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科技企業孵化器建設３０周年。３０年前我參與了將科技企業孵化器理念引入我國的工作，之后，我積極參加了國際化的推進工作，經歷和見證了我國科技企業孵化器事業所取得的驕人成就，深有感情。
今年４月，為紀念這段奮斗的歷程，科技部火炬中心編輯出版了《中國創業孵化３０年》一書，書中也將我與孵化器的故事寫入了《專業敬業的中國孵化器人》一節里，稱我為“３０年孵化器淵源，國際化的推動者”。我為中國孵化器３０周年活動提供了許多歷史性相片和文件相冊，供編印紀念畫冊選用。我還接受了中央電視臺為紀念中國孵化器建設３０周年拍攝制作的紀錄片的采訪，同時，還應邀參加５月１０－１１日在成都舉行的２０１７國際創業孵化峰會。在峰會期間舉行的中國孵化器３０年創享會上，新老孵化器人激情滿堂，我也被邀上臺講了自己的感受。在國際孵化專場上，會場大銀幕播放了采訪我的祝賀詞，我還會見了許多中外老朋友。這一連串的活動，使我這８７歲的老人感到振奮和欣慰。早在２００７年在武漢舉行的紀念中國孵化器２０周年大會上，中國高新區協會創業中心專委會已授予我“中國孵化器事業先行者”稱號。這是我一輩子為我國孵化器事業出過一份力，實現人生價值的一個見證。
在此喜慶的日子里，往事歷歷在目。我結合自己參與的一些工作，梳理了一下我國科技企業孵化器國際化的歷程。
我國科技企業孵化器國際化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
一、學習開創階段（１９８７－１９９５年）
３０年前我國科技企業孵化器事業的開端有兩個標志。
第一個標志是“孵化器”理念進入中國。１９８７年５月，我任國家科委國際科技合作局局長時，安排聯合國科技促進發展基金主任、企業孵化器專家魯斯坦.拉卡卡（Ｒ．Ｌａｌｋａｋａ）會見時任國家科委主任宋健。拉卡卡介紹了一些發達國家在新技術“孵化器”方面的發展情況，并提議由聯合國科技基金資助對中國建立這種機構進行可行性研究。宋健當場表示中國有興趣進行這種嘗試，并交由合作局聯系安排，這就是在我國政府層面將科技企業孵化器理念引入我國的開端。會后由我與拉卡卡具體商議，并于１９８７年底簽訂協議，由聯合國資助，成立進行可行性研究課題，由中國科技促進發展研究中心董桂蘭同志負責，于１９８９年１１月提交了可行性報告，并附有在若干地點建立創業中心的可行性案例。同時對國外科技企業孵化器做了調研，于１９８８年５月匯編了《歐美的科技型企業孵化器》資料。
第二個標志是１９８７年６月，武漢東湖新技術創業者中心成立，我國第一家科技企業孵化器誕生。
１９８８年８月，我國火炬計劃開始實施，提出建立高新技術創業服務中心。之后，經過火炬計劃的推動，科技企業孵化器在中國大地上不斷開創建立起來。１９８９年３月，國家科委在廣州舉辦了首屆創業中心主任培訓班，培訓了第一批管理人員。此后在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４年間還多次召開創業中心工作會議，發布有關指導性文件，并開始派創業中心骨干分批先后赴芬蘭和英國進行蹲點培訓實習，同時還組織代表團出國考察，學習外國已有的經驗。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ＰＥＣＣ）科技組在上海舉行了科技工業園研討會。研討會上，９個國家地區作了１２個案例報告，北京中關村、深圳和上海漕河涇科技園作了報告，美國介紹了硅谷經驗。宋健在主旨發言中指出科技園在技術孵化和成果轉化的功能。會后，國家科委火炬中心將外國孵化器案例編譯成中文，供學習參考。這是我國首次舉辦的科技園區國際會議，可謂孵化器國際化的前奏。
１９９４年，天津科技創業服務中心主任袁環率團出席美國國家企業孵化器協會年會并作報告，這是首次在外國國際會議上介紹我國孵化器的發展情況。他還組織主持１９９５年９月國家科委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天津舉行的國際創業中心研討會。這是我國首次舉辦的孵化器國際會議，拉卡卡出席此次會議，也就在這次會上提出了組織國際企業孵化器的設想。
二、探索交流階段（１９９６－２０１３年）
