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在西歐還是東亞，一些發達國家從工業化到后工業化進程中，都面臨著從“理想型科學文化”轉向謹慎的“懷疑主義文化”的變化，其原因就在于科技所顯露的弊端已逐漸被人們認識到。
談到科學，我們所接受的教育都是要求我們去熱愛它，但你是否想過，科學也應該反思的呢？作為一本理論普及讀物，《你不了解的真相——江曉原說科學》向大眾揭示了科學不為人知的一面，雖是高屋建瓴，卻也輕松易讀，對于沒有專業背景的讀者同樣友好。作者江曉原教授是一位資深的科學史專家，多年來他筆耕不輟，將自己在學界的積累付梓成書，并且積極參與社會問題的討論，諸如氣候變暖、核電安全、人工智能、轉基因食品等等。作者文風活潑犀利，其觀點常常令人耳目一新，本書從批判科學主義的立場出發，深刻剖析了科學技術在現代世界的真實面目。
首先，科學不等于正確。我們對科學最大的誤解，就在于將其視為完善的知識或絕對的真理。但若深究其歷史，就會發現，科學是由相對正確的范式取代不那么正確的范式而發展的。譬如哥白尼的日心說取代托勒密的地心說，愛因斯坦相對論取代牛頓經典物理學，都在于前者比后者具有更強的解釋世界規律的效力。然而，我們并不能因此宣稱托勒密和牛頓的理論就不是科學了，因為錯誤的或者過時的學說仍然是科學發展過程中的一部分。同樣地，我們也無法肯定哥白尼與愛因斯坦的理論就是終極規律，更確切地講，它是現階段科學共同體商議出來的結果。何況，我們已經知道了太陽不是宇宙的中心，而相對論的預言也沒有得到完全的確證。
科學的進步，不管是美國科學史家庫恩所言的“范式之間的轉移”，還是英國哲學家波普爾認為的“在猜想與反駁中迭代”，任何科學理論，就其自身而言都是可錯的，因而也就不存在什么必然的確信。當然，這并不是說我們應該堅持相對主義原則，而是說，對科學結論的接受要盡量謹慎，就像霍金在《大設計》中談到的那樣——科學對真實世界的描繪是一種“依賴于模型的實在論”。
其次，科學不是純善的，很多時候它還會威脅到人類的安全。以本書談到的人工智能為例，作者認為人工智能最大的危險在于，人類可能會毀于對技術的失控，一切等我們回過頭來想要剎車就為時已晚了。早在二戰時期，控制論之父諾伯特·維納就曾預言：“未來世界將是一場智能機器與人腦極限之間進行的艱難的戰爭。”如果換到今天，當他目睹互聯網技術發展之迅猛，或許此番論調也會更加悲觀一些吧。但是，暫且不論智能機器的文明入侵何時到來，至少人類自身愈演愈烈的軍備競賽已經發展到了足以使整個地球生靈涂炭的地步。
科學的危險性并非危言聳聽，作為一名服務于美國軍隊的科學家，維納曾參與政府資助的研究項目，目的是幫助英國人防御德軍的空襲。為了擊落納粹的轟炸機，科學家們被要求解決更復雜的彈道計算和通信反饋等問題，當然，這些實戰需求也促發了控制論作為一門重要科學理論的問世。然而，二戰結束以后，維納對人機混合的賽博戰爭又有了新的看法，他在之后的回憶中寫道：“任何科學秘密的傳播都只不過是時間問題。從長遠來看，武裝我們自己和武裝我們的敵人并沒有什么區別。因此，每次駭人的發現只不過加強了我們的屈從性，屈從于從事新發現的需求。”可見，那時維納已經覺察到了新一輪的軍備較量正在美國悄然興起，而另一方面，他對科學參與戰爭的正當性也產生了深刻的懷疑。
