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新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應當用好四種力量：開放的力量、政府的力量、科技的力量和企業家的力量，這是國際經濟發展和中國40年改革開放留給我們的寶貴經驗。而四種力量能夠得到充分發揮的前提和保障則是深化四項改革：政府自身改革、供給側改革、科技體制改革和所有制改革。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強調指出，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這是對我國當前經濟發展環境的一個重要研判。
在確定經濟發展戰略和方向的時刻，研判比實干更重要。只有弄清楚我們所處的時代特征，主客觀環境、發展因素與約束條件，我們才能夠更好地利用優勢、抓住機遇，應對挑戰，有所作為。為此，我想針對“重要戰略機遇期”這一問題談一些個人看法。
認清世界發展四大規律把握重要戰略機遇
“重要戰略機遇期”這一重要提法是在2002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大報告中首次做出的。報告指出：“綜觀全局，21世紀的前二十年對我國發展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赝麣v史，我國確實在21世紀初葉，充分利用了國內外的有利環境，把握住了“重要戰略機遇期”提供的寶貴機會，實現了快速發展。2002年到2012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從12萬億元人民幣增長到54萬億；按不變價格計算，年均GDP增速10.56%；GDP排名從全球第六位上升全球第二位；我國人均國民收入從1110美元增長到5940美元，完成了從中低收入國家向中高收入國家的轉變。
21世紀前二十年即將進入尾聲，如何在風云變幻的國內外形勢中把握時代賦予的重要戰略發展機遇，是當下需要冷靜思考并清醒認識的重大問題。伴隨我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科技發展新突破不斷涌現，全球治理體系地位不斷提升，人口結構發生顯著變化，我認為，以下四大客觀的世界發展規律，為我們研判當前形勢，把握未來重要戰略機遇提供了一個理論框架。
一是大國演進規律。在人類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出現過不同的世界性強國。這些強國的共同點是：都遇到了比較難得的發展機遇，在不同時期世界秩序的形成過程中發揮過重大作用，都在崛起過程中遭遇到強勁的對手，其中不乏各種沖突與戰爭。當前，我國的經濟實力和世界影響力與日俱增，越來越多的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愿意與中國開展緊密合作，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歡迎，對外開放格局進一步擴大，給中國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但中國的崛起難免打破原有的世界格局和國際平衡，觸碰大國利益。妥善處理好與大國之間的矛盾關系，將減少我國的發展的阻力與障礙。我認為，在利用大國形象的有利地位創造更多發展機遇的同時，通過對話溝通、互利共贏的方式化解矛盾和沖突，處理好內部張力與外部壓力之間的關系，是我們當前面臨的重大議題。
二是科技發展規律。在人類進入到信息社會，科技發展呈現三個重要特征：從科學原理和規律的探索、揭示，到產業化之間的周期越來越短；科學技術一體化的趨勢越來越強；科技發展速度的數量級明顯提升，技術迭代加速。在一些特定領域，如信息技術領域，還呈現出指數級的增長態勢。雖然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在基礎研發能力和科研環境等方面還存在差距，但是在科技發展規律的作用下，我國完全有可能在某些前沿技術領域實現彎道超車。如果說，中國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那么，這個大變局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科技迅猛發展的態勢。若抓住這一重要戰略發展機會，我國極有可能在全球通信領域的技術高地取得一定優勢，成為國際通信技術新標準和規則的參與或制定者，并推動世界技術的變革。
三是風險演化規律。隨著科技的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的深入，一方面，日益擴大的互聯互通給商品、資本、技術等在全球的流動帶來便利，極大地提升了價值創造的規模和速度；另一方面，風險發生的頻率越來越高，蔓延速度越來越快，涉及的主體越來越多，交互影響越來越深，造成的損失也越來越大。任何一隅的問題，都可能演變為全局甚至全球性問題。中國經濟已嵌入到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潮流中，在享受全球化貿易便利的同時，也面臨著巨大的外部輸入性風險。我國在當下需要格外強化對國際經貿風險的預警與應對機制。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充分享用全球化帶來的重要發展機遇的同時，防止風險的積累和蔓延給中國的經濟發展可能帶來的嚴重打擊。
四是人口發展規律。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表明，隨著經濟的發展、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醫療條件的改善，人類的預期壽命會越來越長。人口老齡化既體現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成就，也是當今國際社會所面臨的最為重大的一個挑戰。人口紅利是過去幾十年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是在多種因素作用下，中國成為當今世界人口老齡化規模最大，增速最快的國家之一。伴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速，出現了適齡勞動人口的短缺，給一些行業和領域造成了不利影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7年公布的一份報告指出，未來30年，中國的適齡勞動人口可能減少1.7億。中國將面臨嚴峻的“老齡化”挑戰。
適齡勞動力的短缺、老齡化的加劇，加劇了經濟的下行壓力，但如果應對得當，也可以化“危”為“機”。在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新技術迅猛發展的今天，適齡勞動人口的下降為數字自動化生產等新一代生產技術的革新留出了空間。隨著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深入，多層次養老保險體系的建立，與人口老齡化相關的產業，包括康養產業、養老保險、社區養老護理等也進入了發展的快車道，撬動并將持續開發出許多新的商機。我們可以很好地順應和運用規律。在老齡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銀發經濟”應當成為國家戰略發展最為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