以開展國際企業孵化器（ＩＢＩ）建設試點為這個階段開始的標志。
１９９６年８月，國家科委火炬中心和國際科技合作司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小企業發展高級顧問拉卡卡等參加下，組成專家組對國內一批創業中心考察后，選擇蘇州、北京豐臺和重慶創業中心為國際企業孵化器試點，以后擴大包括天津、武漢、上海、成都、西安創業中心，國家科委于１９９６年１１月批準這８家為試點單位。１９９７年７月火炬中心在西安召開了中國國際企業孵化器工作會議，匯報研究了８家試點單位的進展，并在１９９７年９月發布了《關于建立國際企業孵化器工作意見》，提出了ＩＢＩ性質、任務、標準和管理等。以后又增加了廣州ＩＢＩ，形成了全國９家ＩＢＩ的格局，作為開展國際化工作的排頭兵。在這個歷史階段，我們為國際化工作作了探索，打下了基礎，進行了國際交流，主要開展了下列幾方面的工作。
１． 舉辦“中國國際企業孵化器網絡年會”
為加強國際企業孵化器之間的聯系交流，在１９９７年７月西安會議上成立了中國國際企業孵化器網絡，每年開一次年會，定位為交流孵化器國際化經驗，促進國際合作。年會由火炬中心和中國國際科技合作協會主辦，９家ＩＢＩ輪流承辦，后期還吸收有興趣的孵化器參加，有時邀請外國和港臺同行參加介紹經驗，搭建了一個自由交流平臺，起到了“交流經驗，溝通信息，探討問題，提出建議，聯絡感情”的作用，很有凝聚力。
２．構筑５個國際培訓基地
我國舉辦創業中心的成就得到了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有關國家的好評，他們建議我國幫助培訓外國企業孵化器管理人員。經中國國際科技合作協會和火炬中心會商后，向國家科委申請將“企業孵化器管理人員國際培訓班”納入我國援外技術培訓計劃。自１９９８年起，由科技部國際科技合作司主辦，中國國際科技合作協會和科技部火炬中心協辦的培訓班，我在參加上海ＩＢＩ的漕河涇創業中心首辦取得經驗后，先后利用上海、北京、西安、廣州、武漢ＩＢＩ為承辦單位，構筑了東南西北中５個國際培訓和研討基地，成為國際化工作的突破口，創出了品牌。培訓班有綜合性或專業性的內容，至今上海、北京還在舉辦，沒有中斷。我們為發展中國家培養了不少企業孵化器骨干，同時也培訓了我們自己的國際化人才，建立了合作關系，促進了技術貿易活動的開展。
３．參加國際會議和國際組織
參加國內外有關國際會議是重要的交流方式，有代表性的如１９９８年１１月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在香港舉行的國際科技創業培育會議，我們７家孵化器介紹了創辦和運行經驗。２０００年４月，結合上海浦東開發１０周年，科技部與上海市和有關部門聯合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上海舉辦了世界企業孵化器與技術創新大會，２９個國家和地區近５００人參加，宋健、徐匡迪、朱麗蘭等出席作報告。大會期間還舉辦了我國孵化器成就展，并發表《上海宣言》。我與國際科學園區協會（ＩＡＳＰ）主席Ｐｅｔｅｒ Ｗｈｙ共同主持了“２１世紀企業孵化器組織發展”分會。會上拉卡卡作了中國孵化器發展報告，稱可供發展中國家參考。
２００２年我國參與發起了亞洲企業孵化協會（ＡＡＢＩ），２００６年起上海ＩＢＩ主任王榮任第三屆主席。迄今我國主辦多次年會，秘書處設在上海，我與拉卡卡任過一屆高級顧問。
這時期世界企業孵化器已增至５０００－６０００家，呈上升勢頭，大體北美、歐洲和亞洲各占１／３，我國占亞洲一半。企業孵化器已組成全球性、區域性和全國性組織。我國有關高新區和孵化器作為會員參加了國際科學園區協會。該協會建立了北京辦事處，我國多次任亞太分會主席。協會在我國舉辦的年會上，關注聚焦企業孵化器是主要內容之一。我國孵化器還參加了美國國家企業孵化器協會（ＮＢＩＡ）、歐洲企業孵化器網絡（ＥＢＮ）等組織，參與他們的活動，這些也都提升了我們的國際影響力。
４．開展“引進來”和“走出去”的工作
