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清合上新買的《勞動合同法》，皺起了眉頭，作為寧波一家出口外貿加工廠的老板，從去年開始人民幣升值以來，他感覺自己日子是越來越難過，而這部《勞動合同法》，更是讓他有末日來臨的預感。
林清是九十年代初下海創業，從事硅石的出口加工。象林清這樣的勞動密集型企業，不得不在壓縮勞動力成本方面動腦筋，大量使用外來務工人員。林清的工廠下面有三個生產車間加一個包裝儲藏車間，一個廠長，兩個副廠長，四個車間主任，四個車間統計，一共1千多名員工，只有10位合同工，另外全部是外來務工人員。在外來務工人員的管理方面，林清十幾年來一直在不斷地摸索。
外來務工人員管理的酸甜苦辣
大約是93年，寧波本地工資飛漲，用工成本大增，于是林清將眼睛對準四川，通過四川成都附近的一家當地勞動局招來二三十個年輕男女，培訓上崗。那些人很好用，很勤快，比本地人聽話得多。林清于是嘗到甜頭。
然后，外來務工人員增多，寧波的長途汽車站與火車站附近聚集很多扛著被褥的外鄉人。招工就非常容易了，在工廠門口貼個榜，很快就有持著中介介紹信的外來務工人員找上門來。這些人最先也都聽話勤快，但是到了95、96之后，社會變復雜了，這些人就難管了。一千多人的外來務工人員宿舍，小偷小摸不斷，一會兒這個丟衣服了，一會兒那個丟自行車了，至于吵架更是家常便飯。還有的是拿了廠里的值錢東西不聲不響回家鄉了，沒精力去捉，捉也未必捉得到。更有意思的是，本廠女工白班下了后換上裙子花枝招展地去舞廳賺外快，A公司老板有次親自出馬，半夜逮了十三個翻宿舍大門進來的兼職三陪。老板的辦公室成了當地派出所的臨時辦公室。
這樣下去不是辦法。于是林清不得不在外來務工人員管理方面下苦功夫。他著手把宿舍區分片，湖南的歸湖南住，四川的歸四川住，江西的歸江西住。目的是：老鄉之間總不好意思偷來偷去吧。果然，這個變動的效果好。宿舍里面的雞飛狗跳平息一大半。可是又出現了一個問題，老鄉們抱團兒地跟管理對抗了。
誰都知道，尤其是趕外貿任務的時候，要是有一幫人忽然集體提出不干了，老板將如何處理。老板大多數只有割地賠款。但是事后，老板們會有各種招數對付。林清是事后在淡季時候，將這幫人全開了。留下的人則是繼續長江后浪推前浪，繼續著重復著過去的故事。而林清一位朋友則是在一幫人集體提出不干的時候就悍然同意，立刻從其他朋友那兒借人手，拼力完成出口。但不忘秋后算賬，等春節時期，外出務工人員基本回家休息的時候，率兩輛車分頭找上門去，把那些個趁火打劫的出頭鳥分別揍了一頓。回來，全廠都知道這回事，個個噤若寒蟬，以后沒人敢出頭鬧事。
于是林清與幾個有類似遭遇的老板商量后，提出集中管理，分頭擊破。說明白點，就是雖然依然是按地區分宿舍，可是要把這些外來務工人員分出個三六九等來，這樣，那些人里面就彼此輕賤、或擠壓，人心無法齊到一起去了。利用的就是千年不變的人性。辦法是，從這些人中選出優秀的，轉為合同工，提高工資福利，包括宿舍也是分到人口密度小的房間。這個辦法有一定的激勵作用，讓大家看到甜頭，知道只要好好做就能如何如何。但是這種被提拔出來的優秀人很快就脫離了老鄉隊伍，即使還在曹營，可其帶隊作用則是弱化了，基本上很少能起到分化人心的作用。再說，給予升遷合同工的名額不可能源源不斷，這個好處看似有些遙遠。同時，隨著時間推移，區域跟區域間也開始產生矛盾。又開始雞飛狗跳了。
老板們都有些焦頭爛額，并且隨著合同法被勞動局的強力推行，外來務工人員的勞動意識逐步加強。他們集群而居更增添他們交流經驗，并抱團的機會。即使他們不再提出集體消失，可他們對權利的訴求一天比一天增加。而這種訴求，顯然是跟林清們的訴求是相矛盾的。怎么辦呢？互相過招頻繁。妥協是沒個底的，但是勞動力成本卻因為大環境，是無法提高的，權利訴求與勞動力成本之間的矛盾，是需要調和的。而調和就得過招，頻繁過招，卻容易在群體中激發某種情緒，這種情緒，作為管理者都有些害怕，怕哪天月黑風高被人黑一下。既不愿意妥協，又不能頻繁過招，只有另找出路。
當時林清公司的人事主管提出超先進的理念：以人為本。那可是八年前啊，那主管的提出比先進性和三個代表都還要早。林清將信將疑，因為他認為那些來自農村的外來務工人員最在意的還是收入，用某些行話來說，還停留在生存需要上，對于后面幾個階段的需求還不是最在意。但是既然有點子，還是試試唄，誰知道呢。于是什么夫妻房探親房節日加餐生日點歌等等的溫馨節目展開了，一幫辦公室和人事的小朋友們忙碌得風風火火，但是三個月后，林清認為有投入沒產出，基本上沒有緩解對峙的矛盾，工人們也沒有被小恩小惠打倒，談問題依然直奔本質，誰都沒將那層溫情脈脈的面紗當回事。這樣，那些溫馨節目漸漸取消了，只剩下探親房一項，而且還象征性收費。
