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經濟發展方式已形成了一系列不對稱的變化。比如,在收入分配與財富的占有上一小部分人與絕大多數人的不對稱變化。面對這種格局,我國提出了縮小收入差距,讓改革開放的成果全民共享的主張。從外部環境看,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使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問題更加突顯出來。從國內環境看,經濟回升的內在動力——內需和技術創新仍不足,結構性矛盾——區域、城鄉、總供求、收入分配、進出口等仍很突出,農業基礎仍不穩固,就業形勢嚴峻。這些都要求我們理清發展思路,創新發展模式,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取得新突破。
二戰以來經濟發展方式的歷史演進
經濟發展其實也是矛盾不斷展開和克服的過程,任何一種發展方式都不可能永久適用、放之四海而皆準,都是時代的產物,都要隨時代的發展而發展。
從經濟史的角度觀察,世界經濟發展方式從興起到走向沒落的循環周期似乎變得越來越短。特別是20世紀后半期以來,周期性衰落的世界經濟不斷修正著經濟學家們的觀點,差不多每隔十年,人們就會發覺某種發展模式已變得捉襟見肘、難以為繼了。
二戰后,資本主義經濟在凱恩斯主義總需求政策的主導下,國家干預和財政貨幣擴張被當成促進增長的有效手段,人們甚至把輕度通脹視作解決問題的良藥。然而上世紀70年代,十年中爆發了兩次世界石油價格危機,資本主義世界呈現通貨膨脹和增長停滯的雙重經濟困境。到1979年,凱恩斯主義促進短期需求的發展方式走到盡頭,以撒切爾夫人在英國執政和里根總統在美國上臺為標志,新自由主義的自由放任發展方式登上了歷史舞臺。1989年-1991年,蘇聯模式——由中央政府統一指導的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計劃經濟模式,在過分突出國家需要、長期忽視居民需求的背景下,由于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而宣告終結。1997年-1998年,被稱為“亞洲奇跡”的發展方式在克魯格曼的預言中破滅。當時,東亞各經濟體以戰后日本發展方式為樣本,對經濟實施國家干預,采取出口驅動的增長戰略,并推行自由化、全球化經濟戰略,開放國內市場,對國際投資和金融資本實行開放政策。“新興市場”模式在1997年-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中被證明缺陷明顯并損失慘重。此外,東亞經濟危機還掀起了一波經濟自由化潮流,就是鼓吹所謂盎格魯—薩克遜經濟模式——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優越性,但2007年-2010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令它名譽掃地。這場危機造成了世界經濟的大衰退,也促使了世界經濟的大調整,動搖了以美元和美國為主導的世界經濟發展模式,也動搖了人們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信仰。
事實上,經濟發展其實就是矛盾不斷展開和克服的過程,任何一種發展方式都不可能永久適用、放之四海而皆準,都是時代的產物,都要隨時代的發展而發展。20世紀后半期的歷史經驗證明,“一切都讓國家管”的辦法只會走進死胡同,正如“一切都讓市場管”的辦法也在失業、不平等、收入差距拉大、金融投機盛行等方面存在著明顯局限。因此,21世紀經濟發展方式的前景是尋求國家和市場的相互補充與平衡。
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影響因素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基礎還很脆弱,短期問題和長期問題相互交織,國內和國際的不利因素相互影響,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難度增大。
人口發展趨勢和科技創新周期是現代經濟最具決定性的推動力,它們不僅決定生產力和消費力的變化周期,而且也能夠通過消費生命周期和工作生命周期告訴我們勞動力的消費周期特征和創新的周期特征。基于人口消費趨勢和科技創新周期趨勢形成的經濟周期,我們來分析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外部條件變化。
內部條件變化
人口與消費:首先是未富先老的趨勢,我國已步入老年型社會,必須未雨綢繆,在發展上進行戰略謀劃,主動應對人口老齡的結構變化,調整發展思路。其次是巨大的待就業人口,我國轉變增長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和產業升級都必須考慮社會的失業承受度。最后是人口階層結構變化對消費的制約,這其中,除了城鄉與區域的收入—消費結構鴻溝外,更主要的是財富分布的兩極分化結構,給轉變發展方式帶來了根本性的制約。
