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工資統計數據和個人感覺為何相差大——
“平均數”掩蓋了部分職工的低工資，目前統計有局限性
“工資漲得像眉毛一樣慢，物價漲得像頭發一樣快”——去年以來，眼看著物價高漲，不少人發出這樣的感嘆。但國家統計局的數字則顯示，2002年以來全國城鎮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年增幅都在10%以上，不僅大大高于CPI的增幅，甚至超過GDP增幅。其中2007年在崗職工平均工資24932元，較上年增長18%，工資無疑“跑贏”了物價。
對這樣的統計結果，許多人提出質疑。“按北京市的數字，去年職工年平均工資39867元，但你看我的工資條，5年工齡、碩士畢業，月工資只有2240元。”在北京某電臺工作的盧小姐認為統計數字有點“虛高”。“平均工資每年漲10%多？可我已經4年沒漲過工資了。”孫林在一家兵器企業工作，對統計數字很疑惑。
老百姓的感覺與統計數字為何“不搭調”？
“首先要弄清楚工資的概念。”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這樣強調。他說，統計口徑的工資，包括基本工資、獎金、津貼和補貼、加班工資、單位從個人工資里代扣代繳的養老、失業、醫療、住房公積金費用等，并且是稅前工資。“有些人只把基本工資當工資，不把獎金、津補貼等算在內，多數人還會忽略單位代扣代繳的費用，這么比起來，不少人自己所說的工資肯定會比實際工資低一些。”
其次，平均工資是一個統計概念。在職工工資總體增長的情況下，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企業以及不同工薪勞動者之間，收入分配存在較大差距。一部分人群的工資快速增長會拉高“平均數”，從而掩蓋另一部分職工工資增長緩慢、工資水平相對較低的情況。“恰恰是工資增長緩慢的低收入群體，受物價上漲、特別是食品價格上漲的沖擊比較大。”
此外，目前的工資統計也有其局限性。現行的工資統計范圍只是城鎮國有、集體單位以及其他規模以上企業，沒有包括工資水平通常偏低、增長較慢的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如果把這部分勞動者統計進來，統計數字肯定會有變化，平均工資水平及其增長速度將會降低和減慢。不過，伴隨著近幾年來經濟的平穩快速發展，大多數工薪勞動者工資增長的整體水平相信還是明顯高于CPI增幅的。”蘇海南表示。
工資高低是誰說了算——
企業依法擁有分配自主權，政府進行宏觀調控，不會“一刀切”漲工資
“為什么他的工資那么高，我的這么低？為什么他們單位職工工資年年漲，我們單位幾年都不漲？”談起工資，不少人一肚子怨氣。北京市的最新統計顯示，2007年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39867元，但有57.4%的職工工資在平均線以下。其中，證券、銀行、航空運輸等行業平均工資在10萬元以上，而紡織等行業的平均工資則低于2萬元。工資高低，究竟由哪些因素決定？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工資表現為勞動力的市場價格，企業依法擁有分配自主權，政府對企業的工資管理表現為宏觀、間接的調控。”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邱小平司長介紹說。這種體制下，企業職工工資的增長主要取決于四方面的因素：一是勞動力市場供求，“年薪20萬元招高級技工”的背后就是供不應求；二是勞動者本身的人力資本投入，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勞動者往往勞動報酬也較高；三是企業的經濟效益和勞動者為企業提供的勞動數量和質量，通常效益好的企業員工待遇也比較好；四是企業內部是否建立了集體協商機制等。此外，職工工資也受同行業、同地區社會平均工資水平的影響。政府的職能主要體現在：制定和調整最低工資等保障性標準，通過出臺工資指導線等發揮對企業工資分配的指導作用，通過建立工資協商制度來促使職工工資正常增長等。
不過，還是有人擔心，政府的這些調控手段大多是指導性的，“要是老板就不給我們漲工資怎么辦？”“政府不能強制企業統一給職工加工資嗎？”甚至有的人開始懷念計劃經濟時期國家指令性要求企業漲工資的機制。
“還是要按市場規律辦事。”邱小平說，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再強制規定各類企業都要按一個什么樣的比例漲工資是行不通的，用人單位在市場上的經營狀況各不一樣，“一刀切”地讓企業漲工資，有些企業可能根本做不到，“漲工資”就成了空話，甚至對就業產生負面作用。
工資增長與CPI掛鉤是否可行——
