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外交流日益頻繁的今天，留學成為越來越多人的選擇。據統計，2018年，我國出國留學人數為66.21萬，達到歷史新高；與此同時，當年也有來自196個國家和地區的約49.22萬名各類外國留學人員在我國31個省（區、市）的1004所高等院校學習。
無論是走出去還是引進來，這些人的身上都有一個共同的標簽——國際化。
正如不久前，在大連理工大學70周年校慶期間舉辦的世界大學校長論壇上，與會者一致認為的那樣，國際化人才培養，正成為中外高校的共同選擇，也是一流大學建設的一條有效途徑。
中外高等教育發展的必然要求
事實上，從大學誕生之日起，學者的跨國交流和學生的跨國學習就是最具魅力的篇章之一。
“國際化水平，特別是培養國際化一流人才，已經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重要標志。”中國工程院院士、大連理工大學校長郭東明指出，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既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受益者，也是重要的推動者。“40年間，中國向世界派出和接收了很多留學生，我們互相了解，包括建立經貿關系、開展學術合作交流，很大程度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
1978年，中日兩國老一輩領導人締結和平友好條約，以法律形式確定了兩國持久和平友好的大方向，為雙方開展互利合作、謀求共同發展提供了堅實保障；在多極化的世界格局中，中歐合作近年來也取得快速發展。
郭東明認為，在此過程中，中日、中歐在高等教育領域培育的友好人士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積極作用。中外關系健康發展的根基，在于中外大學共同培養出大批知己知彼的中外友好人士，尤其是大批可助推中外友好的各界精英人才。“中外一流大學是培養中外友好精英人才的搖籃，增加本碩博的互派留學，讓雙方留學生深度體驗彼此文化，是中外大學共同的社會責任。”
對此，東南大學常務副校長王保平也發表了類似觀點：“我們培養的國際化人才，不僅要有家國情懷，還要有全球視野，不僅要走出去，還要把別人請進來，這不僅對中國發展很重要，對全世界發展也很重要。”
“當前國外高等教育的發展也為國際化人才培養提供了一定的機遇。”中國工程院院士、同濟大學校長陳杰說，歐洲共同體1987年成立“伊拉斯謨計劃”，鼓勵歐洲學生走向世界，到其他國家從事研究和深造活動；歐盟1999年提出的“博洛尼亞進程”，更是在整合歐洲高教資源、實現高等教育一體化、推動歐盟高校間的開放與合作中起了重要作用；歐盟2014年又啟動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綜合性交流合作項目——“伊拉斯謨＋計劃”；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也極力倡導教育的國際交流，積極開展跨國、跨地區的教育合作項目，鼓勵學生融入開放式的教育環境中，以培養國際型、綜合型、創新型人才。
可以說，在世界高等教育發達國家的一流大學之間，學分互認或學位生的學習交流非常普遍。
開展通識教育或是必然選擇
不過，一個現實問題卻擺在我們面前：在自然科學和工程領域，發達國家的一流學生中，鮮有到中國大學進行學分或學位學習者，在來華留學生中，又以學習語言和歷史文化的留學生居多。
“這些都與世界一流大學的標準不相匹配。”郭東明指出，中外大學需要發展與“一流大學”相匹配的路線圖，吸引雙方優秀的理工科學生平衡互派到對方進行長短期的學位學習或短期的學分學習，這是世界一流大學的共同責任和義務。
王保平認為，學分互認涉及整個人才培養體系的問題。“中國的人才培養與美國、英國的人才培養顯然是不一樣的。比如說，我們的本科是四年，英國是三年，怎么對應？再比如電子工程專業，中國的培養方案跟美國的培養方案也不一樣，怎么對應？”
“所以，中外高校首先要商量好，你的學生到我這兒來上哪門課你能認，我的學生到你那兒上哪門課我能認；其次，要盡量將培養方案趨同。”王保平說。
對此，郭東明也表達同樣的看法。
“要提供中外一流大學學生在中外兩國雙校園學習的條件，即打通中外一流大學培養方案，雙方協商好有關教材和教學大綱、學分互認、考試內容和時間、課程安排等事宜。”他說，同時要通過聘請高質量師資隊伍和使用高質量教學評估體系，以高質量的教學水平為精英人才培養保駕護航。
而相對于某兩所或某幾所高校之間打通培養方案、實現學分互認，在王保平看來，開展通識教育是更具有普遍意義的一種解決方式。
“其實，美國大學一直倡導的就是文理學院，前兩年開設的是通識課程，全美高校都一樣。但在中國，目前主要還是分科教育。”他說，對中國的大學來說，前兩年的通識教育應該基本上大家都一樣，這是我們解決與國外高校學分互認問題的一個重要方式。“當然，我們也要有中國特色，比如到大三、大四更多地與企業合作等。”
師資隊伍建設是關鍵
對于如何與其他國家共同培養國際化人才，來自我國臺灣地區的中國文化大學校長王淑音道出了自己的苦惱：“在交流過程中，我們發現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語言受限。比如，最近有一個烏克蘭的高校想跟我們交流，但我們沒有學生會講烏克蘭話。”
對此，王保平也深有感觸。
“我們面向全世界那么多國家，各種各樣的文化背景、各種各樣的語言，如何國際化？假如每個國家都要建立跟它對等的語言來交流，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不可能所有老師都既懂漢語，又懂日語、韓語、英語、希臘語等多種語言。”他說，在這種情況下，采用國際通用的英語來進行交流、培養就成為了必然選擇。
“但這里又產生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到底有多少老師能夠用全英文授課呢？對此，我們是準備不足的。”王保平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大部分師資應該說基本是自己培養的，有一部分是從海外回來的，但畢竟是少數。
以東南大學為例，該校約有2800多位老師，在王保平看來，拿到海外高校博士學位且有能力用全英文授課的老師也就200多個人，“能夠說英文的多一些，大概有1000多個人，但能說英文并不等于能用英文授課，因為英文授課是有質量要求的”。
據與會專家介紹，按照世界一流大學的標準，國際留學生比例大概為10%～15%，要實現這個目標，就必須建立本科生的全英文授課，因為只依靠碩士生、博士生的全英文授課是不行的。如果以“雙一流”建設確定的交流交換、學分互認、聯合培養目標為指引，高校朝著這個目標前進，預計再有5～10年，這個體系就能夠完全建立起來，情況也會大為改觀。
在王保平看來，從目前來看，要實現國際化人才培養的目標，首先就要補充師資，尤其是補充能夠用英文高質量授課的師資。“除了大力引進海外人才外，還要建立更多的國外合作伙伴，請他們學校的老師來上課。比如，東南大學與澳大利亞蒙納士大學的聯合培養項目，一半課程由東南大學教授，一半課程由蒙納士大學教授，這樣就解決了我們的師資問題。而且，授課是高質量的，學生是歡迎的，也更容易操作。”
“總而言之，師資是推進國際化人才培養的關鍵。”王保平強調。
摘自《中國科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