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形態演進的動力是什么，有什么規律可循？回答好這個問題，分析當代戰爭形態演進趨勢，首先應從時代特征出發，對推動其發展的社會動因從整體上加以把握，繼而考察各類影響因素作用的廣度、深度、幅度、烈度，從而作出科學判斷。當前，人類社會正處于科技革命、產業革命與軍事革命強勢交匯的歷史時期，戰爭形態和作戰方式很可能發生顛覆性變化。
新一輪全球性科技革命是當代戰爭形態演進的根本動因
科學技術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性力量，也是推動戰爭發展的原始動力和認識戰爭發展的基本依據。恩格斯曾指出：“一旦技術上的進步可以用于軍事目的并且已經用于軍事目的，它們便立刻幾乎強制地，而且往往是違反指揮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戰方式上的改變甚至變革。”在本世紀初，科學界就預測，自20世紀下半葉以來“科學的沉寂”已達60余年，迫近爆發技術革命的歷史周期。近年來，新一輪科技革命蓄勢待發，物質結構、宇宙演化、生命起源、意識本質等一些重大科學問題的原創性突破正在開辟新前沿新方向，一些重大顛覆性技術創新正在創造新產業新業態，信息技術、生物技術、制造技術、新材料技術、新能源技術廣泛滲透到幾乎所有領域，帶動了以綠色、智能、泛在為特征的群體性重大技術變革。軍事領域是對科技發展最為敏感的領域，每一次重大科技進步和創新都會引起戰爭形態和作戰方式的深刻變革。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的醞釀形成，新興的戰略性軍事技術特別是顛覆性軍事技術正在集中涌現，對軍事發展的推動力空前強勁。當前，物聯網技術引發的“感知革命”，云計算等引發的“計算革命”，大數據引發的“預測革命”，量子科技引發的“通信革命”，納米技術引發的“材料革命”，人工智能技術引發的“行為革命”，以及軍事航天、新型航空、電磁發射、定向能武器、深海開發、無人作戰系統、智能彈藥等引發的“打擊革命”，協同發展、匯聚融合，正在加速作戰手段的全面重塑，展現出空前的變革性與顛覆性，成為戰爭形態和作戰方式演進的“第一推動力”。
全球戰略調整與大國競爭加劇為當代戰爭形態演進提供時代背景
當前，國際形勢正處在新的轉折點，各種戰略力量加快分化組合，國際體系進入加速演變和深刻調整的關鍵時期。新興市場國家群體性崛起，國際戰略力量對比消長加快，對西方主導的國際治理格局構成極大沖擊，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越來越不得人心。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社會經濟和綜合國力增長緩慢，內部向心力凝聚力下降，多國民粹抬頭、政治右轉、社會矛盾激增。在綜合優勢逐漸喪失的大趨勢下，一些國家對軍事手段更加倚仗。特朗普上臺后，在財力吃緊的情況下大幅增加國防預算。2018年財年預算為6920億美元，增幅10%以上；2019財年國防部提案總額達7160億美元，比2018財年申請額增長12%之多。美國新國家安全戰略，明確將俄羅斯、中國列為戰略競爭對手。而且，美軍素有通過技術優勢謀求絕對軍事優勢的傳統，當前正在推進一場以智能化為主要方向的軍事變革，根本目的是利用人工智能這一“改變未來戰局”的顛覆性技術重塑軍事體系，謀求形成新的代差，掌握未來戰爭主動權，獲取21世紀“核心競爭力”，確保美軍在未來幾十年內的絕對軍事優勢。美軍的做法必然刺激其他國家軍隊采取防范措施，加劇軍事競爭。軍事領域廣泛而深刻的發展變化，必然是“世界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重要內容之一”，為戰爭形態和作戰方式的演進提供了強勁動力。
新一輪產業革命為當代戰爭形態演進奠定新的社會基礎