工資調控應考慮物價因素，但硬性掛鉤易推高通貨膨脹
政府在什么樣的情形下應當對工資進行干預？許多老百姓認為，當工資漲幅落后于物價漲幅時，政府就應當采取措施，使工資與CPI掛鉤，讓工資增長與GDP保持同步。
工資增長與CPI掛鉤是否可行？“政府在調控工資時，肯定要考慮物價因素，但不宜直接硬性掛鉤CPI。”蘇海南表示。
他介紹說，與CPI直接掛鉤硬性推動工資上漲可能“聽起來讓人高興”，實施后未必會給普通勞動者帶來“真實惠”，這已經被國際國內的有關實踐經驗所證明。因為這近似于強制性地提高了勞動力成本，會進一步傳導至商品及服務的價格，造成職工名義工資普遍增長、物價上漲更多、職工實際工資并無增長甚至萎縮的局面，并導致形成“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一旦出現這種情形，工資較低的勞動者生活會受到更大影響。
“當然，政府在對工資調控時一定要把物價因素考慮進來。”蘇海南說，這意味著要更多地考慮受物價上漲影響較大的低工資群體，使這部分人的工資得到增加。通常包括兩方面的措施：一是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二是給予低收入者直接的物價補貼、社保補貼等。去年全國27個省份上調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幅度平均達到15%，許多地方同時調整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等，就是出于這方面的考慮。
工資增長該不該與GDP保持同步？蘇海南介紹說，在局部地區、某些年份，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可能出現忽然的下降或上升，這是正常現象。但從宏觀上看，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在一定時期，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往往很穩定。而我國的這一比重在2003年前一直在50%以上，2006年則降至40.6%。“這樣快速的下降，說明當前收入分配有需要改進的地方，也說明中央要求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工資正常增長機制什么樣——
核心是建立增長的共決機制，不會違背“工資能高能低”的市場原則
物價的持續上漲使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顯得格外緊迫。工資正常增長機制意味著什么？有的人說，有了這個機制，大家的工資就都要漲了。但也有企業經營者提出，推行工資正常增長機制會違背“工資能高能低”的市場原則。
據了解，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已會同發改委、國資委等組成了“健全企業工資正常增長機制”課題研究小組，就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進行了專題調研。
“工資正常增長機制是指企業職工工資隨經濟效益提高及其他有關因素變化而相應協調、合理、持續增長的制度化的運行方式。既包括工資總額、平均工資的合理增長，尤其是生產一線職工和農民工、勞務派遣工等人員平均工資的合理增長，還包括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后，職工工資實際購買力的提高。”參與這次調研的蘇海南解釋說。
據介紹，這一機制的核心是建立以勞資雙方平等協商為基礎的職工工資共決機制，工資集體協商即其中主要方面。目前我國經審核通過的當期有效集體合同已達60多萬份，覆蓋職工9000多萬人。今后，政府還將通過經濟、法律、信息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促進職工工資共決機制的形成，使職工敢談、會談，企業愿談，最終談得攏。
政府在不同方面有不同的職責重點。宏觀管理上主要是做好工資指導，包括促進低收入職工工資提高，保證他們的基本生活不因物價上漲受影響。對國企主要是規范人工成本預算管理、防止壟斷企業工資過高、增長過快，理順其內部工資分配關系。對欠薪等關鍵是建立工資支付保障制度并及時查處。
“正常增長，是指通過制度安排和設計，職工工資保持一種長期的、常規的、動態的、持續的增長趨勢。這不等于集體漲工資，也不是說勞動者的工資只能漲不能落。”蘇海南表示，如果企業效益快速上漲但職工工資沒有跟上，這是工資正常增長機制應當糾正的，但即便如此，不同的勞動者之間也應當根據能力、貢獻等合理拉開收入差距，效率和公平都要兼顧。
本報記者 白天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