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核心是要轉向要素投入數量的增長率不斷下降而生產率的增長率不斷提升的發展方式,因此筆者認為,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取決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雖然關于全要素生產率的研究有大量的文獻,但大多數的討論忽視了無效率的情況,先驗地假設生產都是在生產可能性曲線的邊界上,從而將全要素生產率等同于技術進步。而且,缺乏對效率的直接測度是對不同發展方式可持續性持有不同看法的根源。例如,在泰國爆發危機之后,克魯格曼指出亞洲經濟增長“主要來自于汗水而不是靈感,來自于更努力的工作而不是更聰明的工作”,這類似于將東亞經濟奇跡總結為“資本積累”和“技術消化”。近年來,一些學者開始將無效率的生產情形考慮到了經濟增長分析中,從而將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分解為技術效率的變化和技術進步兩部分。如圖1,
x1y1和 x2y2分別表示既定資源或技術約束下的兩條生產可能性曲線,IC1與IC2則分別是與之相切于C點和D點的兩條無差異曲線。假定A點是技術無效率的生產組合,技術效率的變化則是對生產前沿所處的生產可能性曲線的趕超,因此,規模效率的變化(A點向B點移動)與配置效率的變化(B點向C點移動)共同決定了技術效率的變化;而技術進步衡量的是經濟個體對新技術、新材料、新工藝等的創造和使用,表現為曲線從 x1y1向x2y2移動并在D點生產。因此,全面理解經濟發展方式及轉型,要求我們準確測算規模效率、配置效率和技術進步。
那么,生產率變動的動力機制又是什么呢?大量實證研究表明,在過去50多年經濟全球化浪潮之中,絕大多數國家獲得了技術效率年均10%以上的增長,而且,技術效率的國別差異也主要是因為經濟體在開放度方面的不同。因此,市場化和開放是加速技術效率不斷提升、促進經濟決策主體不斷向“最優生產實踐”追趕的引擎。但不少實證研究也同時表明了一個令人困惑的事實:開放和市場化使得絕大多數國家的技術創新率出現了較為一致性的下降。看來,市場化和開放度與技術效率有正向關系,卻與技術進步存在負向關系,它們從兩個完全相反的方向同時決定生產率的變化。
究其原因,市場是發揮比較優勢的裝置,為獲得更大替代優勢的個別分工可以經由市場機制得到深化。個別分工過程是對現有“最優實踐”的趕超,表現為向生產可能曲線向外推移。因此,企業規模效率和配置效率都會在既定約束下不斷優化,技術效率自然會逐年提升,而且更高的開放度會因為可以在更廣闊的市場中配置資源并尋找到可供趕超的“最優實踐”而加速技術效率的提升,生產組合也表現為由A點經由B點向C快速移動。
但實踐中至少發現有兩種技術創新與技術效率相互背離的情形。一是無視資源稟賦放棄比較優勢的技術進步。假如有資本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兩種非中性技術,且企業在某一時點僅能使用其中一種技術,代表這兩種技術的等產量曲線就會交叉。實際上,當資本勞動的相對價格高于這個交點時,勞動密集型企業只有期望會有更高生產率時才會采用資本密集型技術。但發展中國家資源稟賦所決定的相對價格往往處在該交點之下,采用資本密集型技術反而會降低生產率;二是對某種特定要素補貼促進的技術進步。如圖2,
創新可能性曲線IPC表示了包括由等產量曲線T1與T2所表示的所有其他可能技術所要求的投入組合邊界。C0和C1分別是補貼前和補貼后的要素價格所決定的預算線,補貼促使生產者采用T2代表的技術,并移動到相對于A點是無效率的B點生產,顯然,以補貼促進的技術進步會因配置無效率而降低生產率。即使補貼取消后,理性生產者也不會立即從B點移動到A點生產,而是沿著代表現有技術的等產量曲線T2移動到與真實要素相對價格所決定的預算線 C2相切的D點生產,而D點的要素投入組合并沒有處于IPC前沿上。看來,全球化進程使發展中國家陷入比較優勢陷阱的同時,試圖跳出陷阱的補貼措施又會陷入長久的無效率困境。
然而,強調對經濟的組織和協調而不是純粹依賴市場力量時,發揮組織優勢就會通過推動要素所有者之間的一般分工而非個別分工來最大限度地挖掘互補性技術。強調互補而非替代優勢不僅會弱化追求利潤的短視行為,而且會不斷引致相互耦合的新技術的發現,進而優化經濟和產業結構,提升生產率。這是被忽略了的古典發展方式所強調的邏輯。但古典發展模式在加速技術進步的同時,會弱化技術效率。
古典發展方式以日本為代表。主要特點是:第一,政府以產業政策來保護和發展本國戰略產業和國內市場;第二,以行業協會、卡特爾和企業集團等非市場治理機制協調生產,避免過度競爭;第三,以內生的創新體系為基礎進行出口擴張和實現增長;第四,通過“寡占競爭”機制培育國家競爭力;第五,以經濟平等促進市民社會形成;第六,相互持股計劃和終生雇傭制體現了社會保護要重于帕累托效率的思想。
中國模式是一個更加開放的經濟體制,體現在大膽吸引外資、最大程度開放本國市場、積極致力于經濟結構升級等,這些保證了中國模式在經濟全球化運動中的極大優勢,也因此迅速提升了經濟結構和國際競爭力。中國模式的成功有賴于經濟全球化大潮迅速上升的時空條件。特別是以要素分工為基礎的全球化極大地減輕了參與國際分工時對發展中國家創新體系的要求,中國只需要以廉價勞動力就可以參與國際分工并成功融入全球價值鏈;另外,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目的也由攫取資源轉為追求生產率和分工經濟,因此,中國在沒有建成內生的創新機制之前就可以推動出口刺激經濟增長;再者,由相互替代轉化為相互促進的國際貿易與FDI的關系使利用外資推動外貿成為全球趨勢,中國也不會因為FDI而弱化出口。但中國模式的軟肋在于,較高的外資占有率、過低的FDI所創造財富的分配份額、勞動者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過低導致的內需乏力、脆弱的金融體系難以擔負起將儲蓄有效轉化為產業資本,以及過度的新古典傾向在強化技術效率的同時也弱化了技術進步等。根據以上分析,筆者認為,融合新古典和古典發展思想,并以此變革收入分配制度是中國發展方式轉型的鑰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