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是第一要務。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既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對經濟發展新階段的新判斷、新部署，也體現了新時代的新要求。
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是新時代的新理論，開拓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
要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把發展質量問題擺在更為突出的位置上，著力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這一主題的提出，適應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內在規律，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指導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時代價值。
以高質量發展為主題是新時代的新命題
回望歷史，新中國是在積貧積弱的經濟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國民經濟無論在量上還是質上都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因而迅速擴大生產力的量就成為必然的選擇。黨的八大指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因此，需要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根據時代發展提出了一系列發展目標，即：到1990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溫飽問題；到2000年使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經濟高速增長，在改革開放初期，針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對生產力發展的嚴重束縛，中央明確提出，要通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解放生產力。比如，1986年《關于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報告》明確提出“堅持把改革放在首位”，1988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更加明確提出“堅持把改革放在總攬全局的位置上”。可以說，這一時期更多是以改革為主題的。進入新世紀，針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初步建立，中央明確提出“以發展為主題”，把改革開放與科技進步并列放在發展動力的位置上。
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作出了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判斷。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提出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從而“以發展為主題”進一步轉化為“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發展是第一要務，包含了前后繼起的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這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對經濟發展新階段的新判斷、新部署，因而是影響經濟發展全局的歷史性新變化。
以高質量發展為主題是新時代的新要求
總的來看，“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這一命題的提出，體現了新時代的新要求。
避免重蹈歷史覆轍的必然要求。根據相關計算，1820年，中國GDP占世界總量的比重為28.7%左右，是名副其實的經濟大國，但1840年的鴉片戰爭，卻使中國遭受百年屈辱，經濟進入下滑通道。究其原因，其中一個就是中國錯失了工業革命的良機，造成了發展質量的巨大差距。歷史教訓告訴我們，僅有GDP總量是不夠的，只有推進高質量發展，成為經濟強國，才能使中華民族立于不敗之地。
推進產業結構升級的必然要求。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由低收入國家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要看到的是，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從1960年到2008年，先后有101個經濟體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但只有13個成功進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從其中的成功經驗和發展教訓來看，造成發展結果天壤之別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是否推進產業結構升級，實現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這就意味著我國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須推進高質量發展。
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按照國際經濟發展經驗，人均名義GDP達到5000美元后居民消費結構開始進入升級通道，表現出追求更有品質的生活和服務消費占比不斷提升的變動趨勢。要看到，2019年我國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大關。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目前整體上看，我國供給結構的升級落后于消費結構的升級，造成供給與需求的錯位。因此，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重要出路，就是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供給的質量和效益，從而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實現科技自立自強的必然要求。這些年來我國整體科技實力顯著增強，但原始創新能力仍然不足，基礎研究投入比例偏低，一些產業領域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特別是集成電路產業的光刻機、通訊裝備產業的高端芯片等部分產業鏈存在嚴重的“卡脖子”問題。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和產業鏈的“命門”掌握在別人手里是我國經濟安全的重大隱患，而核心關鍵技術是買不來、要不來、討不來的，只有通過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完善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科技強國，才能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
打破個別國家遏制打壓的必然要求。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當新興大國的經濟規模達到守成大國的60%以后，守成大國就會對新興大國的發展進行遏制。隨著我國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個別國家為保持科技競爭優勢、控制國際競爭的制高點，不惜成本和代價對我國進行圍堵和打壓，企圖延緩我國現代化進程。在這樣不利的國際背景下，我國要如期實現現代化，就必須加快推進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形成現代產業體系。
以高質量發展為主題是新時代的新理論
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是新時代的新理論，開拓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主要體現在：
開創了經濟學的新領域。就西方經濟學的理論而言，西方主流經濟學主要聚焦于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問題，西方經濟學的重要分支發展經濟學主要聚焦于發展中國家如何走出“低收入陷阱”問題，它們都忽略了發展中國家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問題，而且對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經濟體的發展經驗也缺乏系統理論總結。就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經濟體的實踐而言，由于缺乏理論上的科學指導，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經濟發展低迷，長期難以自拔。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需要新時代的新理論指導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的新實踐。因此，強調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更好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理論體系，不僅有利于形成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經濟學，而且使中國經濟學具有了世界價值。
突出了技術進步在發展中的核心地位。西方發展經濟學突出強調儲蓄—投資對發展的核心作用，西方主流經濟學雖然強調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巨大作用，但沒有探討發展中國家如何從技術跟隨到并跑和領跑的技術躍升問題。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要求把創新置于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的核心地位，通過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舉國體制、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激發人才創新活力和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實現科技自立自強，建設科技強國。
提出了實現現代化的新理論。以新一代信息技術等為特征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徹底顛覆了傳統的工業化、現代化道路。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要求在我國現代化建設中必須同步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可以說，這就超越了經典的劉易斯二元經濟發展理論，在一定意義上構建了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知識經濟三元經濟發展的新理論框架，推進了經濟發展理論的創新。
構建了發展與安全良性互動的新框架。已有的經濟發展理論，通常都忽略了發展的安全問題。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要求統籌發展與安全，把安全發展貫穿到國家發展的各領域和全過程，構建了發展與安全良性互動的經濟發展理論框架。要求通過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建設，確保發展與安全在制度體系上協調一致；通過把發展經濟的重點放在新舊動能轉換上，推進產業結構升級和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確保發展與安全在動能上協調一致。
以高質量發展為主題是新時代的新任務
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要求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把發展質量問題擺在更為突出的位置上，著力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是通過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的優化升級，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的適配度。二是通過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強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加快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三是構建高質量發展的國土空間布局和支撐體系，推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四是通過發揮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帶動輻射作用，建設現代化都市圈，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五是通過強化以工補農、以城帶鄉，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
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在這一過程中，既要突出技術創新的核心作用，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還要強化理論創新的基礎作用，加大基礎研究的投入力度，超前布局原始創新；既要提升制度創新的保障作用，深化科技體制機制創新，激發科技創新資源活力，還要增強文化創新的動力作用，營造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文化氛圍。此外，還要發揮實踐創新的先導作用，鼓勵聚焦世界科技前沿進行大膽探索，為我國建設創新型國家提供強大的實踐支撐。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一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并將基本經濟制度的顯著優勢更好地轉化為治理效能。二是積極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三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形成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四是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推動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構建新發展格局。要暢通國內大循環，通過改造傳統產業、發展現代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推進供應鏈產業鏈現代化，使供給結構更加適應需求結構，解決國內大循環的堵點難點問題。要重塑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通過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吸引國際各種要素進入我國，提升國際循環的穩定性。此外，還要推進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的良性互動，依托國內大循環推動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升級，加快貿易強國建設；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推動國內外深度合作，促進內需和外需、進口和出口、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協調發展。
統籌發展與安全。既要優先發展農業農村，確保國家糧食安全，還要深化金融體制機制改革，確保金融安全；既要推進科技自立自強，確保產業安全可控，還要推進綠色發展，確保生態安全。要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把安全發展貫穿國家發展各領域和全過程，防范和化解影響我國現代化進程的各種風險，筑牢國家安全屏障。
來源：《經濟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