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對象和研究目的的變化及發展
改革開放前,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學的服務對象主要是中央政府。相當一段時期,整個社會如同馬克思所預言的是一個社會化的大工場,沒有宏觀和微觀的區別。占社會主流的價值取向主張限制甚至取消商品貨幣關系。經濟學(主要是政治經濟學) 研究的目的是如何做好計劃經濟工作。
改革開放至今,經濟學服務的對象和研究目的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種變化集中體現在我們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整個社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企業成為經濟發展的微觀主體,市場在配置資源中起著基礎性作用。這就使得經濟學不僅要為中央政府服務,也要為區域經濟、企業發展服務。在當代,經濟學服務的目的是促進區域、企業以及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社會更需要“臨床”經濟學,需要解決實際經濟問題。
經濟學研究內容的變遷
新中國初期到改革開放前,經濟學(主要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內容充分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特點,主要是證明向公有制過渡的必然性和正確性。政治經濟學的社會主義部分主要闡述有計劃按比例規律、按勞分配規律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在學術層面則討論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價值理論,如何自覺利用價值規律和貫徹按勞分配原則等。
改革開放以后,經濟學主要研究中國改革、經濟體制的演進、經濟增長模式的選擇、對外開放和宏觀調控以及資本市場等。在此時期,經濟學的劃時代貢獻就是證明和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此,中國經濟開始了波瀾壯闊的發展。伴隨著對體制變革和體制選擇的研究,在微觀層面,經濟學對國有企業的放權讓利和企業股份制改造、對民營企業發展、對所有企業的良性運行和品牌建設也做出了深入研究。在當前,經濟學更是全力以赴地研究如何應對危機、如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研究經濟的科學發展。
經濟學研究方法和武器的演變
盡管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序言中曾經深刻地指出,“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然而,改革開放前的經濟學,特別是新中國初期的經濟學更多的不是對實際經濟現象的歸納和抽象,而是從馬克思在《資本論》里的既定結論出發,從公有制必然優越和人們必然大公無私,以及同志式的互助合作關系等這些天然假設出發的演繹和推理。這種研究方式的關鍵是前提正確。如果前提有問題,推論的過程再正確,結論都會存在不同程度的問題。從科學哲學的層面講,演繹式的研究很難有大的創新,從實際出發的歸納,或歸納和演繹的結合才可能有創新和發展。經濟學發展到今天,更多是從實際出發,是規范和實證的結合、歸納和演繹的結合、歷史和現實的結合,既有理論的歸納,也更重視操作層面的研究。
經濟學研究方法的演變同時伴隨著經濟學武器的演變。從一定意義上講,中國的經濟學武器都是泊來品。這是因為現代經濟學是與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相伴而生的,是對市場的各種關系和市場健康運行規律的理論抽象,因而最先是發端于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威廉·配第、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和馬克思不約而同地研究了英國最初的商品經濟。但由于立場不同,觀察角度不同,得出的結論也不一樣。沒有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這樣的經濟基礎是產生不了現代經濟學的。
新中國初期和改革開放前的經濟學武器是馬克思的經濟學,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和以其為基礎的政治經濟學。那時經濟體制設計是以馬克思經濟學得出的結論為藍本的,不僅是計劃經濟,而且認為只有生產物質產品的勞動才是生產勞動,才創造社會財富,文教、衛生、服務等部門不過是對生產性勞動所創造的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國民經濟的核算體系嚴格由此出發,沒有GNP、GDP這樣的概念。古典經濟學以外的西方經濟學被稱為庸俗經濟學。大學的經濟學教學中以馬克思經濟學為主體進行課程設計,少有西方經濟學的地位。即使介紹了西方經濟學的某些觀點,也只是為了用馬克思的經濟學加以批判。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學面臨的任務的變遷,經濟學所使用的武器也在相應地變化。首先,馬克思經濟學依然在發揮著指導性作用,但研究的問題發生了變化,更著重于現實問題,著重于挖掘其中關于市場經濟運行的一般性規律,并提出要結合中國的實際發展馬克思的經濟學。其次,原蘇聯、東歐經濟學也曾經被借鑒,特別是在討論分權、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如何看待和認識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短缺問題時。原蘇聯、東歐經濟學是介于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的設想,具有過渡性。隨著原蘇聯的解體以及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蘇聯東歐經濟學成為短暫的學術過渡。最后,西方經濟學大量被用來研究中國的現實問題。其原因,一是在于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最終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二是反映經濟運行的一系列基本范疇和統計指標已與世界接軌,例如GNP、GDP等。三是世界經濟越來越一體化,越來越面對著共同的問題。四是我們正在進行旨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有利于我們研究人類行為與經濟制度的對應關系,有利于研究經濟改革。