在“引進來”方面，已取得較好的進展，如建立留學生創業園是我國一大特色，發揮了很好作用。國內部分城市、高新區、創業中心和高校與國外在華企業或機構合辦企業孵化器和科技合作園，以俄、韓、日、新加坡、東歐和中亞為主，并引進國外孵化器和中介機構，吸收外國創新企業和研發機構入駐。有的還通過雙邊、多邊關系，建立對口合作關系。如上海企業孵化器網絡與法國蒙波利埃大區孵化器之間建立的合作關系，廣東省與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建立的廣東獨聯體國際科技合作聯盟等。它們都采取“啞鈴型”合作模式，組織雙方單位參加。２００６年歐盟批準在成都高新區創新服務中心建立歐盟項目孵化中心，有歐方機構和企業入駐，并多次成功舉辦歐洽會。
在“走出去”方面，在國外舉辦海外科技園（海外企業孵化器）是為科技型中小企業和研發機構“走出去”搭建平臺，為引進人才和技術建立橋頭堡，也是對外聯絡的窗口，是科技經濟界利用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推進國際化的重要措施。２００３年９月科技部頒發《中國海外科技園試點工作指導意見》，隨后先后批準和支持在美、俄、英、新加坡和奧地利辦了６個海外科技園試點。
５．進行國際化軟科學研究
隨著孵化器國際化進程的發展與日益增長的需求，我國相應地進行了軟科學研究，開展調研，總結經驗教訓，提出思路和建議。我自己曾多次主持了孵化器國際化的課題研究，如１９９６年剛設立國際企業孵化器時， １１月中國國際科技合作協會聯合有關單位，由我主持在北京豐臺創業中心首次探討國際企業孵化器的特性、內涵和運作等。之后，經國家科委批準立項，我負責組織完成了１９９９年的《我國國際企業孵化器建設研究》和２００５年的《促進我國企業孵化器國際化》課題。我一直主張企業孵化器國際化工作要融入到全國科技外事工作中。２００１年１月頒發的《“十五”國際科技合作發展綱要》就明確提出科技創業中心應該成為國際科技合作的重要窗口和基地，以后歷次國際科技合作發展規劃綱要都包含有這方面內容。
國內一些地方也結合當地的發展進行國際化的研究，如北京海淀園區一直十分重視孵化器國際化工作，先后開展了科技型企業“走出去”一站式服務試點、設立國際化專項政策和資金、建立ｉＢｒｉｄｇｅ網絡平臺對外宣傳，取得了很好效果。
在這個階段，我國在企業孵化器事業上已探索了不少經驗，如推行“苗圃＋ 孵化器＋ 加速器”、“創業導師＋ 創業投資＋ 專業孵化”、“一器多基地”、“整合政、產、學、研、金、介、貿、媒多方資源”等發展模式，構筑了ＡＰＥＣ和兩岸三地跨國跨區等網絡。相應孵化器國際化工作也取得可喜成績，達到可對外進行交流和培訓外方人員的水平。
至此，我國企業孵化器數量世界第一，孵化面積世界第一，入孵企業數世界第一，孵化硬件水平世界一流，已躋身于全球孵化器大國行列，但需要實現從量到質的轉變，從綜合性向專業化的發展，從硬孵化到軟孵化的提升。孵化器建設前一階段的成就集中反映在紀念中國企業孵化器２５周年時和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在武漢建立的科技企業孵化器博物館中。我在２００１年編寫的《科技外交生涯四十年》回憶錄中《促進企業孵化器國際化》一節里也做了詳細記載。
三、“雙創”并跑階段（２０１４年起至今）
以２０１４年６月北京中關村創業大街揭幕，同年９月，李克強總理在夏季達沃斯論壇上首次提出“大眾創業”“草根創業”，到２０１５年１月“眾創空間”出現，同年３月國務院發布《關于發展眾創空間推進大眾創新創業的指導意見》為標志，我國企業孵化器事業進入“雙創時代”。
但在這個階段開始時，由于對傳統和創新型孵化器，實體和虛擬孵化器，以及眾創空間的概念、功能等界定不清，加之有的眾創空間片面追求數量面積，服務水平低下，同質化嚴重，一度曾造成思想混亂。
經過這兩年的優勝劣汰，澄清實踐，并加強了規范管理，至今已逐步理清明確“眾創空間（苗圃）＋ 孵化器＋ 加速器＋ 產業園”的科技創業孵化鏈條。到２０１６年底，我國有眾創空間４２９８家，科技企業孵化器３２５５家，企業加速器４００余家，國家高新區１５６家，打造了接遞有序的服務鏈條，形成了從創意到產業的雙創生態，構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創業孵化體系。
