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最初的“貓論”到今天的“和諧社會”，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走過了15年的歷程。15年間，中國締造了經濟奇跡，成了世界第四大經濟體，所創造的生產力可以說比中國歷史上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但另一方面，中國也在15年當中從一個相當平均主義的國家迅速發展成相當不平等的國家。當初的萬眾一心，已經為今天的利益分殊、心態不一所取代，而不斷激化的社會矛盾，也在一刻不停地拷問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前途。
顯然，實踐的背后，是人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認識上的困惑和迷惘：自由競爭是否就意味著弱肉強食？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角色是什么？金錢萬能是市場經濟的必然邏輯嗎？市場經濟必然會帶來道德敗壞嗎？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顯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能夠持續，至關重要的是給予這些問題以正本清源式的回答。
都是市場惹的禍？
自2004年的郎顧之爭開始，中國社會出現了反思改革的思潮。一些人試圖把貧富差距過大以及腐敗等問題歸咎于市場經濟，似乎中國社會目前的一切罪惡都是市場經濟造成的。很多既得利益者也對此推波助瀾。流風所及，社會上甚至興起了對計劃經濟時代的懷念之風，認為那是一個分配平等、充分就業、沒有腐敗的好年代。
但從理論上看，市場經濟的完善需要的是自由的競爭環境、對私有產權的保障和充分的信息披露等，這些條件雖然很多時候并不具備，但并非沒有實現的可能；而計劃經濟則要求有一個無所不能的、掌握所有市場信息的獨一無二的中心，這在信息化時代的今天，可以說是完全沒有實現的可能。已故的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在其成名作《選擇的自由》中就認為，由于政府身為執政者，是很難對各界的利益團體做出切身的體會及選擇，是故歷史上能作積極主導而有大成效的政府實在少之又少，反之導致社會失衡的例子倒多如恒河沙數。
在今天的世界上，斯堪的那維亞半島上的市場經濟國家，被世界公認為是最接近于人類理想的公平公正的社會，也是最廉潔富裕的國家；我們的香港實行的是市場經濟制度，但也是世界上最廉潔的政府之一。認為市場經濟必然導致分配不公、腐敗等現象的看法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在經濟體制轉軌的歷史背景下，中國社會目前的諸多矛盾并不是因為實行了市場經濟，而主要是由于市場經濟不成熟、市場機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市場經濟、市場機制本身的缺陷。貧富差距的問題，不是因為市場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是因為市場化過程中因權力之手的介入，讓有些人以犧牲他人為代價暴富起來。借助權力致富，損害弱勢群體，恰恰是舊體制的弊端造成的。
目前，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在我國已經基本確立。雖然中國97%以上的產品價格已經完全放開，絕大多數企業投入產出銷售等各環節不再受政府控制，但對中國而言，重要的資源是土地、資本、勞動力，土地基本上是國家所有。資本的配置在企業缺乏自有資本的情況下，主要取決于從金融機構借入的資金，由于利率沒有市場化，金融機構業務還受政府干預，因而通過借入資金配置資本資源往往是低效率的。人才流動則受戶籍管理制度限制。所以，從土地、資本、勞動力這三大資源來看，不能說中國市場化程度很高。
今天，在中國的經濟生活中，政府在很多時候仍是事實上的資源配置主體、投資活動的主要組織者，本來應該由市場配置的資源，很多還是由政府部門通過他們的官員來配置，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門資源配置權被異化成官場經濟下的權力尋租。于是，一個市場主體，無論是國有企業、民營企業或個人，能夠獲得經濟資源的多少和優劣，相當程度上是依照其與權力的關系遠近而定的，最終形成了以權力為核心的差序格局。
一方面，政府在應該退出的競爭性領域遲遲沒有退出，另一方面，在構建市場經濟必須的法治環境和照顧弱勢群體方面，政府雖有作為卻依然飽受批評。拿廣受關注的五大改革來說，國有企業改革和房地產拆遷，搞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是正確的，但在具體操作中，卻缺少明確的補償政策，加上一些地方官商勾結，嚴重侵犯弱勢群體利益。而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障的改革，以市場化為導向本身就有巨大爭議。
因此，中國今天的問題，已經不是要市場還是要計劃的問題，而是哪些應該市場哪些應該計劃的問題，更根本的，是如何從市場領域清除權力之手的問題。