經濟學的研究氛圍與經濟學的教學
改革開放前,包括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之前,受當時政治氣氛的制約和研究對象、研究任務的限制,經濟學研究氛圍并不寬松。即使經濟理論和經濟現實之間存在著明顯差距,更多時候也不是認為理論有問題而是認為實踐有問題。對這種差異的解釋是教條主義的,是從本本出發的。當時的中國經濟學家提出“利潤”概念,提出“把計劃和統計放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已經是那個時代的進步了,根本談不上對體制本身的懷疑和研究。
隨著改革開放,隨著解放思想的推進,以及研究對象本身的變化和豐富多彩與世界經濟的一體化,經濟學研究氛圍空前活躍。中國經濟學家有了對問題的爭論,有了不同觀點的碰撞,有了流派。經濟學研究隊伍也開始分化,有了服務于不同對象的群體。寬松的研究氛圍產生了豐碩的成果,例如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代企業制度,民營經濟的發展等的深入研究。
經濟學研究的氛圍也反映在經濟學教學上。改革開放以前經濟學的教學比較單一,教材也不豐富,缺少競爭。現在,經濟學教學越來越與國際接軌,而且不同的高校經濟學的教學具有不同風格,有了不同風格之間的競爭。
60年來中國經濟學發展給我們的啟示
中國經濟學60年的發展啟示頗豐:
——實踐永遠是經濟學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最早的古典經濟學所以發生于英國,是因為英國商品經濟發達。后來的美國學者所以多次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是因為美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經濟學在不同時期的表現也是因為時代特點使然。今天,蓬勃發展的中國經濟給中國經濟學研究提供了廣闊的思考空間。中國經濟學有了作出杰出貢獻的經濟生活的基礎,需要的是深入實踐,忠于實踐,忠于科學的理論概括。在筆者看來,中國經濟學有可能的原創性貢獻就是充分利用已有的經濟學武器研究中國經濟現實,并做出經得起實踐檢驗的理論說明和理論前瞻。
——經濟學家應當有正確的價值取向。經濟學家的價值取向應是促進經濟學的發展,促進最佳經濟體制的選擇和經濟本身的科學發展。經濟學家為之努力的應當是對經濟問題某一領域做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理論說明,提出相應的學術觀點、操作舉措。這也理所當然地應當成為社會對經濟學家的評價標準。當代中國的自主創新和經濟發展必須構建有利于創新的研究系統,必須能夠把真正有研究能力的人吸引到研究隊伍中來,而不是對“仕”趨之若鶩。據觀察,研究成果的優秀與否并不在于有沒有錢,很多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研究是在沒有“錢”的情況下進行的。
——大力提高智庫的研究水平。智庫研究是經濟學的應用性研究在當代的體現。智庫研究要求對經濟發展中的問題有前瞻性、預見性,措施必須有針對性。智庫像醫生一樣,要對自己的“處方”負責任。中國的智庫研究存在不少值得思考的問題:如存在一定的功能錯位,使得智庫的研究缺少前瞻性。又如缺少獨立的第三方研究,許多是從現象到現象。這些都是值得關注并加以校正的。
——經濟學家應當加強學習。經濟學家的學習,首先是用先進的經濟學武器裝備自己。在借鑒經濟學研究的成果時應弄清適應條件,避免新的教條。在中國經濟學家感興趣的西方經濟學理論中存在著諸多誤解,如簡單發揮傳統比較優勢以致陷入比較優勢陷阱的問題;以為二元經濟理論就是向城市轉移農村勞動力,以致簡單的城市化并影響了農業發展的問題等。其次,應當學習我國的歷史、文化,了解中國經濟的“路徑依賴”,經濟學不是一把放之四海都能用的“螺絲刀”,它是一個開放系統,是在借鑒其他科學的研究成果中豐富和發展自己的。
——解放思想,造就人才,創造寬松的研究氛圍。在這個世界上我們已經認識的事物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解放思想的過程就是對未知世界不斷認識的過程,這個過程永遠不會完結。越善于超越自我,就越會走在時代的前列。作為指導社會經濟發展的社會科學,尤其需要解放思想。經濟學研究需要時代英雄,應當不拘一格降人才。科學的評價標準和人才流動機制是經濟學研究人才脫穎而出的有效機制。經濟學研究涉及各種觀點。有了各種觀點的碰撞才可能科學,才可能發展,政府在決策時才有可供選擇的比較。故此,寬松而活躍的研究氛圍始終是經濟學發展的良田沃土。
60年的中國經濟學雖然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依然任重道遠,面臨的任務十分艱巨。例如經濟、社會如何科學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理論體系如何深化,如何建立以消費拉動的、內在的、良性運行的發展機制,如何加強經濟形勢的預期與科學有序的宏觀調控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經濟大起大落,如何建立自主創新機制、提升產業結構,如何使區域平衡發展、使社會財富分配有利于社會穩定和和諧發展等等問題,都值得深入研究。我們有理由相信,有了60年豐富經歷的中國經濟學未來一定會作出無愧于時代的偉大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