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要不要平常心？
反對以創新和發展的名義搞破壞
變來變去，不叫創新；沒有方向，不叫進步；只破不立，不叫發展。
文/黃俊杰
發展是本世紀最被中國人崇拜的詞語。重慶的地圖每3個月要更新一版；5年沒回家的義烏商人要花錢請人帶路；北京的你，分不清中國的第一高樓，是上海的環球金融中心，還是廣州的珠江新城西塔。
變異的城市在關于發展的夢想中撲面而來。站立在城市的中心點，如同鳥巢或方糖的奇怪建筑、擠滿全球化人類的麥當勞、香奈爾與海爾電器一起擺放的玻璃櫥窗，旋轉著向你襲擊而來——在這被創新、虛榮、財富、夢想推動的都市的信息長河中，我們隨之不斷向前移動，最后一陣眩暈。在總是擠不進的地鐵前、在CBD寫字樓下賣叉燒飯的快餐店，人潮洶涌如江河決堤。你浮沉其中并偶然發問：日新月異真的是一個褒義詞?
創新性破壞
根據商業社會的邏輯，人類的創造需要破壞——摩托羅拉CEO愛德華?詹德海說“我每天都在尋找破壞摩托羅拉的方式”；海爾集團首席執行官張瑞敏說“創新就是創造性地破壞，就是要把自己原來的成功與平衡破壞掉”。寫過《創新者的窘境》的哈佛商學院教授克里斯坦森一直試圖發現“世界運作的方式”，最后發現成功是最糟糕的教師，直接提出在商業社會生存的“創新性破壞”理論：“成長的關鍵，在于成為破壞者，而不是被破壞者。”
如果一切都可以貼上標簽明價出售，商業社會的這種邏輯或許可以直接用于一個城市或一個社會。但在浮躁的上行社會，這種“創新性破壞”同時呈現的還有它的破壞力。
有美國學者曾經投書新華社，認為“一個有著最偉大城市設計遺產的國家，正在有系統地否定自己的過去”：“為什么擁有五千多年文明的北京，卻要像十幾歲的孩子般莽撞行事，還穿上一身俗氣的洋褲褂呢?” 廣東小城市江門想建生態城，好心的評論說，好處是不會重蹈“以創新的名義破壞環境，以發展的借口犧牲生態”的覆轍；刻薄的評論說，科學城、金融城、生態城恐怕都是跟風式的流行口號，全都是以發展的名義去兜風。
2007年的廣東高考地理狀元廖麗嘉用“無所適從”來形容曾經經歷過的高考。每年高考都有新花樣——3+大綜合、3+小綜合、3+X、3+X+1再到3+X+2；從原始分到標準分，再從標準分改為原始分。如果年輕人將高考看成改變命運的途徑，那么這種命運的考試方式就近乎兒戲。澳門科技大學校長許敖敖說話比較坦白：“高考科目5年變4次，這種讓學校、老師和學生都無所適從的做法，也叫‘改革創新’？”
廣東佛山一個村的醫院開通網上醫療服務，通過信息化聯網，村民足不出戶就可以享受到醫療服務。但批評家對此并不領情，認為這投資巨大的事兒除去“全國首創”的名頭外，對不上網的農民似乎沒有幫助。好心未必辦好事，有時是一種浪費——新的《藥品說明書和標簽管理規定》發布時，直接帶來的后果是醫藥公司必須大規模地更換藥品包裝。當時重慶最大藥品生產廠家之一，陪都藥業在換裝中投資大約是80萬元，而這家公司的董事長還有心思為同行算一筆賬：重慶藥品生產廠家近1000家，每家20個品種，每個品種用10000元計算，“這是一個多大的數字？”
如果說科技應該時刻創新，法規該不該朝令夕改？在創意可以變現的商業社會，隨“創新性破壞”而來的，可能是“破壞性創新”——一位叫黃文學的評論者寫過文章《偽創新為何一路高歌》，認為創新的壓力十面埋伏：全球氣候變暖、人口急劇膨脹、世界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綜合國力競爭激烈、國內經濟發展的資源壓力等等，讓創新對民族生存、國家發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但他認為，在這個“創新”在報刊、文件、講話中出現的頻率極高的社會，打著創新招牌的“偽創新行為”并不少見——例如換個新說法和新名詞的制度創新、換個顏色和包裝的藥物創新、換個洋名稱的食品創新、貼上高科技術語標簽的技術創新。形式主義、浮躁逐利、漠視科學都會縱容偽創新，然后，偽創新帶來了負價值。
建設性破壞
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天池藍而清澈，杜鵑花從池畔蔓延開去，周邊覆蓋著茂密的原始森林和草地。后來《無極》劇組來了，給天池留下了紀念品——酒瓶、塑料袋、雨衣和垃圾，還有一百多個樁、一座將天池劈成兩半的破敗木橋。結果是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站出來批評，同時受到批評的還有過度人工化、城市化，亂占地建房、毀壞自然遺產等在小城鎮和風景區中層出不窮的問題。《人民日報》上的政論告訴我們，這叫“建設性破壞”。這種破壞，讓雁蕩山溪流干涸，讓昆明滇池水質惡化，讓襄樊的千年古城墻被夷為平地。
你也不得不忍受城市突然出現的這些東西：某張耗資過億的城市名片、某個為了贊助費用的地產節、某個毫無意義的大橋長度、某個做廣告用的巨型雕塑，然后，你無能為力地看著城市失去某個充滿人情味的老城區，某座墻壁有著涂鴉的舊騎樓、某個周六用來表演粵劇的小廣場。你猶如生活在電影《死亡詩社》當中，百年老校的校訓是：“tradition, honor, discipline, excellence”(傳統、榮譽、紀律、優秀)，年少氣盛的孩子們卻要將之改成“travesty, horror, decadence, excrement”(嘲弄、恐怖、頹廢、排泄)——新加坡國立腦神經醫學院某顧問說，城市化會引發緊張性頭痛。但更大的問題是，緊張兮兮的中國城市，正沿急功近利的發展公式變得千篇一律，失去味道。
即使在我們的生活中，同樣存在“建設性破壞”：有人說80后的選擇帶來了商業化和草根化，而拋棄了文化的深度；有人說網民發明了論壇、人肉搜索引擎，也發明了價值混亂的時代。有著社會進步需要保守下來世界觀的作家阿城，通過“艷照門”事件發現了“百無禁忌是可怕的”。有人開始追憶上世紀80年代，有人發現中產階級對社會的需求其實是保守穩定。
社會急躁讓保守主義存在生存空間。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香港《明報》經歷過一場漫長的改革。最喜愛的史書是《資治通鑒》的金庸希望制度化，但又不希望因為改革而引起《明報》內部的大動蕩。于是他選擇了保守主義：“改革要一點一滴地累積起來，東改一點，西改一點……進步太慢，還是勝于急躁而釀成了重大錯誤。與其失足，還不如走一步，看一步，再跨出半步試一試，不對就立即縮回。”
創新和發展不應該被反對。但一個簡單的道理是：變來變去，不叫創新；沒有方向，不叫進步；只破不立，不叫發展。在浮躁社會，標志性建筑的陰影掩蓋了城中村的雜亂，電視明星于丹創新了《論語》的解釋，房地產商每天都在電視廣告里教育你新的居住概念——這甚至讓人懷疑：我們是不是在用創新的名義偽創新，用發展的名義搞破壞？禪宗大師說“平常心是道”，但人人都被不進則退的生活邏輯逼得失去了耐性。高速前進的社會學，需要的是玄幻感而不是平常心，50年的未來實在太遠，5分鐘的奇跡已經足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