而從歷史經驗來看，市場經濟的產生固然和民主政治沒有必然的關系，但市場經濟的完善和持續，卻必須有賴于法治和民主。中國的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已經產生了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既害怕民主，又要以市場的名義來論證其利益瓜分的合理性。害怕民主，因為他們不想人民來制約他們的行為，分享他們的利益。以市場的名義是因為他們要抵御政府來干預。每當政府有些動作，總會有代言人出來替“市場”辯護。要改變這種狀況，就必須改變內部人改革的方式，使民眾能夠參與改革，同時對權力進行制約。這些，顯然離不開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化。
市場經濟必然產生道德滑坡？
伴隨著市場經濟關系的形成，人們的個體意識、獨立意識、法制意識正在增強，民主、自由、平等觀念已有不同程度的加深，道德主體的平等地位和自由權利正逐步得到確立。
但另一方面，中國今天身處的時代，是“義”與“利”相撞最為慘烈的時代——當道德、理想、親情碰上了金錢，立刻敗得潰不成軍。坑蒙拐騙、偽劣假冒、謀財害命、拐賣婦女、貪污受賄、見死不救等現象的出現頻繁到了人們見怪不怪的程度。更嚴重的是，面對這些現象，社會大眾的道德是非顛倒良知麻木達到令人震驚的地步。
值得一提的是，在市場經濟的今天，道德崩壞不僅僅是個人的事，更關乎中國市場經濟的興衰成敗。馬克斯?韋伯就認為新教倫理推動了西歐經濟的發展，使資本主義在當時并不發達和強大的西歐得以產生。而在中國，經濟倫理的缺失使中國的市場經濟和企業家缺乏一種可持續的精神力量和感召力。
對于道德滑坡的原因，人們除了譴責始作俑者的道德敗壞，更多是歸咎于市場經濟唯利是圖的本性。但考慮到西方社會的道德狀況，這種看法并沒有多少說服力。
目前經濟倫理的失效，有歷史的因素。由于近代以來的破壞，如今的中國既缺乏法律，又缺乏宗教，人們不信神，不信鬼，不信天命，不信末日審判，當然更不信天堂。從精神層面來說，我們的市場倫理先天不足，并沒有培育起誠信、合作意識以及其他成熟的市場倫理來。膚淺的實用主義仍然牢牢占據著人們的頭腦，只是從政治崇拜轉向商品和金錢崇拜而已。很多人只知道亞當?斯密《國富論》所倡導的“看不見的手”，而不知道他在《道德情操論》所倡導的人性光輝，這并不是偶然的。
另外，這也與中國傳統道德的內在缺陷有關。從根本上講，中國傳統道德是一種賢人道德觀，它是以“人人皆可為堯舜”為前提的；其道德追求和道德目標是為人利人，舍己取義。這種道德只能是少數人實行，不可能成為社會的普遍行為。將人們實際上做不到甚至連倡導者自己也不想做到的圣德作為常德推行時，恰恰使道德約束普遍失效。
與傳統的賢人道德觀不同，市場經濟要求的是一種“底線道德”，或曰“道德基準線”，肯定所有的人在不損害他人的條件下有權利追求自己生活意愿的滿足，并在權利義務平等的基礎上規定個人的應盡義務。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道德理想不再是被強制推行的和被動接受的，而是基于個人的自由選擇。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道德倫理教育仍然并沒有與時俱進的新內容。要么是傳統的道德說教方式：樹立圣人、英雄人物，以其先進事跡教育大眾，但這樣的理想人物，在現實中不過是特例而已，很難有普遍的說服力。要么祭出儒家“仁義禮智信”的法寶，但這種道德教育解釋不了市場經濟社會的各種現實，難以作為支撐整個市場經濟社會的道德倫理基礎。
《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的作者福山把人類社會分為兩類，一類是“高度信任社會”，以美國為代表；另一類是“低度信任社會”，以華人文化圈、 意大利、韓國為代表。福山分析了華人社會的致命缺陷。幾千年來，儒家文明雖然一直在探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但中國社會依然是一個“低度信任社會”。在這套文化觀念中，沒有個人的價值和尊嚴，而只有嚴格的等級秩序。由于沒有彼岸的“信仰”和此岸的“契約”，其結果便是一種奇特的“二律背反”——表面上形成了強大的中央集權體制，實質上整個帝國都是一盤散沙；表面上家庭成為社會紐帶的核心，實際上信任從來也沒有超出過家庭之外。
亞當?斯密的理論在幾百年前就很好地解釋了商業社會中道德敗壞和腐敗產生的根源。他認為妨礙人們勤勞工作、阻止人們實現生活改善愿望的制度就是社會道德墮落的根源。例如：特權、壟斷、管制、保護等制度給社會帶來了極大的道德風險，不僅僅阻礙了社會經濟的自然運行，而且還造成了商人的腐敗和墮落，它使商人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投機取巧而獲得壟斷和超額利潤上，導致腐敗的產生和社會道德的敗壞。
從這一點上來看，如果中國消除不了特權、壟斷以及不勞而獲的各種根源，讓社會中的特權階層繼續依靠權力和關系去掠奪財富，而不是讓國民按照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去追求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并逐步建立起符合中國商業社會的道德倫理觀，目前中國社會道德觀念的混亂狀態就難以改變，也就無法防止整個社會的道德下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