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勢點上的人們
1992年對于中國商業來說是個“轉勢點”。
這個從一個名叫康柏華的股民自殺開始的年份，起頭頗為凄涼。中國改革已經進行了14年，下一步往哪里走，要看整個氣候。在3年的徘徊之后，天邊已經出現了一絲光亮，所有人都明白，天總會亮起來的，但是在何時卻是一個問題。
1989年后的3年間，西方國家一直對中國實行著經濟上的高壓政策。它們都在冷眼旁觀著中國將會往何處去，而這個國家里剛剛得到一些財富的商業家們，也都在為下一步怎么走而頗費周折。宗慶后在杭州自己的工廠為生產規模如何擴大而犯愁，雖然他的產品供不應求，但要不要擴張卻要決定于政治氣候，如果國內緊張的政治氣氛再延續的話，杭州罐頭食品廠雖然已經要破產，但校辦企業娃哈哈是不可能把它一口吞下的；成都的劉家兄弟們因為有人告他們漏稅，害怕加生氣之下要把工廠送給政府，這還算好的，因為當地政府沒要他們的工廠；后來成為中國造車第一人的李書福這時候倒是真的把自己的工廠送給了政府，自己背上書包去上學了。
到了年中，聰明人已經從《深圳特區報》那篇《東方風來滿眼春》的報道里看出了味道，鄧公南巡的不尋常味道使他們看到了中國后來的發展趨勢。劉家兄弟中的老四劉永好興沖沖地拿著報紙讓他的二哥劉永行看，他們決定要讓他們的希望集團來一個大發展；而杭州的官員們當然也得到了消息，160人的娃哈哈兼并了罐頭廠，雖然罐頭廠的工人們一開始很不接受，但結果卻是一直閑來無事的他們后來一直忙個不停，收入也上升了；而那個被臺州人尊為商界領袖的李書福，在深圳也找到了一種叫鎂鋁曲板的裝飾材料，迅速地辦起了第二個工廠。鄧公再次打開了閘門，激情重新充滿了整個中國。
之所以說1992年是中國商業的轉勢點，是因為有意識的下海已經成為一種風潮。解決貧困已經不再是下海的唯一目的，追求改變自己平淡的人生成為1992年之后一大批知識分子下海的主要潮流。一名現在還在商海里闖蕩的大學教師說起他的下海原因說，1993年他去買豬肉，小販無意中透露，賣出一頭豬可以賺的錢是他一月的工資，而這使他毅然決然辭去了公職。“那樣的生活一眼就能看到頭，我不愿意再過下去了。”
這不僅僅是一個人的說法。另一個大學教師馬云的表達是：“當時只要有一個人對我說，馬云，我們一起去開個餛飩店吧，很賺錢的，我也就去了。”而背景是他在學校里已經快被提升成外辦主任了。
到商海發財去！聞到了鄧公南巡所帶來的氣味的中國精英層再一次紛紛跳下海去。
到這一年結束的時候，人們評說康柏華的自殺就有了明確的傾向——他太悲觀了。雖然他虧損的6500元人民幣在當時看起來數目不小，但他買的股票后來是大幅盈利的。他只要再堅持一下，情況就根本不同。
混亂的年代
很難有一個統一的形象來形容在中國商業海洋里游泳的人們。一種粗略的分法是把他們分為：無所不為的生意人、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商人和改變社會形態的企業家。
最初，賺錢是所有這些人的根本前提，一旦下了海，錢是必須的，對于他們來說，所有的社會資源都必須用錢來買。
正是因為如此，大大小小的企業主們幾乎都把自己的企業當成一個封閉的體系來經營，在這個體系里，他們把自己當成了國王。而這種心態，導致了大量的失敗案例。
在所有這些著名案件中，我們隱約可以看見的，是兩件東西：錢和權力。作為企業家，這些本來可能寂寂無名的普通人從人群中浮現出來，但他們所能用來維持自己的風光的，也就是錢和權力這兩件東西，因此他們需要源源不斷的錢和權力來維持自己的平衡。而當他們年邁，即將失去這些東西的時候，心理的不平衡使得他們走向了這樣的末路。整個90年代，這樣的故事不絕地上演。
但即便這樣，由于勞資雙方在談判地位上的絕對不平等，處于勞方的人們還是不斷地試圖向資方轉化，所有的下海者都懷揣夢想：改變人生、改善生活、甚至影響世界。
這里有最好的人，也有最壞的人。但無疑，他們都是最有勇氣的人，也都是最勤奮的人。他們主觀上為生存而戰的結果，客觀上造成了中國商品世界的極大豐富。
1978年開始的中國改革之初，因為中國經濟處于短缺狀態，人們只要下海，憑著勇氣就能發財。而從1992年開始，中國的市場就開始處于平衡狀態。不過老板們的盈利空間還相當大，來自農村的勞動力亟待轉化，在他們進入工業崗位之時，市場還是提供了三贏的空間：民工們的收入有大幅上升、企業從規模的擴大中得到規模效益，而商品價格可以由企業的大型化而得到進一步下降的空間。
