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戰略決策，隨著時間的推移才能品其真味。
重慶在成為直轄市十周年之際再次獲得一個新“身份”。日前，經國家發改委報請國務院同意，重慶正式成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此前，繼北京被確定為全國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地區之后，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相繼被國務院批準成為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至此，新一輪改革的戰略布局逐漸明朗。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形成了以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等為龍頭的改革開放格局。在新世紀新階段，四大直轄市領跑中國改革的格局開始形成。
四直轄市集體走上改革前臺
重慶肩負的新使命是：為統籌城鄉發展探路，“盡快形成統籌城鄉發展的體制機制”，“為推動全國深化改革、實現科學發展與和諧發展發揮示范和帶動作用。”
此前，其他三個直轄市都被國家賦予了在不同領域的改革探索使命，演繹改革“探路者”角色。
2003年6月，中央做出戰略決策，首次啟動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北京被確定為全國文化體制改革綜合性試點地區之一，目的是在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推動文化走向國際市場等方面，進行先行探索，在全國發揮良好的示范作用。
兩年后，上海浦東新區在其成立15周年之際再次領命。
2006年3月，中央將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納入國家發展戰略布局，天津成為帶動中國區域發展新的經濟增長極；一個多月后，國務院常務會議批準濱海新區成為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并明確指出，金融領域的重大改革，“原則上可安排在天津濱海新區先行先試”。
改革“劍指”五大全局性發展癥結
選擇具有戰略意義的四直轄市進行改革試點，并非偶然。四直轄市的改革側重不同，但恰恰正對應著當前中國發展中面臨的全局性癥結，在這些癥結方面，四直轄市具備領跑改革的全局性優勢。
當前中國發展面臨的全局性癥結主要表現在：
一是市場經濟體制完善問題。中國已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但在中國加入WTO的背景下，我們審視這個“框架”時不難發現，這仍然是發育程度較低、不健全、不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土地、金融資本市場、勞動和技術市場等要素市場深層體制問題還未得到根本性的解決，這些市場體制的完善將決定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成敗。
在進入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能承接形成與經濟全球化趨勢相適應的經濟運行規則體系這個任務的，正是上海。浦東開發開放15年，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象征”，積累了豐富的開放經驗，人才、資金、技術及管理具備了相當的基礎，要素市場齊全，區位優勢明顯，在國際經濟大循環中處于重要節點位置，極易發揮面向國際制度創新的“轉換器”功能。
二是金融問題。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但目前我國金融服務體系不健全，金融市場發展不夠充分，金融作為基礎產業的傳導作用不足，作為先導產業的引領作用不足。天津是北方經濟中心，具有金融創新的先天條件。
三是區域不平衡問題。從全國來講，中國經濟布局正呈現出“南高北低”“東快西慢”的格局，“三北”地區的加速起飛，政府不可能平推發展，而必須尋找一個見效快、輻射能力強的帶動點，首選之地非天津莫屬。濱海新區是“東中西”板塊與“南中北”板塊在環渤海地區的連結點，可接東部，可接東北老工業基地，可以輻射西部，具有聯系中國東西南北各方的樞紐功能，是理想的區域經濟發展新的戰略啟動點。
四是城鄉發展問題。城鄉二元結構日益強化，農村發展越來越落后于城市。城市發展得再好，如果農村跟不上來，和諧社會還是無從談起。重慶是典型的“大城市帶大農村”的城鄉二元結構，3100多萬人口中農村居民占80%以上，城鄉居民收入比為4：1；同時具有中國很多地區尤其是中西部省區相似的基本特點，還具有中等省的構架和欠發達省的特征，是中國基本國情的一個縮影。擇其進行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有利于探索省級構架下的城鄉統籌之路。
五是軟實力問題。文化是國家的“軟實力”。在當今世界，文化與經濟、政治相互交融，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戰略性地位越來越突出，而我國原有的文化體制大多脫胎于計劃經濟時期，急需變革。北京是全國政治文化中心，發展文化產業得天獨厚，開展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具有先天的示范和導向作用。
弈到中局的戰略之舉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改革正步入弈棋的中局階段，選擇四直轄市進行改革試點，正是中局階段的戰略之舉。
中局階段改革所處的環境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全球因素對中國發展的影響更加直接和深刻，改革也呈現明顯的轉折性特征：一是由開局階段分散的單項改革、重點主攻經濟體制改革，轉向涉及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等各個領域的全方位綜合配套改革。二是由開局階段以經濟體制“破舊”為主要任務，進入到“立新”階段，主要任務是制度創新和完善。這個階段的每個單項改革都“牽一發而動全身”，既繞不過去，又充滿風險。
選擇四直轄市進行改革試點，既顯示出中央堅定推進改革的決心和信心，又體現出中央改革部署的科學性。
中國雖然進入了全面改革開放時代，但限于發展不均衡的國情，關鍵領域的改革仍需要在局部地區先行先試，以減少改革成本，降低風險。直轄市基礎比較好，管理層次少，而且輻射范圍廣，正符合這一條件。
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優惠政策在推進改革中的效應大大降低。與過去經濟特區“讓利”不同的是，中央淡化了優惠政策的試點，而以“試驗”的名義賦予地方在制度創新的探索方面先行先試的優先權、更大的自主探索主動權。在行政規劃體制中，直轄市與其他城市相比，本身就擁有更多的自主權，這有利于改革探索的自主性。
四直轄市進行改革試點的意義可以與改革開放初期設立經濟特區相比。四直轄市應從國家戰略角度看待自身的改革“探路者”角色，應認識到，這絕不僅僅是為本地區的發展尋找更好的途徑和模式，而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深化改革的戰略謀劃，最終目的是把解決本地實際問題與攻克面上共性難題結合起來，為推動全國性的改革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