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個“癥結性”問題。10年前，“九五”計劃提出了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轉變”,即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10年來，經濟增長方式尚未取得根本性轉變，重外延、輕內涵，重速度、輕效益等情況依然嚴重存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仍是“十一五”期間的一個重要課題。
在“四位一體”的發展體系中把握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必須強調，我們今天“發展”的內涵已經發生重大變化，這就產生了“轉變發展觀念、創新發展模式”的問題。原來講的發展是比較狹窄的概念，把發展片面等同于經濟發展，進而又把經濟發展片面等同于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又主要是看GDP這個指標。這種傳統發展理念帶來了相當嚴重的負面影響。從第十一個五年規劃開始，發展將是一個“四位一體”的現代發展體系：一是經濟發展，包括經濟增長、經濟結構、資源配置、技術創新等；二是社會發展，包括社會事業的發展(如教育、衛生、文化、體育、科研等)，以及社會組織和和諧社會的建設；三是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發展，包括人口、資源、環境等；四是人自身的全面發展，包括人自身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自身素質以及對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參與等。我們應把握發展的嶄新內涵，突破傳統的狹隘的發展思維，把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放在“四位一體”的新發展模式中去把握，賦予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以新的涵義。
“十一五”期間之所以強調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并作為發展中的突出問題，基于以下三方面考慮：一是從人與自然的關系來看，由于資源、環境的約束相當嚴重，原來的那種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難以為繼。在20世紀70年代，“羅馬俱樂部”成員、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學者丹尼斯?米都斯(DennisL.Meadows)教授等在《增長的極限》中就警告世人，受資源約束，增長是有極限的。最近，我們國家的領導人在講到亟待解決的八個突出矛盾時，把“資源能源緊缺壓力增大，對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制約日益突出”列為第一位，是意味深長的。從可持續發展理論和國家發展戰略角度考慮，要打破這一戰略瓶頸，必須要在增長方式方面找出路。二是推動新型工業化與經濟現代化的需要。我國已進入工業化的中期階段，工業化的任務還遠沒有完成。下一步怎么走？不能按照西方和東方國家老的工業化思路走，必須走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比較少、環境污染比較小、各種人力資源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不符合新型工業化的要求。三是我國在未來新時期提高經濟競爭力的需要。我國已經進入WTO的“后過渡期”，逐步與國際經濟交融到一起，加上世界范圍內新技術革命崛起，這兩個潮流同時涌來，給我國經濟帶來極大的壓力。
我們深知現在中國的競爭力在國際上排序不高，為提高核心競爭力，必須轉變增長方式。如何推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從新發展模式的角度看，需要在以下四個方面采取戰略性措施。一是中心環節：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二是產業依托：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三是重大舉措：發展循環經濟，建設節約型社會；四是制度支撐：推進體制創新，在開放中獲取盡可能大的比較利益。自主創新: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中心環節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在當代中國和世界，技術創新及其產業化，是推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發展先進生產力的動力源(8.95,0.13,1.47%)泉。通過對先進生產力發展若干規律性現象的研究，有下列5點認識：(1)科學發明——技術創新——產業化推進，是先進生產力發展的基本路徑；(2)量變——部分質變——根本質變(突變)，是先進生產力取代落后生產力的運行方式；(3)開拓新產業和改造傳統產業，是先進生產力向整個社會生產領域“挺進”的兩條主要戰線；(4)局部發達地區創造——向國內更大范圍擴散——向國外相關國家和地區轉移，是先進生產力發展的空間運動規律；(5)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不發達國家和地區利用后發的某些有利條件，有可能促進某一產業乃至社會生產力的跨越式發展。在這5條中，科學發明、技術創新是基礎性的東西。
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長的技術含量雖有所提高，但總的來說，科技創新能力仍較弱。如果把技術專利占世界專利總量的比重與其他國家(如韓國)比，或者在國內把大陸31個省、市、自治區與臺灣省相比，就會發現差距明顯，令人扼腕！在這方面，韓國堅持自主創新的經驗對我國頗有啟迪。下一步應切實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并將之作為實施科教興國的戰略基點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中心環節。提高自主創新能力，重點應瞄準五類技術：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材料技術、能源與環保技術、空間海洋技術。基點在于加強原始科技創新和面向國家戰略需求的關鍵技術創新與集成，力爭獲得一批自主知識產權，同時提高對外引進技術的消化和再創新能力。為促進企業提高自主創新的能力，需建立新的制度，如產權保護制度、風險投資制度、技術入股和技術期權制度，推進“技術資本化”，給技術人員安上激勵機制的“馬達”。結構調整和升級：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產業依托“十五”期間，提出把結構調整作為主線。