善用農村習俗
林清很郁悶，于是請客讓其他老板們一起幫想主意。他有前提，那就是不肯再提高勞動成本。那么大家就給他陳列條件，a、不能加勞動成本；b、不能破壞目前區域分割而居已經形成的安定團結局面；c、不能造成人員大批流失現象發生。
分析b的時候，有人提出為什么按照老家區域劃分居住區對治安有益，找出原因之后能不能將這個原因擴大化，從單純有益治安，擴大到有益人員穩定有序。沒辦法啊，以人為本是正確的，但是這話不能停留在表面，而是得先考察我們面對的“人”，總結他們的個性共性，才能對癥下藥。大家討論到，為什么在農村本地時候本份善良，甚至有些懦弱的人們，到了城市有些能如此放肆，甚至暴力。能不能在工廠里小范圍地還原給他們一個當地農村的環境。深究問題的過程，就是一個剝洋蔥似的問為什么的過程。當時在座的大部分是從小在農村長大，目前老家還在農村、時時回去農村的人，雖然江南農村富裕，可是，也可以提供參照。當時有人看了一篇新加坡報紙上的文章，議論的是中國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后，為什么會造成社會治安的惡化。其中一條，復印出來傳真給大家，覺得很有啟發。說的是農村目前治安局面的維系，并不是全靠法治和政府約束，更多的是靠輿論。這一點破，老板們都有豁然開朗的感覺。于是他們看到聽到，農村人矛盾糾紛時候常說的話，“這事我不能做，會被人戳一輩子脊梁”，“那事見好就收吧，別讓人說難聽話”，等等。而不是“這事我不能做，有背我的原則。”，“那事見好就收，對方可憐。”往大里說，農村因為相對封閉，人口流動相對較小，他們的道德維系，是建立在悠悠眾口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自我約束之上。在那樣的環境里，人如果做一次錯事，幾乎可以被人念一輩子，這個代價是不小的，誰都會在做錯事前再三考慮。這就解答了b的問題，它是歪打正著地還原了一個農村環境給那些外來務工人員。
既然如此，c的問題也容易解決了，解決的辦法叫做分而治之。老板們繼續細分地域。將湖南的細分，將四川的細分，一直分到地級市那樣的小片。然后從中找出一個知根知底的工頭，以后將這幫子五十來個人全交給他管，包干。工廠支付包工頭收入，包工頭負責管理工人的出勤等細節，甚至包括集體回家和返城。但是限制包工頭手下人員在一個工廠里的數字，免得他一個人坐大，對抗老板。具體當然還有很多細節，都是慢慢一步一步地完善起來的。管住一個包工頭所需花的精力，相對要少的多，即使包工頭拉一幫人扯反旗，找那包工頭算賬也容易得多。而包工頭管下面的人也比老板們容易，都是一起長大低頭不見抬頭見的鄉親，什么都可以關上門解決，包括新來工人的培訓，他們早自己人帶自己人地解決了。包工頭位置坐穩之后，還可以向周圍工廠推銷他的人手，他也是漸漸做大。如果包工頭信譽好，老板們之間也會互相介紹。從目前來看，這一步算是比較成功的。
路在何方？
然而，《勞動合同法》經過一年的意見征詢，在今年6月29日人大常委會上通過，在明年的1月1日正式實施。《勞動合同法》第八十二條明文規定：“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超過一個月不滿一年未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應當向勞動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資。”第十四條：“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滿一年不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視為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已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如果嚴格遵守法律的要求，林清好不容易摸索到的目前比較成功的“地域自治”做法需要調整，用工模式需要徹底改變，要與所有的工人簽訂書面勞動合同，給他們上保險，辭退他們要付經濟補償金，而這樣做，用工成本將直線上升，有可能會直接導致企業經營困難。另外，在《勞動合同法》實施環境下，除了用工成本上升以外，還有企業用人的自由度、規章制度制訂的自由度等，都有所制約，而從大環境情況看，人民幣還將持續升值，出口的利潤越來越薄，林清的企業到底路在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