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正在深度改變我們的生活，技術應用所引發的社會問題，也正獲得前所未有的關注。2020年上半年，我們見識了科技戰疫的不小成就，“興奮曲線”上揚；下半年，過度搜集數據、深度偽造、人臉識別數據濫用、大數據殺熟等負面問題，又加劇了人們對“技術作惡”的憂慮，“焦慮曲線”翹尾。這種“喜憂曲線交叉”，反映了人類歷史上技術與社會之間持久的張力。近來，這種張力更加凸顯。
當前，我們的技術應用場景是豐富的，卻也是有選擇性的。各類企業生產并提供數以千計的與抗疫相關的人工智能產品與服務，但多集中于智能識別（溫測）、智能醫療系統、智能機器人（含無人機）、應急調度和在線辦公平臺等偏工具品類，眼下需求更為迫切的“適老化”產品與服務卻面臨研發和供應不足。“社會標簽”與“社會情境”的缺失，不僅會導致科技產品同質化嚴重，讓新型基礎設施建設變形為社會工程學，更有可能因為在性別、宗教、民族、文化、法律等方面的偏差理解和操作，造成嚴重的社會后果，增加人們對新技術的“恐懼”。
解決這些問題，一方面要加強平臺企業外部治理，即健全數字規則，提升監管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強平臺企業自我治理，科技公司和技術開發者們需要將更多的社會情境寫進代碼里，將人文態度寫進代碼里。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要鼓勵科技創新和社會創新“齊頭并進”，鼓勵創造出更多能夠解決社會問題的科技產品與服務。這類產品與服務不僅具有社會價值，而且因其是對社會痛點的回應與滿足，也大多具有重大的經濟價值；不僅能促進商業模式的創新，而且能得到來自社會多個群體的反饋，從而實現對科技創新的反哺。
科技創新與社會創新如何實現“齊頭并進”？亟須夯實4個基礎。一是夯實設施基礎。這種設施既包括硬件設施，還包括開放共享的數據平臺等這類“軟設施”。尤其是涉及社會場景和公共意義的數據，要在合法合規的前提下有序開放。如此，既能保障人民群眾的知情權、監督權，也能為交叉學科的研究提供重要的數據支撐，還可為更多的社會科學從業者、實務工作者提供從源頭上參與數據生產及算法改進的機會。
二是夯實社會基礎。創造更多科技創新與社會創新“共同在場”的場景和平臺，在內容治理上引入社會干預；在共同治理的環節，賦能各種社群成為促進科技進步的行動者和監督者，讓更多人從科技創新中真正獲益。如果科技進步越來越快，人們的工作機會卻越來越少，工作時間趨長，工作條件趨差，這就偏離了我們的設想和初衷。
三是夯實心態基礎。人們對于科技與社會的關系，興奮和焦慮并存是常態，但要竭力避免“過度興奮”和“過度焦慮”。這需要加大科學知識普及力度，為公眾提供高質量的科學傳播內容，消除部分人對科技的偏見和恐慌，增強人們對技術進步的預期和認同，讓被新技術遺忘和冷落的人暖心。由此，技術開發者隊伍要來一場“結構性改革”，培養并吸納更多內容創作人才，讓科技產品在內容上更具傳播力和社會想象力。
四是夯實人才基礎。被聚焦和討論的一些由技術應用引發的所謂“惡”，有的受資本力量的影響，與技術本身并無直接關系；有的則是開發者“無心之失”。因此，有必要通過多元化的人才賦能方式，化解技術應用帶來的社會風險，克服可能的技術缺陷。技術開發者也應在知識結構上作出改變，增加自身的人文底蘊和社科常識。時代呼喚更多能同時扛起社會創新和科技創新的人才。
來源：《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