這階段在“引進來”的方面和國內出現一些新的發展動向：
１．國企、大型民企、高校和科研院所紛紛創辦眾創空間和孵化器。如中國電信、大唐電信、中興通訊、騰訊、中航、中車、海爾、聯想、長虹、蘇寧、百度、阿里、北航、中山大學、電子科技大學和西安光機所等。
２．跨國公司和外企在華獨辦或合辦眾創空間和孵化器。如微軟加速器在中關村孵化了３００個項目、英特爾在全國辦了１２個眾創空間、北京中德法合建高創天城國際企業孵化器、上海跨國公司在張江成立跨國企業聯合孵化器等。
３．一些國外知名的孵化器來華獨辦或合辦孵化器，帶來新理念、新模式。如美國Ｐｌｕｇ＆Ｐｌａｙ、歐洲ＳＢＣ、亞馬遜、芬蘭Ｓｌｕｓｈ等。
４．建立孵化器聯盟，共享國內外資源，形成合力，聯合開拓國際化工作。如在今年５月舉行的成都國際創業孵化峰會上宣布成立的“國際創業孵化聯盟”就是由上海創業中心、瀚海、啟迪、太庫、天府新谷、楊浦科創中心、成都歐盟項目創新中心與美、英等９家孵化器發起組成。北京、上海、成都、廣州先后成立眾創空間聯盟。
５．部分城市構筑創業街區，營造社會“雙創”氣氛，推動區域經濟發展和國際科技合作。如北京中關村創業大街及其入駐機構３年來孵化創業團隊１９００個，其中海歸和外籍團隊２２２個，并聯合國內外企業共建創新聯盟、 開放實驗室。其他還有成都菁蓉國際廣場、深圳灣創業廣場、蘇州金雞湖創業長廊、浙江特色小鎮等。
６．有的孵化器不純為初創若干企業服務，衍生發展為某個新的細分產業鏈提供孵化服務，整合國內外資源，構成垂直孵化器。有的進一步伸展，選定一個專業，按“實體孵化器＋ 創投基金＋ 國內外專業團體”的模式，構成產業孵化器，作為地區特色產業，帶動地區經濟發展，如太庫香河人工智能、機器人基地，太庫固安新材料、智能汽車基地。
７．中外合建科技園繼續發展。如中以常州高新園、中德江蘇太倉先進制造國際創新園、中德專利技術（宜興）產業園、中德沈陽高端裝備制造產業園等。
８．利用中國創新創業大賽作為雙創的抓手和平臺，發掘創新理念，催生新技術、新模式，對接金融資本，并推向國際，促進國際創新資源流通合作。如２０１７年上海賽區就首次設立“外國人創業在上海”專場，６月在江蘇舉辦中德青年雙創合作交流周，并將舉行中俄創新企業競賽，建立“中俄創新之橋”。
９．創業孵化體系與國際技術轉移體系正在相互結合銜接。
１０．由于適合中小微企業的市場化融資體系還不完善，所以有的孵化器紛紛獨資或合資建立自身的投融資機制，有的孵化器本身也是一個創新企業。
在“走出去”方面，我國孵化器建設在國外設點也開始了第二輪試探，其共同特點一是民營企業唱主角；二是與金融資本結合，有的合資建立孵化和風投基金；三是選擇在創新活躍的地點，對接國際技術、人才、資本和市場資源；四是在國內有強有力的主辦單位，前后方構成進出雙向流動橋梁；五是得到政府和高新區的支持，可以說是“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金融相結合，政府作支持”的理念。如近年來清華科技園、瀚海集團、車庫咖啡、西安、成都和上海漕河涇高新區等在美國硅谷建立孵化器，北京瀚海、上海楊浦和成都天府新谷３家在美國波士頓共建的中美企業創新中心，武漢東湖創業中心在比利時建的中比科技孵化器，深圳國際科技商務平臺在以色列合建的以中高新技術企業研發中心，中國科協在比利時新魯汶科技園建的中比科技園，中國在澳新南威爾士大學建的火炬創新園區，中國在南非合建的中國南非科技園等。瀚海集團幾年來已在美、加、德建了８個孵化器，清華啟迪在美、韓、俄、日建了孵化器，西安創業園在美、德、新加坡和中國香港、臺灣建了孵化器，上海楊浦創業中心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合建波士頓企業園，還在倫敦建了工作平臺。
又如太庫科技創業公司自２０１４年成立以來，與華夏幸福資金合作，提出“全球技術—太庫加速—中國創造”利用全球創新資源的理念，兩年內在６個國家１６個城市建立孵化器，特別在全球創新最為活躍的硅谷、特拉維夫、赫爾辛基、柏林和首爾布點建孵化器，自成網絡，使國內外創新資源跨區、跨國流動整合。以上都是用全球視野來推動國際化工作，正在進行新的嘗試和探索，尚待跟蹤關注和總結，使“走出去”工作健康地走上一個新臺階。
