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加大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力度。在今年的地方兩會上，推進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成為多地部署2021年工作的一項重點內容。積極謀劃數字經濟將為各地經濟發展帶來哪些新機遇與新挑戰？
數字產業化是數字經濟發展的根基和動力源泉。經濟日報記者梳理2021年各地政府工作報告發現，多地將推進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作為部署“十四五”時期及2021年工作的一項重點內容。在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要求下，積極謀劃數字經濟將為各地經濟發展帶來哪些新機遇與新挑戰？記者采訪了有關專家。
培育數字產業優勢
在今年的地方兩會上，多地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將加大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例如，北京市提出，推廣應用千兆固網、IPv6，新增5G基站6000個，建設基于區塊鏈的可信數字基礎設施等；遼寧省提出，新建5G基站2.5萬個，拓展應用域名根鏡像服務器，建設一批工業互聯網平臺和規模化數據中心；廣東省提出，鞏固數字產業發展優勢，推進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產業發展壯大。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盤和林認為，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一方面將直接拉動當地經濟增長，另一方面也為很多企業的數字化應用研發提供條件。
“工業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能有效帶動關聯產業鏈上下游，包括相關設備、移動終端等研發和生產，促進有效投資擴大。”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數字化轉型研究室主任高嬰勱建議，各地要積極制定投資計劃，結合本地技術優勢和產業基礎，充分考慮地方財政實際，明確“新基建”投資重點和次序。對于非競爭性、非排他性的“數字基建”，包括能源互聯網、城市基礎設施數字化改造等，應由政府主導推進；對于涉及高新技術和專門領域的“數字基建”，如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應充分激發市場主體積極性，政府則重點做好營造環境和政策引導工作。
培植數字產業優勢離不開關鍵技術支撐。多地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聚焦高端芯片、高端工業軟件、智能終端等重要領域，強化技術攻關，增強自主可控能力。
“我國數字技術發展擁有海量的數據資源規模與廣闊的市場優勢，但也要看到發展過程面臨的諸多挑戰。”高嬰勱分析，一是高度依賴基于國外技術和產品的二次開發和集成應用，缺乏對底層核心技術的主導權，關鍵領域基礎技術、原創技術供給不足。二是數字技術對其他行業領域賦能、賦值的部分缺乏評價依據，對“軟性”服務缺乏統一的成本度量方法和標準，數字技術融合應用服務產業化規模化較難。三是人才培養缺乏跨領域融合、產教融合等手段，面向新興數字技術的體系化教育尚未建立，領軍型、復合型和高技能人才緊缺。
對此，高嬰勱建議各地要聚焦關系國家安全和發展命脈的數字產業，如高端芯片、操作系統、高端數控裝備等，實施全國統籌和相對集中布局，結合地區優勢推進產業鏈協同建設和供應鏈有效配置，避免各地全產業鏈建設造成的資源浪費和重復投入。
加快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
發展數字經濟重點在于加快實體經濟的數字化轉型。當前，我國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不斷深化，取得系列成效。但也應看到，路徑不明晰、應用不廣泛、基礎不牢固、生態不健全等問題依然存在，制約著各地制造業進一步轉型升級。
針對這些“痛點”的解決措施，各地政府工作報告中均有所體現。江蘇省提出，培育一批數據中心產業示范基地、工業大數據應用示范項目，建設一批智能車間、智能制造示范工廠、工業互聯網標桿工廠；上海市提出，聚焦智能工廠、工業互聯網等重點領域，著力培育新生代互聯網產業集群；四川省提出，創建國家工業互聯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
“這些舉措表明，各地正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智能制造為主攻方向，結合當地產業發展現狀，持續完善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業融合發展的頂層設計。”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工業互聯網研究室副主任宋穎昌表示，各地應制定數字化轉型細化工作方案和配套政策，形成差異化轉型發展路線圖，為企業開展數字化轉型實踐提供指引。
盤和林認為，不同企業的數字化轉型訴求不同，就制造業企業轉型而言，如果能夠建立一個普適性的工業互聯網，那么企業轉型或許會變得簡單很多，這也正是各地提出“示范園區”“標桿工廠”的意義所在。
記者梳理發現，“實施企業‘上云用數賦智’行動”在多地政府工作報告中均被提及。如何加快企業“上云用云”步伐？宋穎昌建議，一方面要加快區域級、行業級等特色專業型工業互聯網平臺建設，打造相互嵌套、集成創新的工業互聯網平臺體系；另一方面，要推廣基于工業互聯網平臺的創新解決方案和一批高價值工業APP，通過消費券等形式引導中小企業加快重點設備和核心業務上云，加快打造數字化轉型發展高地。
引領經濟發展新增長極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遠程辦公、在線醫療等新模式新業態發展潛能充分釋放。作為支撐我國經濟穩定發展的新增長點，數字經濟短期內是平抑疫情風險的“壓艙石”，中長期來看，能夠推動以要素共融、資源共享、價值共創為核心的應用場景創新走向深入，引爆共享經濟、平臺經濟等新增長極。
高嬰勱分析，從消費看，數字技術對傳統產品進行技術增值和內容增值，非接觸式新型消費、定制化生產等多種消費場景持續創新，在進一步擴大和升級消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從就業看，基于平臺的“零工經濟”正在重組經濟社會運行的“細胞”，網絡運營、創客工場、開源社區等圍繞個人創業創新的場景應用不斷涌現，造就了一批以網絡客服、外賣騎手等為代表的新興就業者，創造了自我就業、靈活用工、多點執業等就業新空間。
正是看好新模式新業態帶來的紅利，各地紛紛布局。浙江省提出，深入實施數字生活新服務行動，推動健康、養老、育幼、文化等業態向高品質、多樣化升級；上海市提出，加快博物館、美術館、科技館等文旅場館智慧化升級。
“新業態新模式發展往往‘新舊交織、破立并存’，傳統業態按區域、按行業管理政策難以適應線上線下融合的新特征，需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政策。”高嬰勱建議，引入“監管沙盒”機制，確保數字經濟新業態領域的創新產品、服務、商業模式及交付機制風險可控。在互聯網金融、平臺經濟等發展較快且存在較高風險點的領域探索設立“安全空間”，允許企業在許可范圍內試錯。
來源：《經濟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