科技革命導致產業革命，產業革命引發物質生產基礎和社會組織方式的重塑。戰爭和軍事是植根于社會生產基礎的人類實踐，新一輪產業革命的到來將為新的軍事革命和戰爭演進提供新的支撐。當前，大數據、云計算、移動互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同機器人、智能制造技術相互融合步伐加快，科技創新鏈條更加靈巧，技術更新和成果轉化更加快捷，產業更新換代不斷加快，使社會生產和消費從工業化向自動化、智能化轉變，社會生產力將再次大提高，勞動生產率將實現大飛躍。德國工業4.0、美國“再工業化”，以及其他主要國家的相應政策，將促成新一輪產業革命的到來，促使科技革命由技術領域向整個經濟領域乃至整個社會的全面擴散。軍事領域，傳統的武器裝備“瀑布型”順序式研發模式，將被智能化、實時化、個性化、協作化的并行研發模式所取代，極大縮短研發生產周期、提高效益。新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方法也將極大提高武器裝備生產效率。例如，采用數字制造帶來的效益超出傳統手段一個數量級以上；采用3D打印技術所需原材料只有原來的十分之一，生產效率成倍提高，周期成倍縮短，能源消耗也遠低于傳統方式。新一輪產業革命，將極大提高戰爭工具的研發生產和采辦效率，加快新陳代謝、騰籠換鳥速度，為戰爭形態快速演進提供社會物質支撐。
前瞻性軍事理論為當代戰爭形態演進提供有力催化引領
軍事理論與軍事技術并稱軍事發展的“雙引擎”，同樣也是推動戰爭形態演進的強勁動力。當前，世界主要國家有關戰爭和作戰概念推陳出新的速度加快，創新密集度前所未有，對未來戰爭形態進行了前瞻性勾勒設計，引導著戰爭發展走向和軍隊建設方向。美軍歷來高度重視軍事理論的引領，甚至提出“一種理論指導一場戰爭、一場戰爭淘汰一種理論”。近年來，美國軍界、學術界先后又提出一系列創新性戰略和作戰概念，讓人目不暇接。如2009年，美空軍參謀長施瓦茨、海軍作戰部長拉夫黑德聯合簽署備忘錄，提出“空海一體戰”作戰概念；2015年1月，美國防部又宣布以“全球公域介入和機動聯合”取代“空海一體戰”作戰概念；2014年11月，美時任國防部長哈格爾明確提出以第三次“抵消戰略”為內涵的“國防創新倡議”，加快推進美軍軍事變革；2012年，美參聯會在《JP3－13.1聯合電子戰條令》中提出“聯合電磁頻譜作戰”概念；2014年，美一智庫推出《戰場上的機器人Ⅱ——未來的集群》，提出“無人機蜂群作戰”概念；2013年以來，美空軍退役中將德普圖拉等人先后提出“作戰云”“戰斗云”“戰役云”“云作戰”等系列概念；2015年初，美海軍水面艦艇部隊提出“分布式殺傷”作戰概念；2016年10月，美陸軍協會提出“多域戰”并于同年11月正式列入陸軍條令；2017年4月，美國防部原常務副部長羅伯特·沃克提出“算法戰”概念，實質是基于人工智能的“智能+”戰爭……這些戰爭和作戰概念，既有聯合的也有軍兵種的，既有戰略層面也有戰術技術層面的，有許多已經納入條令、進入實踐和研發環節。如，第三次“抵消戰略”高度重視人工智能和自主能力，將其納入作戰網絡，企圖使“無人和自主系統扮演核心角色”、迎接“機器人時代的戰爭”，并設想2050年前在作戰平臺、信息系統和指揮控制方面全面實現智能化，借此形成新的壓倒性技術優勢。這些創新性理論，將對未來戰爭形態和作戰方式發展方向產生強勁持久的引領。
新的戰爭實踐為當代戰爭形態演進提供探索路徑的舞臺
進入新世紀，特別是近幾年來，人類戰爭實踐出現一些新的變化，從中可以看出未來戰爭形態演化的一些端倪。例如，在陸地戰場，以地面無人系統為主體的集群作戰已經走上戰場并初露鋒芒。2015年底，俄軍在敘利亞使用“仙女座-D”自動化指揮系統指揮6部“平臺-M”和4部“阿爾戈”作戰機器人，在自行火炮群、數架無人機的支援下，實施了世界首次以戰斗機器人集群為主的地面作戰，順利完成作戰任務。再如，敘利亞時間2018年1月5日晚至6日清晨，俄駐敘赫梅米姆空軍基地和塔爾圖斯海軍基地遭到敘武裝分子13架無人機的集群式攻擊，俄軍及時采取電子攻擊和火力打擊應對，成功控制6架無人機，另有7架無人機被俄防空部隊摧毀。此外，通過“預實踐”也可為未來戰爭形態和作戰方式提前彩排預演。如2017年4月，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與空軍學院、西點軍校、海軍學院共同舉辦了軍事院校集群無人機挑戰賽，探索試驗了無人機集群關鍵技術戰術和相關戰法。在近期諸多相關戰爭的實踐與預實踐中，未來戰爭形態的萌芽正在形成壯大。
摘自《解放軍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