在“十一五”期間，應繼續把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作為經濟發展的重點。突出抓以下三點：一是堅持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加快推進工業內部結構調整的進程。目前，盡管一些經濟發達地區已進入工業化中后期階段(如上海及周邊的蘇南地區等)，但從全國來說仍處在工業化的中期階段。推進工業化仍是未來經濟發展中“艱巨的歷史性任務”。現在的問題是，不能走傳統的靠大量資本要素投入的工業化老路，而要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來改造傳統產業，尤其是通過傳統制造業的技術更新和設備改造，提高工業部門的技術含量。同時，調整工業內部結構，推進工業由過多依賴要素投入向技術創新和產業優化發展的進程，利用后發優勢，走一條新型工業化道路。二是著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我國處在工業化時代，同時又面臨信息化的浪潮。從國際競爭的角度分析，工業化時代爭奪什么？一是資源，二是市場。信息化時代爭奪什么？一是高新技術及產業，二是尖端人才。在“十一五”期間，應抓住當今世界新技術革命的有利時機，積極發展對經濟增長有突破性重大帶動作用的高新技術產業。如發展信息產業，包括計算機、網絡通訊、微電子、軟件開發產業以及生物工程產業、新材料產業、新能源新環保產業等，努力使之成為國民經濟的先導產業和國民經濟新的成長鏈。三是用新的思路加快發展服務業。現代服務業將是我國“十一五”期間乃至更長時期經濟增長的一個“亮點”。
現代服務業不僅是國際上跨國資本繼制造業轉移之后向我國產業轉移的一個新領域，而且是擴大“內源性”需求、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新增長點。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突出的要解決“總量”問題、“競爭力”問題、“結構”問題、“體制”問題等。在結構方面，“十一五”期間應大力發展新興服務業如信息服務業、現代物流業、技術研發業、創意服務業、動漫服務業、會展服務業、中介服務業、社區服務業，以及文化教育醫療等服務業，尤其是把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作為突破口。根據筆者的實際調查，我國服務業領域雖然蘊藏著可觀的潛在能量，但有些潛在能量至今仍被傳統的經濟體制和單一的國有壟斷體制所束縛，其中相當一部分至今未被當作現代服務產業來發展。必須按照市場化改革的目標，著力推進體制改革，用體制創新特別是產權制度創新的辦法，來釋放現代服務業發展的潛在能量。
循環經濟與節約型社會：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大舉措循環經濟是經濟增長方式的一種創新。相對于傳統的“資源—產品—廢棄物”(而且是“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線性經濟增長方式，循環經濟強調“資源—產品—廢棄物—資源……”。這是一種以資源的高效和循環利用為價值取向、以可持續發展為根本目的的新型增長方式。發展循環經濟須從三個層面展開：一是企業層面，打造循環型企業；二是區域層面，打造循環型區域或城市；三是社會層面，打造循環型社會。而要這樣做，必須按照市場經濟的新機制而不是按傳統的計劃經濟機制來發展循環經濟。要點有四：一、在政府的協調下以市場為主導，防止把循環經濟演變為“干預型經濟”；二、以企業或企業集團為基點，同時發揮現有園區的作用，防止借發展循環經濟形成新一輪“土地開發熱”；三、以產權多元化為特征，發揮各種所有制的功能，防止單純強調用國有資本發展循環經濟；四、實行社會廣泛參與，包括發揮非政府組織特別是環保組織的作用。與發展循環經濟相關聯，要創建節約型社會。從發展模式的角度分析，節約型社會是一種以盡可能地減少資源耗費來維持社會正常運轉，盡量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需求的一種運轉模式。創建節約型社會固然要強調資源的開發和節約并重，但是把節約放在首位，當前應特別強調“節能、節水、節地、節材及綜合利用”，簡稱“四節一綜合”。在節約的基礎上強調提高資源的有效利用。通過發展循環經濟和創建節約型社會來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有效轉變。
體制創新：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制度支撐為什么長期以來我國始終擺脫不了傳統的增長方式？原因之一是在經濟機體內部“慣性運作”的僵化的(而且是不協調的)經濟體制，因此需要著力推進改革。從支撐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制度角度看，有以下幾點：一是以職能轉換為重點推進政府管理體制改革。在眾多的與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相關的體制改革中，“牽一發而動全身”者，是政府自身管理體制改革。實踐表明，經濟增長方式方面的諸多矛盾和問題，從制度的角度來分析，與政府自身管理方面缺位、越位和錯位有關。因此，要轉變增長方式必須首先轉變政府職能，做到一不干預微觀經濟活動，二不包辦企業決策，三不代替企業招商引資。關鍵在于把“經濟管制型”政府轉變為“公共服務型”政府。同時探索在經濟多元化特別是混合經濟所有制的格局下，政府如何進行宏觀管理和調控的新機制，以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
二是在更具關鍵性的企業層面推進體制創新，塑造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微觀基礎。企業是實施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行為主體，企業缺乏相應的制度安排和治理結構，新的經濟增長方式難以實現。研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中外微觀基礎不盡相同。在我國，必須推進國有企業的深度市場化改革，切實建立企業現代產權制度。根據當前國企改革的進程，下一步在繼續推進競爭性領域國企改革的同時，加快推進壟斷性行業和領域的國企改革。在企業層面推進體制創新的基礎上，由國企改革向整體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升華。
三是抓緊建立“現代資源產權制度”和“現代環境產權制度”。這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調節人與自然關系的重要制度支撐。建議建立“國家資源現代產權制度”，包括國有土地資源、礦產資源、水資源、森林資源、海洋資源等，在資源領域建立一整套包括產權界定、產權配置、產權流轉、產權保護的現代產權制度(例如，各類資源產權轉讓的價格問題很多，要使各種資源價格充分反映資源的真實成本和供求關系)。還要建立“現代環境產權制度”，通過產權界定制度，做好生態環境的價值評估；通過產權流轉制度，使優質環境的受益企業(如房地產開發企業)支付相應的轉讓費用；通過產權保護制度，維護環境投資者的合法權益。這方面我們國家整個社會的產權概念還比較模糊。總之，通過一系列產權制度創新，使人們從利益的角度合理利用資源和保護環境，使資源資本和生態環境資本升值。
四是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在開放中轉變增長方式。美國經濟學界有句名言：“越開放的經濟，效率越高，全要素生產力對增長的貢獻越大”。但開放應該是雙向的、多向的。我國政府和企業要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積極、主動地改革國內現有的體制，與國際市場接軌；企業要實施“走出去”的開放戰略，在更大的范圍內實現資源的優化組合。同時，貿易伙伴和投資伙伴也應該抱著開放的態度，通過優勢互補，使大家從開放型經濟增長中實現互利多贏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