經過３０年的奮斗，我國孵化器事業在世界上已從學跑、跟跑進入并跑階段，結合國情特點不斷創新模式和機制，為國際孵化器發展做出我們的一份貢獻，擁有一定的話語權。在成都舉辦的２０１７國際創業孵化峰會就是一個標志。在新落成的“中國—歐洲中心”大廈舉行的此次峰會，有２０個國家近８００人參加，中外同臺交流，經驗資源共享，促進互利合作。正如李克強總理賀信中所表達，“中國愿與世界各國進一步加強合作，形成創新合力，為全球經濟注入新動力”。萬鋼部長在主旨發言中指出：“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應當在世界范圍優化和配置資源，開展離岸孵化和跨境加速”。我們要從推動國際科技合作向融入全球創新網絡的提升，孵化器向多元化、專業化、國際化、網絡化、市場化發展。
當前，我國正在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營造更好的創業孵化環境，孵化器事業正面迎良好發展機遇期，我國國際外交的有利形勢，也為國際化提供了廣闊的空間。特別是我國在今年５月召開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啟動了科技創新行動計劃，開展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聯合實驗室、科技園區合作、技術轉移四項行動，被寫入論壇成果清單，而科技園區合作已列入論壇聯合公報。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我國高新區和孵化器所取的成功經驗有著強烈的興趣，會議期間科技部與白俄羅斯、蒙古和匈牙利就科技園和孵化器合作達成協議。科技部《“十三五”國際科技創新合作專項規劃》就提出引導和鼓勵我國高新區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主動對接，并協助沿線國家建設一批符合本國特色的高技術產業園區。鼓勵科技型企業在沿線國家創新創業，開拓國際市場。我們要乘勢而上，將這方面作為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科技合作的重點，并爭取把對他們孵化器人員培訓納入我國５年內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培訓５０００人次科技、管理人員和安排２５００人次青年科技人員來華短期學習工作的計劃中去，這將是增進民心相通的重要方式。
此外，我們還要借助各種雙邊多邊科技合作協議，近年來與美、英、俄、比、澳、以色列、歐盟等建立的“創新對話”機制和科技外交官網絡渠道，以及發揮中國技術創業協會、中國國際科技合作協會和中國民營科技促進會等社團橫向聯合和對外渠道作用，拓展孵化器國際化工作。雖然當前國際關系存在不少不穩定因素，但國際科技合作是建立在相互需要的基礎上，存在利益驅動特性，我們孵化器國際化工作要抓住有利時機，按“開放包容，共商共建共享”和“合作共贏”的精神開展一個新局面。
今天，我們紀念我國孵化器發展３０周年，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國孵化器人一代一代干出來的，我們要傳承和弘揚這種敬業和創新精神，不忘初心，孵化器要孵化企業、孵化企業家，繼續學習吸收國外的有益經驗，勇于探索實踐，扎實地將孵化器事業推向前進，為我國實體科技經濟做出貢獻。
面向未來，我們滿懷信心，我國正向孵化器強國邁進！
吳貽康 中國國際科技合作協會名譽顧問。曾任原國家科委委員兼國際合作司司長。先后任駐瑞士、英國科技外交官，駐美公使銜科技參贊，聯合國科技顧問委員會委員、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科技組中方主席、亞洲企業孵化協會高級顧問。原中國國際科技合作協會會長、名譽會長。
摘自《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導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