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教育大會的講話中提出要提升教育服務經濟社會發展能力。高等教育肩負著培養數以千萬計的高級專門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創新人才的使命，關系著一個國家的人力資源水平和素質，影響著一個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從社會角度看，我國高等教育的短板是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不夠強，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有待提高。
高等教育是經濟增長的動力源
經濟增長指的是在一個較長的時間跨度上，一個國家（或地區）收入水平的持續增加。那么，經濟增長的動力與源泉來自何方？
舒爾茨提出了人力資本理論，看到了教育與人力投資的價值。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默提出的內生增長模型指出人力資本的規模是至關重要的，居民的文化教育程度對產出的收益遞增必不可少，一個國家必須盡力擴大人力資本存量才能實現更快的經濟增長。
佩特拉基斯(P.E.Petrakis)等學者比較了教育人力資本影響不同發展階段國家經濟增長的差異性，指出高等教育培育的人力資本對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推動力較強，而發展中國家則是初等教育與中等教育。
我國目前處于從中高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跨越的重要歷史時期。在當前經濟發展階段所面臨的勞動力成本提升、產能過剩以及如何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等問題的解決都與高等教育發展密切相關。另一方面，從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來看，多數國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經濟增長速度急劇放緩甚至停滯，長期未能實現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經濟體的過渡，陷入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如多數拉美國家和部分東南亞國家。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復雜的，政治體制、文化傳統甚至地理條件的差異都是決定不同國家能否實現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因素。有人通過實證研究發現，東亞部分國家和地區能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經驗在于這些國家對于教育的巨大投資以及對勞動力技能培訓的持續投入，高水平的人力資本能夠顯著減少中等收入階段經濟增長放緩的可能性，也就是說，高等教育發展水平的差異是決定經濟體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階段的重要因素之一。
高教體系需適應經濟社會發展
一般來說，現代國家經濟增長時期會形成對于高等教育人才需求量的增加，當高等教育的規模擴張速度跟不上經濟發展的步伐時，高等教育體系就無法滿足經濟增長對于人力資源的需求，會對經濟的長期發展造成阻礙。但是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需要的高等教育體系不是規模越大越好，也不是發展速度越快越好，而是需要一個與經濟結構、產業升級及創新驅動相適應、相促進的高等教育體系。
從拉美國家的經驗與教訓看，巴西、智利、阿根廷等國家的高等教育規模很大，毛入學率達到了普及化階段，巴西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1999年為16.1%，2016年為50.5%，與巴西處于相似經濟發展階段的智利1999年毛入學率就達到37.3%，2016年達到90.3%，阿根廷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1999年為48%，2016年達到89.1%。但這幾個國家高等教育的人才培養結構與發達國家高度趨同，未能構建滿足本國產業創新升級人才需求的高等教育體系，形成資源錯配。他們的學科結構比例與美國較為接近，與第三產業相關的高等教育專業比例過高，均超過70%。
美國的工業化程度和社會發展階段較高、產能先進，因而能夠讓較少比例的社會勞動力從事工業生產，對于第二產業相關專業人才需求量相對較小。如果中等收入階段國家的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結構完全以發達國家為基準，就會形成資源錯配，造成投入效率下降，整個社會因為缺乏科技創新活力而失去持續發展動力。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階段的國家一般會建立與本國經濟發展水平及產業結構相適應的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結構，如韓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1999年為73.9%，2016年達到93.8%。但與第二產業相關的高等教育學科專業比例一直保持在較高的水平，2014年仍然處于30%以上，這說明韓國的高等教育體系非常注重科學與工程類高等教育人才的培養，高比例的創新型技術人才為韓國穩定經濟發展并跨越中等收入階段提供了重要保障。
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庫和《國際統計年鑒》計算，美國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14.61%，英國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8.64%，法國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10.52%。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GDP年均增長率雖然較高，但高等教育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卻處于較低水平。有專家利用1996—2014年數據計算出我國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直接貢獻率為1.82%，認為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并沒有顯著作用。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將對人力資源開發提出巨大的需求，而經濟結構的轉型又將導致人才需求的結構性變化。
