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世界經濟增長繼續放緩，復蘇之路依然崎嶇艱辛。一方面，全球價格水平總體穩定，就業狀況有所改善，跨國直接投資止跌轉增，企業并購活躍；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市場波動加劇，全球債務水平依然處于歷史高位，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低迷，貿易保護和貨幣競爭風險提升。2016年世界經濟預計仍會面臨諸多不確定、不穩定因素。
2015年世界經濟總體形勢回顧
在世界經濟增長繼續放緩的總體態勢下，各經濟體增速呈現出明顯的差異性。2015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數據顯示，2015年世界經濟增長3.1%，比2014年低0.3個百分點。發達經濟體增速回升至2.0%，但回升勢頭減緩。其中，美國預計增長2.6%，比2014年提高0.2個百分點；歐元區增長1.5%，比2014年提高0.6個百分點；日本增長由負轉正，預計增長0.6%。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增速下滑為4.0%。其中，印度維持了增長勢頭，預計增長7.3%，俄羅斯、巴西則陷入衰退，增速分別為-3.6%和-3.0%。值得注意的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區陷入了整體負增長境地。
全球經濟增速的差異性在就業上也有所反映。2015年10月，美國的失業率為5.0%，比一年前下降了0.8個百分點。歐洲勞動力市場也在持續改善過程中，歐盟整體失業率2015年9月降到9.3%，比一年前下降了0.8個百分點。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其他發達經濟體的勞動力市場沒有明顯改善，也沒有惡化。與之形成對照，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就業狀況不容樂觀。巴西的失業率明顯上升，從2014年10月的4.7%上升到2015年10月的7.9%。俄羅斯的失業率為5.5%，與2014年相比變化不大。南非的失業率則仍然徘徊在25%左右的高位。
全球消費者物價指數增長率持續下降。2015年9月同比增長2.4%，比2014年同期下降0.8個百分點。導致這一結果的主因是發達經濟體通脹率下降，2015年9月竟降至0.02%。美國的個人消費支出同比增長率2015年10月為0.1%，歐盟的消費價格調和指數同比增長率2015年10月為0.1%，可見發達經濟體通縮風險顯著。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通貨膨脹率總體保持穩定，2015年10月，南非、印度、巴西、俄羅斯分別增長4.7%、5.0%、9.9%、15.6%，巴西和俄羅斯已表現出典型的滯脹特征。
國際貿易步入負增長。根據世界貿易組織數據，2015年1—9月全球出口總額按美元計同比增長-11.0%。發達經濟體中，美國和日本的出口下降幅度相對較小，歐盟和加拿大相對較大。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中，中國的出口下降幅度相對較小，俄羅斯、印度、南非、巴西、阿根廷相對較大。貿易增長大幅度下降，提升了貿易保護和貨幣競爭風險。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談判結束，最早會在2017年生效。這是20多年來首個大規模諸邊貿易投資協定，其影響將逐步釋放。
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活動有所增長。2015年上半年，全球跨國并購異?；钴S，達到4410億美元，比2014年上半年增長136%。2015年全球投資政策仍然朝著更加自由化的方向發展。在各國出臺的新投資政策中，85%以投資更加自由或促進投資為方向。投資自由化和促進措施在航空、電信和電子商務領域進展較大；限制措施主要是在涉及國家安全和戰略的投資領域使用一些審批規則。2015年新達成的中韓、中澳自由貿易協定和《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中，均有關于國際投資的內容。
全球政府債務狀況沒有明顯好轉。2015年發達經濟體政府總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從2014年的104.6%微降至104.5%，其財政赤字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從3.4%下降到3.1%。盡管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總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不高，2015年僅為44.3%，但是其引發危機的債務閾值也相對低很多。
全球金融市場經歷了猛烈震蕩。2015年中國香港、日本、美國和歐洲等各主要股市均經歷了先漲后跌的劇烈波動。全球各主要貨幣的匯率在2015年發生了較大波動。美元指數在2015年前三個月上漲9%，隨后進入長達數月的震蕩盤整期，但整體仍處于高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貨幣在2015年集體走低，巴西雷亞爾累計跌幅超過30%，位居新興市場國家貨幣貶值之首。主要發達經濟體超低利率政策，貨幣政策深度分化特別是美聯儲加息預期，高債務重壓下市場的敏感性與脆弱性，都放大了市場波動，提高了金融市場之間的關聯度。
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低迷。從2014年9月至2015年9月的1年時間里，大宗商品價格指數共下跌了39%，能源價格指數下跌了49.6%。各類非燃料大宗商品價格在2015年也大致保持了一致的震蕩走低趨勢。金屬類大宗商品初級產品價格指數下降25%，農業原材料價格指數同期下跌了18%。預計2016年大宗商品價格將在低位繼續震蕩，且略有上揚。
