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前30年中國企業處在大變局、大轉型時期，那么新甲子時代，中國企業可能處于什么樣的商業環境？
張亞勤：中國過去60年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30年是自力更生、走向獨立的30年。中國和世界幾乎沒有任何交往，更多的是 “閉門造車”。第二個30年，中國進行改革開放，真正創造了世界經濟的奇跡，成為全球制造中心。這個過程中，全球化的背景使競爭的模式與規則都進入了更廣闊的舞臺。
經濟觀察報：中國企業如何應變？
張亞勤：這樣的趨勢會促使中國向“中國智造”的新模式演進。中國企業需要適應這樣的變化，無論在中國市場競爭還是到全球市場競爭都需要全球化的心態。
經濟觀察報：中國企業未來究竟面臨哪些問題？
張亞勤：未來的30年和過去的60年將非常不同。我們將面對很多的挑戰，比如高消耗、低利潤和低附加值。這需要一種長遠的心態。
未來30年，中國被認為是一個強國，因此全球對中國的期待將完全不同。這些期待包括對知識產權的尊重，對環境的保護，企業的社會責任。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包括硬實力和軟實力，不僅要打造人才、技術、資金、市場這些硬實力，也需要打造創新能力、全球化視野、品牌和領導力，還包括這個企業在生態鏈中的輻射效應。
經濟觀察報：未來新商業文明對中國的企業會有怎樣的影響？
張亞勤：對每個企業來說，新的技術催生了新的商業文明。一方面是全球化的趨勢，另一方面又是越來越區域化，就是市場越來越本地化，產品越來越多樣化，服務越來越個性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每個市場和地域又有很強的特征。
其次，互聯網不僅僅是技術工具，還會影響思維和運營的模式。創新的周期越來越短，從五千年的四大文明，到百年的科技創新，到PC和互聯網都只有幾個月的周期。很多商業模式是因為新的技術而存在的，比如電子商務、物聯網。新的業務和商業模式正在被催生。
經濟觀察報：是否會在中國催生出微軟這樣的企業？
張亞勤：從微觀講，在IT領域，中國不僅會產生中國的微軟，還會誕生世界的微軟，但不一定在操作系統層面。而在宏觀領域，包括新能源、節能環保、汽車、生物等等，中國企業都有機會領導世界。也就是說，中國企業可以與跨國公司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
中國的市場是最大的，特別是金融危機后，中國企業的相對實力增加了很多。未來中國的企業將有更多的機會。比如基于云計算和移動互聯。因此中國企業要敢于在新的領域用新的方式超越。
經濟觀察報：中國企業還有哪些缺陷或不足需要彌補？
張亞勤：大的國有企業沒有壓力和動力著眼長遠。小的企業沒有實力看長遠。很多企業的成功來源于企業家的直覺和對市場機會的“賭注”，都有急功近利的問題，只看短時間內的盈利。未來的國際市場競爭需要更多的國際化視野和訓練有素的企業家心態。
經濟觀察報：改革開放30年，基本上是一個國退民進的過程，現在則是國進民退。未來企業所有制形式會發生什么變化？
張亞勤：雖然中國市場的需求足夠大，但理想的格局是國家不應繼續扶持國企造成壟斷，國企應該盡可能減少。我認為國企越少越好。即便有，也應該有很強的監管措施。國家的經濟主體應該是民營企業。要大力發展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因為他們是國民經濟中最活躍的因素。
經濟觀察報：你為什么認為中國企業不需要太多的研究院而需要更多的工程院？
張亞勤：我認為，大部分企業需要的是面向市場需求、面向應用的技術，尤其是兩到三年的技術儲備，讓企業都去做基礎研究，是一種誤導。
自主創新很重要，但不是什么都關著門埋頭自己開發，這樣會處于被動落后的狀況，并不符合產業的發展環境。在某種階段，購買技術是更快捷的方式，技術是企業核心競爭力中的一部分，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得到。
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但現在這么多年企業的創新能力并沒有提高很多，還是靠政府的扶持，并沒有真正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
經濟觀察報：你對未來最擔心的是什么？
張亞勤：隨著市場越來越規范，國際的游戲規則將成為主流，就需要更多企業家素養和國際化的視野，更需要一種機制讓企業有序經營。形成企業的品牌，而不僅有企業家的品牌，不能繼續急功近利。
教育方面我也有點擔憂。十年前我非常有信心，希望看到國內的科研水平與歐美差距越來越小，但現在感覺挺失望的。現在有種說法，“中國大學里大樓越來越多，大師越來越少，教授越來越像明星，明星越來越像教授。”學校的很多硬件基礎設施比歐美都好，但卻沒有引進著名的教授，做一些尖端的研究。在這方面，雖然不能說和國外的差距拉大了，但至少差距沒有縮小。
經濟觀察報：這種狀況持續下去會有什么影響？
亞勤：我不能說這是普遍的現象，但如果教授們不能靜下心來做研究，不能首先教好書、做研究，這種泡沫心態對未來30年教育科研系統的發展是很不利的。
誰都想大而全，比如大學不僅自己做研究還想開公司做市場。企業不僅做市場還想自己做研究，都是定位錯誤的。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基礎研究不夠基礎，而企業應用技術不夠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