中國經濟正在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增長模式正在經歷一個重大轉變，即由同時依賴勞動力數量和質量型轉向主要依靠勞動力質量型。一方面經濟增長需要大量人才，另一方面已有的教育體系所培養的人才卻與市場需求存在結構性的偏差，表現為各個新興行業的發展需要大量人才，但是同時大量的高等人才不能滿足這種需求而存在就業壓力。高等教育體系及人才培養結構要與經濟產業結構契合，走內涵式發展道路，建立起與現階段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學科專業結構、人才培養結構和區域布局結構，才能更好地為實現現代化的發展目標服務。
學科專業設置應減少盲目性
培養適應國家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高素質專門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高校學科專業的結構是否合理。我國的區域和高校優勢特色專業仍然存在著集中度不夠、布點多而散等問題，特色不夠，優勢不足。部分高校辦學定位不清晰，學科專業設置和人才培養類型不清晰，“平原”多（專業布點多）、“高峰”少（優勢特色學科專業少）。特別是高校對某些前瞻專業缺乏預判，造成高校學科專業設置的盲目性及貪大求全。
具體表現為：一是盲目設置專業，追求學科門類齊全的“綜合性”；二是跟風設置投入少、容易開辦的“熱門”專業；三是背離學校的辦學定位和主體優勢，開辦對自己學校而言是“短項”或“劣勢”的專業，如一些傳統工科類院校為爭取“卓越新聞傳播人才培養計劃”而競相設立新聞學院、開辦新聞傳播類專業等。
工科類人才培養的規模和結構尚不能完全適應我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需求。機械類、電氣信息類、化工與制藥類、輕工紡織食品類等專業所占比例明顯下降，與同期我國制造業迅速發展不相適應，可能會影響制造業轉型升級。高職高專人才培養主要面向第三產業的占70%左右，面向第二產業的只占20%左右，與制造業相關的更是只占12.7%，對于制造業的人才支撐嚴重不足。這些需要進一步優化結構，加強面向第二產業的技術技能型人才培養。
高等教育學科專業設置要面向需求，發展特色，形成優勢。高校要構建與本校辦學定位和辦學特色相匹配的學科專業體系和人才培養結構，聚焦重點和優勢，集中建設好優勢特色學科專業群，避免專業設置的“盲目性”和“碎片化”，克服專業設置的“功利性”和“多而散”。
實現人才培養體系的多樣化
在高等教育邁入大眾化階段后，我國的高校設置標準與分類卻仍然停留在精英高等教育階段，過分注重在層次上完善高等教育的體系，而忽視了高等學校的類型劃分，高等學校發展的同質化現象一直沒有解決。
既然高等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培養人才，那么就應該以人才培養為基礎建立高等教育分類體系。我國高等教育的分類體系和分類標準應當以經濟社會發展、行業發展、職業要求為依據，以實現人才培養體系的多元化、高等教育體系功能的多樣化為目標，以人才培養的社會需求為導向，著重培養創新型、復合型、應用型人才。
研究型高校承擔絕大多數研究型、學術型人才的培養工作，學位授予層次覆蓋學士、碩士和博士，且研究生培養占較大比重，具備連貫的學位授予體系和較為完整的學科專業體系。應用型高校面向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行業技術進步的需求，培養具有較強理論基礎和實踐能力的應用型人才，以本科教育為主，一般是學士學位授予高校，也有部分高校可以授予少量碩士學位。技能型高校對接地方生產、管理、服務一線的需要，培養經濟社會和產業發展需要的技能型人才。應用技術類高校更偏重于專業的知識體系，屬于本科教育層次，技能型高校則偏重于職業技能，強調職業定向與實踐教學，以專科層次為主。
高校布局要與城市化相適應
世界銀行預計在未來的20～25年內，中國還會有另外3億人移居城市。這也會使中國成為全世界首個擁有超過10億城市人口的國家。城市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將達到75%。高等教育擴張加劇了大學生向大中城市的人口遷移，這導致以高人力資本人口空間集聚為顯著特征的城市化，促進了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快速積累，引致了大規模的城市需求，形成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巨大動力。新興城市和城市群將成為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區域，以城市為中心的產業集聚和經濟集聚、人才集聚成為高等教育結構調整的最重要動力。
高等教育不同于基礎教育，是按照非均衡的集聚發展模式布局高校。我們對于中美高等教育的集聚程度做了分析，發現我國的專科教育、本科教育的均衡化程度高于美國，即美國的專科教育、本科教育集聚程度更高一些。我國的高等教育布局既要支持中西部地區，更要推進東部地區高等教育率先崛起，形成科學合理的高等教育區域布局，特別是要重視長江經濟帶、珠三角、環渤海等主體功能區發展對高等教育的新需求，促進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高等教育的區域布局既要考慮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又要尊重高等教育規律，按照社會需求和辦學條件的互動機制完善專業、學科點的區域布局，本專科專業和學科點要根據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相對平衡布局，博士點布局在需要的前提下根據條件布局，碩士點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根據需要布局，保證各個層次的人才培養滿足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人才培養的質量更好滿足經濟社會發展需求，提升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
摘自《中國教育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