大國演進規律、科技發展規律、風險演化規律和人口發展規律為中國的發展設定了宏觀背景。在新的發展起點上，世界格局與人們的認知也發生了三個重要而深刻的變化。一是世界對我們的認知：中國是崛起的大國，是不可忽視的力量。但也正因為此，國際上一些錯誤的說法和論調也不時出現，給中國的發展造成了一定干擾。二是我們對世界的認知：全球治理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世界多極化趨勢更加明顯、地緣政治沖突不斷加劇；雖然曲折不斷，但經濟全球化是一個不可逆的進程；中國有責任去推動經濟全球化的更深入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三是我們對自己的認知：中國從世界舞臺的邊緣逐漸接近世界舞臺的中央，我們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越來越近。隨著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就，國民也變得越來越有底氣和自信，但有時也出現了一些困擾。
用好四種力量深化四項改革
面對新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應當用好四種力量：開放的力量、政府的力量、科技的力量和企業家的力量，這是國際經濟發展和中國40年改革開放留給我們的寶貴經驗。而四種力量能夠得到充分發揮的前提和保障則是深化四項改革：政府自身改革、供給側改革、科技體制改革和所有制改革。
首先，政府自身改革。政府自身改革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全過程，但時至今日，政府越位、缺位、錯位問題仍未得到根本解決。當李克強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擲地有聲地強調“政府要帶頭講誠信守契約，決不能‘新官不理舊賬’，政府對拖欠企業的款項年底前要清償一半以上，絕不允許增加新的拖欠”時，我們一方面看到了政府改革的決心，另一方面也看到了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在市場中拼搏的不易與無奈。政府誠信是一個社會誠信的基礎，未來我們應進一步加大政府改革的步伐，明確政府在市場經濟活動中的主要作用就是平等保護產權、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并提供高效服務、從戰略高度上配合“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決定性作用”的發揮。
其次，供給側改革。2015年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來，已經取得一些成效，但任務仍然艱巨。供給和需求是經濟活動中矛盾的對立統一體，在經濟發展的不同時期、因為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供給方或者需求方成為主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我們需要深究的是，為什么有效供給長期不足、無效供給嚴重過剩？為什么供給結構不能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而變化？為什么企業的創新能力不足？為什么產業的轉型升級困難重重？為什么會存在大量的“僵尸企業”？我認為，造成上述問題的關鍵還是市場化改革不夠，政府對微觀經濟的放權不同步、不協調、不到位。因此說，“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是政府自身改革。只有政府改革取得實效，“供給側改革”才能真正取得實效。
再次，科技體制改革。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在科技領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總體上看，在信息通信、高端裝備、工業基礎材料、航空航天、生物醫藥等關鍵領域和關鍵產業，我國存在明顯的短板”（中科院院長白春禮院士語）。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目前，我國的科研申報制度、評價體制、經費管理制度、成果轉化制度等都存在不足與缺陷。政府在科技項目監管等微觀管理上介入過多過細，影響高校、研究機構和企業的自主決策，導致原創能力偏低；科技資源配置和管理體制不順，跨機構、跨地區的開放共享不足，利用效率低下，閑置現象突出，科技成果轉化率處在較低水平。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在推動科技體制改革舉措落地見效上下功夫，決不能讓改革政策停留在口頭上、紙面上。大力減除行政煩苛，使科研人員潛心向學、創新突破。
希望這些措施都能真正得到落實，由此為科技人員提供安心科學研究的環境，讓創新成果不斷涌現。與此同時，中國還需要進一步加大科研投入，加快高新技術的研發，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優勢。
最后，所有制改革。中國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經驗之一就是破除“國有經濟崇拜”，確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黨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但在實踐中，總有反復，總有動搖。特別是前不久社會上出現的一些懷疑甚至否定民營經濟的言論，引發了一些思想混亂，沖擊了市場的預期。實踐證明，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不但有利于各種所有制主體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而且能夠有力促進資本國際間流動，加快我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形成。更為重要的是，它能夠從根本上推動我國經濟運行機制的轉變，并為市場決定作用的發揮提供重要的體制機制保障。
深化包括上述改革在內的各項改革，我們就能進一步釋放開放紅利、制度紅利、科技紅利和企業家紅利，為下一步的發展創造有利時機和條件，而這一切都應當是以改革的終極目標為出發點和實現條件。
41年前，中國共產黨啟動了改革開放這場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偉大實驗。改革是民眾的事業，如果沒有億萬人民群眾的改革激情、首創精神和積極參與，改革也不會取得今天的巨大成就。民生決定民心、民心聚集民力。如果我們不能很好地滿足人民對更高生活質量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強烈意愿和要求，人民參與改革的熱情將會下降，由此加大改革的難度，遑論改革紅利的釋放。
由此來看，在新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內，我們還需要加快建立健全對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起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以制度來保障公平的社會環境，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和平等享有機會，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
摘自《光明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