計制造、整車設計、數控系統)，戰略性技術(如飛機、集成電路設計、先進集成電路制造設備的出售)，跨國公司不但不會轉讓技術，而且設置了種種“陷阱”遏制對手發展。
他列舉了幾類戰術：
“畫餅充饑”：以各種美好設想為誘惑，瓦解對手自主研發決心。中國研發大飛機“運十”曾歷經坎坷，當1988年國家準備再次生產大飛機時，美國麥道提出合作，號稱合作起點高、經費省、市場前景廣，20年完全轉移技術給中國。但結果是，合作生產的MD飛機比“運十”小，沒有銷路，不掌握核心技術。2007年中國才重啟自主大飛機項目。
“金鉤釣魚”：以利誘麻痹對手，先棄后取。最早的電腦操作系統是DOS2.0。軟件免費用，國外軟件多的是，省錢又好用，中國漸漸失去了研發核心軟件的興趣，致力于漢化外國軟件和在基礎軟件上做應用開發。終于有一天，我們才知道，用人家的軟件是要給錢的。
在調查了中國裝備工業并購狀況后，國家發改委國有資產研究中心主任高梁披露稱，跨國公司通過中國的“產權改制”大量并購中國技術實力雄厚的行業骨干企業，這可能導致中國工業的核心部分、關鍵領域、高附加值的部分被外資控制，形成“外大內空”，被鎖定在國際價值鏈低端。
這是比“間諜門”更有可能危及中國經濟安全的重大問題。
高梁表示，中國經濟正處于產業結構升級關鍵時刻，這時吸收外來的先進技術很重要，但必須要保持自己的工業產權。作為后進國家，如果在“向外學習”過程中不知不覺失去了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建設、自立自強自尊的發展理念，就變成了典型的“弱者心態”。
“看看歷史，世界上哪個強國是依靠他人，靠投機取巧發達起來的？說得不好聽，這是一種畸形的心態和發展理念”。他說：“片面依賴外國資本的發展模式是違反科學的，這害國害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