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洛桑管理學院（ＩＭＤ）最新發布的《２０１４年全球競爭力年鑒》顯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美國的國際競爭力位居世界第一，與上年排名相同，表明美國整固經濟競爭優勢的努力連續獲得國際肯定；而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國際排名則較上年下滑２位，位列第２３位。
盡管ＩＭＤ這份競爭力報告有１／３的評價來自于對全球４３００名執行人員所做的問卷調查，因而不乏主觀性與個人偏好，但就整體而言，筆者認為其較其他研究報告更具參考價值。事實上，從ＩＭＤ評估競爭力的四大標準即經濟表現、政府效率、商業效率和基礎設施來看，基本上可以涵蓋一個經濟體的整體競爭體系架構。就全球排名前四的經濟體美國、中國、日本、德國的基本情況而言，盡管美國、日本和德國去年的經濟增長分別只有１．９％、１．６％和０．４％，遠低于中國的７．７％，但對于早已完成工業化的經濟體來說，即便是１％的經濟增長率也是可觀的發展成就。而經濟數據只是一個經濟體在某一時期的市場表現與政府宏觀經濟政策效果的反映，其背后蘊含著一個國家經濟的增長動力結構與政策行為空間的可能性邊界。
有美國專家預測，７年之后世界每年新增汽車產量的一半將產自中國，但如果屆時中國的各大汽車企業未能有效掌握自主技術與品牌，則這種產能上的擴張本身就沒有什么實質性意義。事實上，中國去年高達２２００萬輛的汽車產量中，真正有戰略價值的部分不會超過１／８。大量以代工（ＯＥＭ）為特色的汽車企業在全球汽車價值鏈分工中幾乎沒有專屬的高端地位。因而，中國盡管在產量上早已成為全球第一汽車大國，但若要論國際競爭力，則不僅遠遠落后于美國、德國、日本等頂尖汽車強國，就是與二流汽車強國韓國相比，也還落后一大截。
回望過去追趕式的經濟發展過程，我國在工業化道路上始終缺少國家發展哲學的指導，偏好于簡單意義上的經濟增長與經濟規模的表面擴大，既未從稀缺性和壟斷性的角度正視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技術瓶頸與資源供給約束，也未從技術來源的自主性與經濟增長的內生性來引領經濟良性發展。這種發展的負面影響，我們現在看得越來越清楚了。工業實力極其雄厚的德國，在工業技術、工藝制造、資源利用以及專業化人力資本積累方面，在未來１０年乃至更長時期內都應是中國矢志追趕的目標。
至于對美國經濟的揚棄與超越，中國也遠未到達可以沾沾自喜的階段。美國不僅在傳統制造業方面擁有相較于中國的巨大競爭優勢，而且在中國著力發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方面亦擁有難以匹敵的優勢，尤其在高端產業與服務業出口領域，美國的優勢異常穩固。時至今日，中國真正擁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還只有如華為這樣極少數依靠國際競爭發展起來的企業。通用電氣、埃克森美孚、波音、蘋果、谷歌、微軟、英特爾、高盛、摩根士丹利、花旗以及標普等超級企業與信用評級機構，在中國也許能找到架構意義上的同行，但絕對競爭力與指標意義則不可同日而語。
尤其令人擔心的是，在我國的工業化進程中，過去１０多年將經濟發展的著力點放在風險極大的房地產領域，經濟金融化的程度過高，這不僅難以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真正轉型，亦很難承受得起一場大規模的金融危機的沖擊。眾所周知，房地產業創富的功能再強，金融業創造的金融衍生產品再多，利潤再高，也不能代替制造業本身應當承擔的生產和就業職能。金融業盡管是市場經濟的核心，如果沒有基于實體產業的強大支撐，中國最終也會在失盡比較優勢的同時喪失國家競爭優勢。
如果說美國“寅吃卯糧”發展模式的副作用還體現在仰仗美元霸權而對他國經濟的掠奪上，那么中國長期以來并不那么優化的經濟增長模式的顯性風險則主要表現在內部循環上。不難想象，勞動生產率大約只有美國７％、單位國內生產總值（ＧＤＰ）能耗是美國３倍的中國，要維持年均７％的增長率所付出的代價有多大。在全球資源日漸稀缺且主要能源礦產地帶基本被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所控制的約束條件下，中國如何確保經濟發展所需的巨量資源供給尤其是能源安全？假如中國不能克服資源供應瓶頸，不盡快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切實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則一旦在資源獲取方面遇到難以克服的國際阻力，中國經濟發展又將如何得以持續？
在當下愈來愈不確定的內外經濟環境里，中國格外需要警惕的是：一旦各級各地政府賴以支撐經濟增長的發債行為由于經濟低績效而受到廣泛約束，一旦來自房地產等敏感且脆弱領域的系統性風險被引爆，而基于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提升的經濟轉型進展緩慢，則中國經濟“超日趕美”的發展勢頭不僅有可能中止，甚至有可能在尚未擺脫被美國經濟鎖定的情勢下再度面臨新的技術與金融鎖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