技術與投資:當前,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研發投入在世界各國研發總投入中所占的比例高達86%,世界90%以上的發明專利都為發達國家所有;而在我國的發明專利申請中,來自國外的申請占了82%;我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核心技術的企業僅占大約萬分之三,有99%的企業沒有自己的專利。由于缺乏核心技術,我國生產的轎車、手機、計算機、程控數據機床等產品不得不向國外交納高昂的專利費用;信息、生物、醫藥、重大裝備制造等領域常常受制于人。在研發投入方面,我國主要集中在遠離生產的研究機構,企業的技術推廣和升級投入嚴重不足,導致企業自主創新無法形成良性循環,這成為制約我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瓶頸。在投資方面,以政府投資為主的基礎設施建設戰略和以外國投資為主導的出口導向戰略的增長模式已潛力不大。由于持續近20年的投資率始終保持在GDP增速的兩倍以上,我國生產過剩和產能過剩的問題十分嚴重。可以說,持續近20年的“三過”(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貨幣信貸投放過多、外貿順差過大)經濟發展模式,在新的國際國內經濟形勢下已走到盡頭。
為了降低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沖擊,我國政府采取了財政與貨幣政策雙管齊下的措施:一方面推出兩年四萬億的財政刺激方案,其規模相當于每年直接貢獻近7%以上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2009年新增信貸投放約9.5萬億,超過前兩年新增信貸的總和。這些政策措施取得了積極的成效,但在低利率和資本市場流動性長期過剩的情況下,我國也存在資產泡沫破滅導致巨大的財富效應損失和信用損失的危險。
外部條件變化
消費:首先,發達國家“嬰兒潮一代”(1946年—1964年出生的人口,是目前西方社會的主要消費群體)消費周期的大幅衰減,必將減少我國的對外消費需求,改變對外消費的需求結構。其次,這次國際金融經濟危機對西方消費的沖擊很大,也導致了對我國進口的縮減,使我們不得不調整現行的出口導向政策。未來數年,我國以出口作為增長引擎的時代將基本結束。
技術與投資:發達國家利用國際金融危機進一步加強壟斷,強化知識產權保護。與此同時,美國經濟正滑入二戰以來的周期性低谷。技術創新周期的衰退使生產領域發展放緩;美元國際地位的下降、全球化紅利的消減、世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使美國通過美元籌幣稅和技術標準獲取超額利潤的行為受到限制;國際金融危機一方面使美國金融體系和大型企業進入緩沖調整期,另一方面巨額援助使美國財政赤字不斷膨脹;等等,這些都使得美國對世界的投資、進出口下降,進而對世界的生產和消費的影響力減弱,使美國對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作用下降。此外,海量游資對開放經濟體的沖擊依然存在,這些投機性的“飛雁”資本對沖擊國的經濟沒有任何實質性促進作用。
貿易環境:世界經濟正面臨糧食、能源和金融等多重危機的挑戰,而新興經濟體在經歷了迅猛的發展之后,使世界市場面臨著重新劃分格局的挑戰,經濟磨擦不可避免有所升級,世界進入新一輪貿易保護主義時期。與此同時,中國的對外經濟依存度很高,僅依靠提高內需根本無法消化掉這么多過剩的產能,而國際金融危機又使我國出口按照過去的速度增長變得不可能。
可以說,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基礎還很脆弱,短期問題和長期問題相互交織,國內和國際的不利因素相互影響,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難度增大。
轉變方式要從維護市場公平和社會正義著手
防控政府官員和企業家對發展政策的扭曲,扶民扶弱扶小扶新,給普通民眾的就業、創業提供寬廣的市場空間和有力的政策后援,是當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最需要著手的重要內容。
我國轉變發展方式必須汲取世界發展方式的歷史教訓,針對內外部基本條件的變化,主動轉變發展思路,適時調整發展方式。按照科學發展觀和以人為本的思想,要轉變以政府投資為主的基礎設施建設戰略和以外國投資為主導的出口導向戰略的增長模式,就必須擯棄片面追求GDP而不計資源環境成本投入,盡快改革政府和各行各業領導干部政績業績考核評價機制和指標體系。要從扶優扶強扶大扶外資的理念轉向扶弱不壓制強,重點扶弱扶貧扶老扶小扶新,著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調整宏觀、中觀和微觀政策的激勵與約束機制,重點防控各級政府、銀行和大企業的投資沖動,嚴控產能過剩,從鼓勵擴張向鼓勵創新與產業升級轉變,重點調控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問題,重點調節資源分配和收入分配的失衡問題;重點扶持小企業發展,促進弱勢群體就業率提高,提高貧困人口群體的教育、培訓、醫療等投入,提升自生能力。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的是市場公平和社會公正。不公平的市場和不公正的社會,再高的經濟增長也不能給民眾帶來普遍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因此,防控政府官員和企業家對發展政策的扭曲,扶民扶弱扶小扶新,給普通民眾的就業、創業提供寬廣的市場空間和有力的政策后援,是當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最需要著手的重要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