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袁亞湘正式出任國際工業與應用數學聯合會主席。“向國慶七十周年獻禮了！”在天安門前觀禮臺上看完國慶閱兵典禮后，他發出了這樣一條朋友圈。
“這并不說明我本人有多厲害，而是國際數學界對中國數學的認可。”近日，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數學會理事長袁亞湘在接受《中國科學報》專訪時一如既往是個“樂天派”。他感嘆，新中國成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科技實力不斷增強，科學家參與國際活動越來越頻繁，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和話語權不斷提升。“國際組織在選拔負責人時自然要考慮中國。”
應用數學位列世界先進
國際工業與應用數學聯合會是應用數學領域最具影響力的全球性組織，我國在其中發揮著越來越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國應用數學趕上了發展的大好時代，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工業應用，都處于國際第一梯隊。”袁亞湘說。
這種自信源于當前我國經濟社會、工程技術以及自然和社會科學學科等高速發展，催生了對應用數學的巨大需求，加速了其發展進程。
此外，一大批中青年應用數學家在國際上嶄露頭角，廣受認可。他們越來越多地受邀在國際工業與應用數學大會等高水平國際會議上作大會報告。國際高水平應用數學雜志基本也都有我國數學家擔任編委。
基礎數學需“特別施策”
然而，數學界一致認為，我國雖是數學大國，距離數學強國還有一段距離。“我國基礎數學雖有一批優秀的青年數學家，但總體研究現狀依然非常嚴峻。”袁亞湘直言。
當前，我國科技實現了“上天、入地、下海”，進步之快速為世界驚嘆。但在袁亞湘看來，進步大多集中在技術上而非科學。“我們常說的‘卡脖子’技術，表面是技術問題，但歸根結底都是科學問題。過去我們的‘科學’太少了，尤其對基礎科學研究不夠重視。”
事實證明，基礎研究實力的強弱，往往決定了一個國家創新能力的高低。但基礎研究具有長期性、復雜性、不可預見性等特點，有時十年、百年甚至更久才可能“有用”。比如1979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數學家阿蘭·柯馬克創建的數學理論，10年以后在醫學領域掀起了一場革命；日本如今的制造業強國地位得益于數十年對基礎研究的重視，這從該國21世紀以來共斬獲19個諾貝爾獎得以窺見。
袁亞湘指出，明天的技術源于今天的科學，而當前我國整體環境有些急功近利。“如果只注重技術本身，甚至為了盡快得到‘有用’的技術直接‘抄’國外，也許我們能解決當下的‘卡脖子’問題，但20年后，仍會被新問題卡住脖子。”
在袁亞湘看來，對數學、物理等純基礎研究需“特別施策”，原因在于它們有自身的特殊性，往往不適合組織大團隊、不宜寫出明確的研究目標和技術路線，通常很難得到大項目的支持。而在項目管理上，科技政策、評價考核等套用搞工程的方式，科研人員常因填各種表格而被占用大量時間。
“應讓科學家有2/3的時間用來好好做研究。諾貝爾獎得主都不是被考核、被評估出來的，要相信我們的科學家，成果水到渠成就有了。政策制定者應有耐心、沉得住氣，并在體制機制上有所改變。”袁亞湘說。
基礎研究科學家是戰略儲備資源
前不久，網絡上有人“質疑”：純數學研究不需要儀器設備，為何需要那么多經費？
“純數學研究的確不需要買設備，但數學科學工作者也需要養家糊口。在當前體制下，科研人員個人待遇是與課題經費掛鉤的。另外，純數學研究更多的是學術交流，尤其需要與國際上最頂尖的大腦進行思想碰撞，這是純數學在經費使用上與其他學科不同的地方。”袁亞湘坦承，奉獻精神需要倡導，但每代人所處的時代環境不一樣，如果大家都認為學數學收入少、做工程技術收入多，又如何說服更多人從事數學事業？
“最主要的問題不是經費多少，而是花錢方式，目前條條框框太多。”他指出，經費問題應實事求是，讓所在領域的科學家評判需要多少、該怎么花，給科學家寬松的環境、體面的生活。“數學家需要‘養’，包括他們在內的基礎研究科學家是國家的戰略儲備資源。如果一個國家沒有純粹的基礎研究科學家，是沒有前途的。”
近年來，袁亞湘在不同場合奔走呼吁“加強基礎研究的支持”、對現存問題大膽發聲，也承擔了越來越多的社會職務。這與他熱心、“樂天派”的性格，雷厲風行、高效的做事方法分不開。
履新國際工業與應用數學聯合會主席的袁亞湘將會更加繁忙。他需要為推動各個國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工業與應用數學的發展盡心竭力，除了日常管理工作，更要為四年后在日本舉行的國際工業與應用數學大會做好充分準備。
“能為學科發展做一些事情，很有成就感。”袁亞湘說，中國科學家在國際上擔任重要職務已成趨勢，這也要求更多的科研人員做好準備，積極參與國際學術組織的活動，在國際上取得更多話語權。“只有這樣，我國學者的成果才會得到更公平公正的對待，得到應有的認可。”
摘自《中國科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