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由科技革命孕育的互聯網經濟已成GDP重頭，但其迅猛發展中伴生的責任與誠信等問題愈加突顯，對監管向善提出嚴峻挑戰。在新科技革命方興未艾的背景下，如何減緩其雙刃劍效應中的負面作用日益受到社會關注。
12月28日，由中國科學報社、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北京大學經濟學院主辦，北京大學國民經濟研究中心承辦的第十一屆創新中國論壇在京舉行。論壇上，來自科技、經濟、政策與哲學等領域的專家對新科技革命及互聯網產業發展態勢作了深度解析，并就科技、人文如何在制衡中協調發展展開爭鳴，為共建美好未來建言獻策。
雙刃劍的正負面
互聯網經濟一出現，便成為重塑經濟版圖的強大要素，其在中國發展更是“活力四射”。早在2013年，我國互聯網經濟所占GDP比重就已超美國。今年5月國家網信辦相關報告指出，2018年數字經濟對我國GDP貢獻超過30%，數字化新業態不斷涌現，我國網絡支付用戶規模已達6億，占人口比例的42.85%。
與此同時，由于不良因素侵入，互聯網經濟也成為風險重地。“其突出問題主要表現為互聯網經濟發展中存在有不良動機和實質的‘巧妙金融行為’，存在明的和暗的不誠信問題，以及規范約束不到位的不健康問題。”國家行政學院領導科學與藝術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邱霈恩說。
此外，互聯網或數字經濟也在改變著人們對社會和人自身的定義。“數字經濟對世界和人類產生的影響可能表現在三個方面——‘國將不國’‘家將不家’‘人將不人’。”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國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蘇劍說。
對此，他解釋說，互聯網科技讓人們可以超越國界工作，在萬里之外為一個企業服務，未來國與國之間的邊界會越來越模糊；同時，傳統的家庭養老、看護后代等工作將被取代，家庭能夠給人帶來的價值越來越少；此外，器官移植、信息植入等技術也會讓“我不再是我”。“這將讓人們再次回到最原始的哲學追問：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要到哪里去？”蘇劍說。
北京大學社會經濟史研究所名譽所長、教授蕭國亮就此重申了互聯網企業“要學會戴著鐐銬跳舞”的觀點，但他同時指出，這還遠遠不夠。“在科學主義大行其道的今天，需要大聲疾呼人文主義的回歸。”他說。因為科學主義的互聯網經濟是一把雙刃劍，如果沒有人文主義的導向性，高效率不等于高效益，如果辦了錯事，后果不言自明。
監管向善放與管
互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技術的組合進化開拓了更為自由、開放、共享的平臺，為人類發展提供了更多現實可能性，也帶來諸多挑戰，存在倫理失范的可能性。“比如隱私保護、信息鴻溝不斷擴大、信息爆炸、信息過載與碎片化、人性弱點的共振放大等問題。”北京林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徐保軍舉例說。
在他看來，科技關乎事實命題，是解決“是什么”的問題；向善關乎倫理取向，是解決人們“應該怎樣”的價值取向問題。科學發展的歷史表明，“科技”與“向善”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邏輯因果。
網絡空間提倡自由，也要保持秩序。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院長、副教授黃璜認為，監管向善有企業向善和科技向善的區別，前者是將新技術無償或低價用于支持公用事業或公益事業，后者則是企業科學技術的價值取向。尤其對于后者，他認為，在互聯網監管通常說的“放管服”中，“管”是短板。
由此，他提出監管科技向善的可能框架，即一個核心——數據權力和權利的界定；兩個方面——用數據的監管、對數據的監管；幾個原則——監管安全、監管服務化、監管平等、監管可控（透明）等。
談及對互聯網經濟發展的個人體會，論壇主辦方代表、中國科學報社社長兼總編輯趙彥認為，應該對互聯網的發展及其對人類社會的貢獻予以充分肯定。“我們需要正視互聯網發展對人類社會，尤其對中國社會產生的負面作用，但絕不應該過于放大存在的問題。”
趙彥認為，互聯網監管應該向善，即適度而不是過度，比如對有些企業成立“打頭辦”“打美辦”這樣的競爭行為，是以向善為牽引適度規范，還是一棍子打死，就特別考驗監管者的治理水平。“如果監管不到位，或監管過度，導致行業被監管致死，其為人類創造福祉的目的也就無從談起了。”趙彥說。他認為，應發揮政府、公眾和互聯網企業的高度協同作用，實現建設性的監管，把互聯網經濟做大做強。
對此，邱霈恩也贊同互聯網監管不能超越監管職責、法定權限，不能任意施展權力、濫用權力，否則其本身就是違法的，本身就是惡。“不能用惡解決惡的問題，只能用善。”他說。在他看來，當前對最前沿的互聯網經濟的監管仍然有標準設計不到位問題，甚至存在盲點盲區和很大的風險點。只靠政府和學者的良心沒有用，要把政策和技術結合起來。
共筑平衡新體系
新科技革命孕育了互聯網，互聯網不斷為新科技革命賦能。兩者互相加持，能級不斷放大，其雙刃劍效應也愈加凸顯。這再一次把60年前英國科學家斯諾提出的“兩種文化”——即人文學者和科學家之間的文化割裂擺上了桌面。
對此，中科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研究員王曉明認為，應該用雙向邏輯看待這個問題，正向邏輯是數字經濟讓工業經濟形態下的人轉變為數字經濟形態下的人。而反向邏輯則是如何用人文的價值來反向定義哪些科學技術應該被導入經濟社會系統，最終形成一個平衡點。
“科學也好，技術也好，包括數字經濟都具有工具屬性，其本身是中性的。”王曉明說，能否讓這些工具為人類更好地服務，起關鍵作用的不是互聯網本身，而是制度。“制度是幫我們把工具屬性、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連接到一起的一個橋梁。”
此次論壇上，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傳啟為與會者勾勒了本世紀或將實現的一幅圖景：人的再生永生和人類進入太空旅行。
何傳啟預測，21世紀有可能發生兩次新科技革命和兩次新產業革命——以新生物學和再生革命為引領的第六次科技革命（2020~2050年左右），和以新物理學和時空革命為引領的第七次科技革命（2050~2100年左右）；以及21世紀上半葉由仿生和再生技術推動的第四次產業革命，和21世紀下半葉由能源和運輸革命推動的第五次產業革命。“這些科技和產業革命將塑造一個新的世界。”他說。
“發現世界上的新現象新規律、創造新工具是科學家的職責所在。科學家的工作就是發明‘錘子剪刀布’，這些工具怎么用則主要是社會、政府和企業的事。”何傳啟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說。在他看來，未來的世界是科學家要創造一個新的知識體系，而人文學家、社會學家要創造新的文明的制度體系和文化體系，“兩者相互配合才能建設一個美好的未來”。
對此，蕭國亮表示，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歷來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兩翼。如果沒有人文主義的價值理性，科學主義的單獨發展有可能給人類帶來災難性的后果。在未來的“自由人聯合體”社會里，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經濟發展與道德進步將達到和諧完滿的統一，“這就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之路”。
摘自《中國科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