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以英勇頑強的奮斗向世界莊嚴宣告，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從13個方面分領域總結了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發生的歷史性變革。
本版自即日起推出“奮斗新時代 邁進新征程”特別策劃，邀請專家學者解讀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展望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更加昂揚的姿態奮進新征程、建功新時代。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的奇跡，具體表現為持續40多年的高增長、低波動、低通貨膨脹的奇跡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決議》，科學總結了黨的十八大以來黨領導經濟建設的歷史性成就和歷史性變革，也深刻揭示了黨領導經濟建設的基本經驗
●這些經過長期實踐積累的寶貴經驗，既是“過去我們為什么能夠成功”的深刻總結，更是“未來我們怎樣才能繼續成功”的行動指南
關鍵詞：創造奇跡
深化改革，盤活中國經濟的“一池春水”
記者：過去幾十年間，我國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的奇跡。創造這一奇跡的主要動力有哪些？
劉元春：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的奇跡，具體表現為持續40多年的高增長、低波動、低通貨膨脹的奇跡。
創造這一奇跡的動力之一是改革紅利，即通過深化改革極大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盤活了中國經濟的“一池春水”。二是全球化紅利。我國在不斷擴大對外開放中深度參與經濟全球化，利用全球分工的調整盤活國內生產要素，成功打造中國經濟增長的競爭力。第三，我國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將大量農村剩余人口轉移到城市和工業領域，創造了人口紅利和工業化紅利。
此外，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中，我國建立起強大的宏觀調控體系，成功應對內外部各種波動的沖擊。這種強大的反危機功能，為我國經濟快速發展“保駕護航”。
記者：六中全會公報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明顯增強”。如何理解三者的聯系與區別？“明顯增強”的原因是什么？
劉元春：發展的平衡性是指在推進經濟發展的同時，統籌兼顧經濟社會各個方面發展要求，實現“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各個構成要素的良性互動。通過調整比例、優化結構，把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在平衡發展中拓寬空間，在加強薄弱領域中增強后勁。
協調性強調發展的各個領域、部門之間的相互配合與良性互動，例如城市與鄉村、國內與國外、東中西部等。通過補齊發展短板、建強弱項，使協調發展成為建設全面現代化的內生動力。
發展的可持續性，是指在較長時間、較大范圍內實現平穩較快發展。近年來，我國推動經濟結構優化、新舊動能轉換，在經濟結構轉型中尋求突破，實現經濟持續穩定高質量增長。
取得這一成就的原因，首先是始終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科學謀劃改革調整的頂層設計，確保我國經濟始終沿著正確方向發展。同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人民利益至上的發展理念，極大激發了各類微觀經濟主體的強大動能，匯聚起強大發展合力。
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創造這一奇跡的制度支撐。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用好“看不見”和“看得見”的“兩只手”，既有利于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又有利于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實現共同富裕。
記者：六中全會公報指出，“我國經濟邁上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之路。”為了邁上這條發展之路，我國進行了哪些實踐和探索？
劉元春：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準確把握我國發展環境面臨復雜深刻變化的基礎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我國經濟正處于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等諸多重要論斷。
針對不同時期、不同領域面臨的主要任務，一系列改革統籌推進，有序展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全面深化改革、系統整體設計推進改革的新階段；針對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中結構性問題突出，且矛盾的主要方面集中在供給側的現狀，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三去一降一補”重要任務；著眼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的攻堅戰，通過專題性舉措展開系統性攻堅；針對近年來我國經濟循環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和外部環境的變化，提出“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總要求，擘畫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宏偉藍圖。
關鍵詞：中國特色
黨的領導，中國經濟發展的特有優勢
記者：經濟建設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內容之一，在黨的十八大以來的發展中，體現了哪些“中國特色”？
劉元春：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堅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
宏觀調控方面，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采用政策組合拳，相機抉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順應經濟中長期發展要求，在傳統逆周期調節的基礎上創新提出“宏觀政策跨周期調節”的要求，在科學規劃的框架下協調推進財政、貨幣、產業、區域等政策調整。同時，我們不僅在需求側發力，實施擴大內需戰略，還根據當前的主要矛盾啟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根據內外部面臨的新挑戰提出構建新發展格局。
這樣的政策體系是西方國家所沒有的，這些戰略所遵循的思想也不是西方“教科書”的教條，而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基礎上，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進行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
記者：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在經濟建設領域我們如何延續和發展這樣的“中國特色”？
劉元春：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議》，科學總結了黨的十八大以來黨領導經濟建設的歷史性成就和歷史性變革，也深刻揭示了黨領導經濟建設的基本經驗。這些經過長期實踐積累的寶貴經驗，既是“過去我們為什么能夠成功”的深刻總結，更是“未來我們怎樣才能繼續成功”的行動指南。
正如《決議》強調“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埋頭苦干、勇毅前行”，面對新時代新使命，我們應始終堅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指導地位，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推進科技自立自強，不斷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這些寶貴經驗堅持好、運用好、發揚好，確保中國經濟巨輪行穩致遠，創造新的發展奇跡。
關鍵詞：共同富裕
創新實踐，做大分好高質量發展的“蛋糕”
記者：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六中全會公報強調“促進共同富裕”。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我們應當如何總結發揚此前的寶貴經驗，向著共同富裕的目標邁進？
劉元春：首先，共同富裕是一個歷史過程，是在較長歷史階段不斷縮小社會個人收入差距、城鄉差距和地域差距。到2035年我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并不是簡單的“均貧富”，不可一蹴而就。其次，我們應當認識到，效率與公平并不是割裂、對立的關系，而是在生產力發展的不同階段，對效率和公平各有側重。
因此，我們需要在不斷做大“蛋糕”的同時分好“蛋糕”。依靠高質量發展推動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高質量發展的基礎上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形成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良性互動。
從實踐層面看，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是前所未有的一種嘗試。我們能夠從中總結經驗，形成可復制推廣的制度創新和實踐創新框架，為推進共同富裕提供先行先試的范本，更重要的是彰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為全人類目前所面臨的收入分配兩極化提供中國思想、中國方案。
來源：《解放軍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