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又一次處在歷史發展的十字路口：一條路是延續傳統發展模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另一條路則是依靠創新驅動，實現中國經濟的轉型。”5月15日，在第四屆中國自主創新年會上，科技部副部長張來武認為，實施創新驅動戰略決定著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
如何以創新驅動發展？如何使科技與經濟結合得更加緊密？圍繞“改革引領轉型，創新驅動發展”的主題，與會嘉賓共同為“中國創新”提速建言獻策。
“換擋”更需創新驅動
中國經濟要提質增效、換擋轉型、打造升級版，根本出路在于改革，關鍵要靠科技創新。與會嘉賓認為，要加快構建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加強創新人才隊伍建設，搭建創新服務平臺，推動科技和經濟緊密結合，努力實現優勢領域、共性技術、關鍵技術的重大突破。
2006年《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綱要》發布以來，我國科技發展非常迅速。截至2013年年底，我國的科技人才隊伍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一，科研投入占GDP的比重超過歐盟；國際科學論文數量居世界第二位，高被引論文數量居世界第四位；本國人發明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分別居世界首位和第二位。
科技興則民族興，科技強則國家強。工信部副部長毛偉明指出，當前我們正處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競爭格局中，發達國家紛紛實施“再工業化”戰略。伴隨著科技進步的迅猛發展，我們要實現由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的轉變，核心就是要加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
中國科學院院士、科技部原部長徐冠華分析了我國經濟轉型具有的4大潛在優勢。一是政府對于國情、本土市場需求以及對中國文化內涵和民族精神的深刻理解，是實現科技和經濟結合、創新驅動發展的國家基礎。二是中國具有多層次、多元化的廣闊市場資源，這是任何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戰略資源。三是中國具有高智力勞動密集的比較優勢。四是中國具有集中國家力量，發展戰略性產業和技術的組織優勢。
“中國十大創新型企業”代表、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總經理熊群力認為，世界范圍內以電子信息技術轉型升級為核心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正在興起。“誰能率先在關鍵領域取得突破，并產生效益，誰就能夠掌握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主導權，誰就可能‘彎道超車’。”
戰勝挑戰需深化改革
必須看到，我國科技發展依然面臨著巨大挑戰。
徐冠華指出，“我國科學技術面臨巨大挑戰——缺乏世界級的科技專家，缺乏具有國際引領性的產品，缺乏市場化創新環境，缺乏創新必需的民族自信。”
“我國專利的申請是不平衡的。”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新立表示，目前民營企業已變成專利申請的主力軍，申請量占專利申請總量的67%，但國有企業和一些改制后的部屬設計院、研究院的潛力尚未充分發揮。從進出口的情況看，大量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產品還依賴進口。從地域來看，各城市的發展也不平衡。
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主任陳勁也認為，當前科技工作面臨的挑戰，主要是如何產生更多的改變世界的重大技術創新、如何進一步完善技術創新的決策機制、動力機制和激勵機制，以及如何吸引和培育拔尖的技術創新人才這三方面。
熊群力用“喜憂參半”一詞來形容我國電子信息產業的現狀。他說，“我國電子信息產業雖形成了旺盛的市場需求和比較健全的產業環境，但在基礎技術、產業鏈關鍵環節尚缺乏應有的自主控制能力。”
毛偉明認為，我國工業整體技術水平還亟待提升，尤其是產業核心技術受制于人，大中型企業研發投入偏低。我國企業還沒有真正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科技和經濟還沒有形成有機的結合，產業鏈、創新鏈、價值鏈還沒有形成良性循環。
嘉賓們達成的共識是，必須直面挑戰，通過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加強科技創新驅動戰略的頂層設計，破除發展中面臨的體制機制障礙，讓市場成為企業獲得創新成果的主要渠道。
此外，與會嘉賓呼吁，實施創新驅動，必須加大原始創新能力建設。張來武認為，先發優勢是創新驅動的重要特征之一。后發優勢使用的是追趕策略，這在我國過去30多年的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最后一公里的蛙跳”卻必須依靠先發優勢。
嘉賓們還強調要讓企業真正成為科技創新的主體。
“中國十大創新型企業”代表、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公司副總經理吳永杰在會上表示，國際金融危機和市場調整首先破壞摧毀的是企業原有的商業和經營模式，應對和戰勝危機必然要求從戰略的高度來推動創新、從競爭的緯度來謀劃創新策略、從改革深度來推動創新實踐。
“‘十三五’是中國企業技術創新的重大機遇，中國企業技術創新的水平和能力是中國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堅強保障。”陳勁建議，企業應加強人力資源投入，增設企業創新主管，培養富有激情和使命感的創新者，包括重視技術工人，重視能工巧匠。同時，要繼續強化研發投入，進一步完善企業文化，鼓勵原始創意，獎勵成功、勉勵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