此外，本書想說明的是，科學已經告別純真年代，尤其是在技術和資本緊密結合的今天，許多“科學問題”已經不再是科學問題了，它的背后牽涉著復雜的利益關系。舉個例子，談到氣候變暖，我們都會不自覺地想到環保的重要性，這當然沒有錯，可問題就在于我們還無法確證氣候變化就是由于人類行為造成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減少碳排放會壓制工業國家的發展。因此，很多科學問題若是從利益的角度去深究，就沒有我們想的那么純粹了。
然而，既然科學已不再純真，為什么還是有那么多人愛戴它？很多時候是因為人們對科學沒有一個深入的認識。這讓我想到前不久韓國學者Soobum Lee發表在國際期刊《科學傳播》上的文章，該研究對韓國民眾的科學觀做了詳細的調查，其結果顯示，科學知識與科學態度之間是負相關的，而這種聯系的差異性程度還與一個國家的工業化水平密切相關。
在工業化社會中，科學技術是經濟發展的支柱，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體對科學持有的態度也越樂觀。但在后工業化社會中卻是相反的，隨著科技與社會的互動日益增強，公眾對科學的態度變得更為謹慎。不管是在西歐還是東亞，一些發達國家從工業化到后工業化進程中，都面臨著從“理想型科學文化”轉向謹慎的“懷疑主義文化”的變化，其原因就在于科技所顯露的弊端已逐漸被人們認識到。
最后，我們要認清“科學是工具，不是目的”這一點，這也是作者在本書中反復呼吁的。總的來說，科學的誕生為現代世界帶來了普羅米修斯之火，但與此同時，它也將我們置于深淵的邊緣。如今，對科學的崇拜正在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演變成一種現代宗教，科學家像是教皇，他們掌握著解讀“自然之書”的無上權力，任何對權威的質疑都會被視為是對真理的不虔誠。與此同時，科學的進步還成功地營造了一個美好的烏托邦——所有的問題都將被未來的技術解決。這種樂觀的判斷反過來又加速了科學的發展，于是所有人都要被迫搭上這趟不知道去往何方的“欲望號快車”。
對此，我認為生在這個時代，我們還是需要一點馬丁·路德的反叛精神的——新教的產生瓦解了天主教的權威，知識通過印刷術和《圣經》的普及傳播到了平民階層。最開始人們質疑教皇的權威，于是歐洲深陷30年戰爭，分裂出了現代國家體系的雛形；接著人們質疑上帝的權威，于是大量的自然哲學家開始重新思考這個宇宙的規律，形成了近代科學的基本范式；再接著人們懷疑國王的合法性、懷疑男權至上的性別不平等、懷疑主流精英主義的話語體系……歷史上的宗教改革就像是最初的那一條裂縫，一旦開了口就無法再收回了。
當然，伴隨著這些思想演進的還有我們的物質技術，工業革命以降的科學發明已徹徹底底改變了人類生活的世界。
過去我們只能按照自然時間耕作，現在我們可以24小時不間斷地生產我們需要的生存資料；過去我們只能被迫囿于自己的小村莊里，現在我們可以乘坐火車、飛機去往幾千公里以外的世界；過去婦女要飽受生育的痛苦和死亡的威脅，現在她們不僅可以安全分娩，甚至可以選擇不生育……現代的進步不僅是物質的豐富，還有選擇機會的增加。
然而，選擇就意味著要承受巨大的誘惑，如果只是任由貪欲恣意增長，這樣的選擇很快就會變得沒有意義。譬如，現在我們有選擇與親友即時通訊的網絡條件，但若一味地沉迷其中，不僅不會增加我們的自由，反而會破壞掉原先的溝通渠道，最終使得我們淪為工具的奴隸。
因而，現代性最重要的一個特征是“可選擇性”：它的精神是路德式的。換句話說，如果我們仍舊沉迷科學的誘惑而未能作出有效的選擇，我們就還未真正邁入現代世界的門檻。
摘自《中國科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