2016年世界經濟運行和趨勢展望
綜合研判后可以得出如下判斷：按購買力平價法計算，2016年世界經濟增長率維持在3%左右的可能性較大。盡管爆發各種類型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不高于20%，但如果金融危機真的爆發并且具有較強傳染性，世界經濟增長可能還會在此基礎上下降1.0個百分點。至于石油價格走勢，2016年在低位徘徊后略有上升的概率較高，支持這一判斷的主要依據是地緣政治風險不斷加大，以及美國加息后對美元匯率預期的相對穩定化。此外，需要引起重視的不確定性因素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發達經濟體需求管理的政策效果令人憂慮。為應對金融危機，美歐日等主要發達經濟體從2007年開始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這種以降低名義利率和實施非常規量化寬松政策為主要手段的需求管理政策，在危機初期對遏制衰退和促進復蘇發揮了一些作用。然而，發達經濟體長期增長基礎卻不甚牢固。據美國大型企業聯合會估計，美國全要素生產率過去3年增長速度幾乎為零，未來10年工作年齡勞動力增長率將從0.6%降至0.2%，加上目前革命性科技突破仍在醞釀之中，這都意味著美國的潛在增長率將處于趨勢性下降通道。在美國已經停止量化寬松政策并且轉入加息周期之際，歐洲和日本與美國背道而馳的需求管理政策之效果，勢必會大打折扣。對發達經濟體增長前景產生憂慮，更直接的原因還是它們長期過分依賴極度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做法，將會引發一系列有害于甚至斷送經濟復蘇的后果。
第二，超低利率引發危機的風險不斷積累。美英等發達經濟體的超低利率不僅構成股市持續上漲并且大起大落的直接原因，而且成為不受或較少受到金融監管的影子銀行業不斷擴張的重要原因。金融穩定委員會最新發布的《全球影子銀行監測報告》指出，銀行之外的“其他金融中介機構”總資產2015年已升至全球經濟總量的128%，與2008年歷史高點僅差兩個百分點。一些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公司也受到低利率的誘惑而大舉借入美元債，為貨幣錯配進而引發危機埋下了伏筆。極度擴張的貨幣政策使一些本該倒閉的企業得以勉強維持，同時本該進行的結構改革與調整一再推遲。一旦發生新的危機，各國央行的利率操作空間將十分狹小。
第三，全球超高債務水平對金融穩定帶來威脅。低利率和高負債是一個自我強化并終將崩潰的組合。債務水平高企必然要求維持較低水平的利率，這又促使借款成本降低，反過來加速債務累積。低利率還和資產價格上升并存，使資產負債表看上去不那么捉襟見肘。這一方面提升了進一步負債的空間，另一方面刺激了泡沫的形成和積累。然而，一旦利率、負債水平和資產價格組合中的某個環節出現問題，比如加息、杠桿控制和流動性不足或者資產價格下跌，就會造成連鎖反應式的金融市場波動甚至崩潰。一些經濟體目前已經出現低利率、低增長和高負債這一“有毒組合”不斷積累的趨勢。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2015年前10個月跨國企業債務違約99起，近15年來僅次于2009年的222起，防止債務進一步積累的趨勢已迫在眉睫。
第四，美聯儲2016年加息的時間、速率和力度仍存在不確定性。促進增長與就業、維持物價穩定，構成美聯儲貨幣政策的雙重目標。然而目前美國的失業率和通脹率所顯示的信號是相互矛盾的。2015年10月失業率已經低至5.0%，經濟增速也基本令人滿意，這和對高額負債的深度擔憂一道，成為美聯儲在2015年底加息的基本原因。與此同時，美聯儲實現物價穩定的具體目標是把通脹率控制在2%以內。雖然扣除能源和食品的個人消費支出價格指數在2015年10月已經同比增長1.9%，但個人消費支出同比僅增長0.1%，相比2014年同期下降了1.3個百分點。這表明美國繼續維持寬松貨幣政策的余地仍然較大，加息造成通貨緊縮的風險依然存在，尤其是加息的時點和力度如選擇不當，可能給脆弱的世界經濟復蘇造成傷害。
第五，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經濟出現持續下滑趨勢。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研究，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出現了結構性放緩與周期性放緩疊加的局面。結構性放緩是指潛在增長率偏離歷史平均水平的變化，即潛在增長率下降，其中起作用的是一些中長期因素；周期性放緩是指實際增長率偏離潛在增長率的變化，其中起作用的是一些短期因素。未來幾年，中長期因素主要包括制度安排、基礎設施、人口結構與產業結構轉型等四個方面；短期因素主要是發達經濟體因過度擔心通脹和抑制資產泡沫而引發的經濟低迷風險，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自身金融過度開放和金融自由化引發的金融動蕩風險，以及各國為擴大國際市場份額可能奉行的競爭性匯率政策。
第六，許多經濟體內外政策和結構改革不同程度地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不斷掣肘。經濟政策的政治化在某些情況下有利于經濟問題的解決。但在當今世界，特別是在那些所謂“民主國家”，內外政策的高度政治化更多是在發揮負面作用，固化或偏袒既得利益集團，阻礙必要的改革。一位歐洲政要在希臘債務危機最嚴重時說的話頗具代表性：“我們都知道該做什么，但不知道做了以后能否獲得連任。”在此，政治考慮先于經濟考慮，短期需要壓倒了長期目標，做正確的事讓位于做于己有利的事，黨派訴求高于國家訴求，本國利益超越全球利益。這種經濟政策不斷政治化的傾向遲滯了各國經濟的強勁復蘇，也加大了全球經濟問題的解決難度。
摘自《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