新興的中國大型企業不由自主地選擇了價格戰來取得更大的市場空間。整個90年代，在幾乎所有的商品市場上，中國企業都采用了低價來沖擊市場，先拿到市場份額再說。在本土的家電市場，彩電論斤賣，一臺彩電只賺50塊錢；在飲料市場，紛至沓來的中國本土品牌倒下一個又上來一個，以比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低5毛甚至1塊的價錢爭奪市場；在洗理市場、在保健品市場、在汽車摩托車市場，這種競爭，甚至殺到帶有第四種權力的桂冠的媒體身上，報紙的價格一時間甚至低于它被當成廢紙賣的價格。價格戰到此時，已經近似瘋狂。
后來回顧，事實上這是一個必經的路程。對于中國商業的參與者來說，沒有別的出路，技術和規則都早已確定。唯一的道路只有品牌——中國企業只有獲得了品牌優勢，才有可能在本無希望的市場上殺出一條血路。而品牌的關鍵是認知，只有讓消費者通過產品的優劣體驗到企業的強弱，好評才有可能得到。怎樣讓他們體驗到產品？只有低價。這是一個強者更強而弱者恒弱的過程，也是一個商業從興起走向秩序的前夜。
混戰中最容易出現英雄，無論是TCL的李東生、愛多的胡志標，還是聯想的柳傳志、中興的侯為貴、華為的任正非還是長虹的倪潤峰，這些在人們心中的商業英雄，幾乎都是這一時代的產物。消費者們對這些名字和面孔熟悉無比，是因為他們一次次地曝光在各種場合，而消費者也從他們發動的一次次價格戰中獲得了大幅度的實惠。此時的商業英雄，真正成為老百姓的英雄，因為他們實實在在地為公眾帶來了利益。
同樣無可否認，他們是一時的風云人物，而且他們通過價格戰，他們和他們的企業獲得了鋼鐵一般的神經和戰斗力。但他們是真正的贏家嗎？
未必。
1997年
在這15年中，1997年是中國的一個節點。這一年，中國失去了近代以來的一個偉人：鄧小平。
來的是金融風暴。中國人在享受了10年的高速成長之后，在1997年碰到了第一次緊縮。而對中國新生的市場經濟來說，這場由東南亞金融風暴所帶來的經濟波動，也正是對中國經濟的一次洗禮。
這是個黑暗的年代，15年來帶動中國發展的一個發動機——外貿幾乎完全陷入了空轉，因此而帶來的資金緊張使得中國企業開始了批量的被淘汰，中國商人和企業家們第一次嘗到了真正被淘汰的苦果。而為了平衡增速，政府不得不把最后的三張牌——教育、醫療和住房投入了市場，以民眾福利的形態改變來強行加速中國經濟。
雖然給日后帶來相當大的隱患，但這三張牌止住了中國的經濟失速。當年的中國經濟增長危險地保在了8%這個平衡速度之上，而且中國政府獲得了“負責任的大國”這樣一個正面形象。當然，民眾將為這個形象付出巨大的代價，因為帶有公共福利性質的這三個領域一經市場化就無可挽回，節節放大之后，他們很快陷入了買不起房、看不起病和孩子上不起學的困境之中。民眾與企業，開始在這個節點上實現了利益互換——民眾的利益開始回流到企業——幾乎所有著名的企業都開始進入
房地產行業，分到了一杯羹。
應該說，1997年前中國的傳統行業，已經開始從混亂走向秩序。每一個開放的行業，都已經有企業占領了高地，其中民營企業占到了很大一部分，他們表現出來的活力和效率使他們在低資金門檻和高勞動密集的行業中很快占有優勢；而跨國公司則占有了高資本門檻和高技術密度的平臺；國有企業在這兩股力量的夾擊之下步步后退，在政府的資金補貼和準入門檻后面勉強保持著地位。
當然，也有例外。在一些企業強人的領導下，一些國企和集體企業采用了混合所有制的形式來保持自己的競爭力。像海爾，雖然張瑞敏的年收入保持在可笑的7萬元左右的水平上，但以職位、個人能力和變通的薪酬體系變化，保持住了整個企業中人的競爭能力和向上的精神，從而使企業在行業中站穩了腳。
1997年，另一束光亮開始悄悄地照耀著中國。那就是互聯網，基于已經發展了10年的IT技術。中國互聯網行業開始了艱難的起步，這些誕生于黑暗之中的嬰兒，需要自己去摸索未來之路。但這是一個中國企業與全球可以同步探索未知的行業，更為重要的是，中國作為一個后發國家，在這個行業起步之時，其落后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優勢——比如說，它可以直接鋪設光纖網，而不需要把發達國家已經全部鋪設完畢的銅纜網挖出來再鋪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