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數字政府已成為時代特征。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以下簡稱《規劃》），對數字中國進行了定位，并設計了中國未來數字化發展的頂層框架。
自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陸續出臺了多項關于數據和個人信息安全保護的法律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首次明確將數據納入民法保護范圍。2021年，“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被寫進“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
數字政府、數字社會、數字經濟構成了數字中國發展的內容，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及傳統的物理基礎設施的數字化，構成了數字中國發展的基礎平臺。
在數字中國建設過程中，能力建設是重中之重。強化數字中國關鍵能力的核心在于構筑自立自強的數字技術創新體系，筑牢可信可控的數字安全屏障。
為什么在能力建設中，既要強調科技自立自強，也要突出安全可控？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滿足民族復興和國家發展的需要。數字經濟的發展依托于數字技術核心產業，產業競爭力來源于數字技術的關鍵技術性創新。
另一方面，是防范外部風險的需要。如今，數字安全已成為中國數字化的基石。放眼全球，各國都在積極關注數字空間安全部署。應對新安全挑戰需要建立一套以“看見攻擊”為核心的數字安全能力體系和方法論，增強數據安全保障能力，建立數據分類分級保護基礎制度，健全網絡數據監測預警和應急處置工作體系，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筑牢數字安全屏障。
《規劃》錨定了數字建設的目標，提出了通過2025年、2035年兩個階段的努力，數字化發展水平進入世界前列，數字中國建設取得重大成就，數字中國建設體系化布局更加科學完備。為了實現數字中國的發展目標，需要結合數字技術創新的特點，有針對性地開展部署。對此，需要特別重視三方面工作。
首先，需要創新組織方式。數字技術創新要從具體的垂直場景切入，開發出滿足市場需求的數字產品，再以問題為導向通過基礎研究的創新推動產品不斷迭代優化，遵循從特殊到一般的逆向線性模型，從安卓系統到很多人工智能產品及數字安全技術，大都如此。因此，數字技術創新更加強調從工程實際和技術開發中凝練科學問題，推動基礎研究特別是應用基礎研究的進步。2019年，中國工程院院士、計算機專家李國杰在中國科學院“中國科技70年·道路與經驗”戰略與決策高層論壇上表示，“改變線性科研模式，就是要打破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界限，不是按所謂一級學科的框架以發表更多的學術論文為目標，而是要以探索未知世界、讓人類生活更美好為目標，圍繞要解決的科學問題和國家及社會的需求，跨學科地開展科研工作。”
其次，強化協同合作。2019年美國科學促進會年會的主題是“科學跨越邊界”，彰顯了科學以及科學與社會之間的變化與要求。數字技術創新催生了平臺經濟，搭建多主體、多要素和多產業共同參與的互動空間，引發了生產組織方式的平臺化變革，實現了價值鏈的開放與拓展。數字技術創新在促進數字產業發展的同時，對實體經濟各領域進行全方位、多角度、全鏈條數字化技術改造，提升生產力，需要科學家、企業家和工程師協同推進。材料基因組計劃就是一個典型事例，其根本出發點是開發新的綜合計算、實驗和數據信息學工具，將理論、計算、實驗緊密結合起來，構成軟件和集成工具，形成橫跨材料研發到生產的不同層面的開放平臺。不同主體的協同尤為重要，通過建立政府跨機構合作機制，促進材料研發與生產的不同主體以不同形式參與，系統性減少材料研發的時間和成本。這也強調了創新不僅僅是一個科學技術問題。
最后，夯實數據基礎設施。先進的科學儀器設備既是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的前提，也是創新研究和創新成就的重要體現。在數字經濟深化發展的大背景之下，構建數據基礎制度、培育數據要素市場、建立有效的數據庫等，都是當前各國關注的重點議題。美國的材料基因組計劃為我國打造數據基礎設施提供了很好的借鑒。比如，如何打造以數據為基礎的材料創新基礎設施，提供一個國家框架來生成、管理、集成和共享知識，提高數據質量，以加速材料研發、制造和部署。一方面需要在眾多學科中發展工具和凝聚知識，另一方面要在全國范圍內努力整合來自所有地區的人才和經驗，更重要的是發展計算（理論、建模和仿真）工具、實驗（合成、表征和處理）工具及綜合性的研究平臺，并將這些元素統一成一個廣泛的可訪問和緊密聯系的網絡。又如，打造國家材料數據網絡需要通過創建一個治理模型推動其有效實施，在治理模型中，材料數據基礎設施提供商、數據生成器、數據和計算機科學家，以及有代表性的利益相關者，根據需求、可處理性、項目優先次序來參與數據網絡的集成和使用。
來源：《中國科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