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來源： 2011年04月30日17:51 瞭望
在專家眼中，為與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中國政府正逐漸從管制型政府變為服務型政府，而行政管理也正向著公共行政及公共管理的方向快速變遷。
與之前的管制型政府相比較，服務型政府最大的區別，在于履行社會管理的職能時，有著與傳統的權力行政不同的模式和特點。
目前的社會管理，雖然還突出了政府主導的行為特點，但現實中，政府以外的管理主體正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社會治理越來越體現為自治性、互動性、回應性、多元性、靈活性等特點。尤其是中介組織這種公共管理主體，在社會管理過程中開始具有了獨特地位和作用。
所謂中介組織，是指按照一定的法律、法規、規章或受政府的委托成立，在經濟社會活動中發揮服務、溝通、鑒定、公證等功能，實施社會性、技術性、執行性、服務性行為的機構或社會組織。
這種中介組織，不僅僅是指市場中介機構，而是指所有介于政府、企業、個人之間，并起著為社會管理提供服務、溝通、監督作用的社會組織。
中介組織的這些性質和特征，使其在中國社會公共事務管理主體多元化的進程中，不但力量和作用越來越凸顯，而且在為服務社會、促進經濟健康有序發展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但也應當看到，由于中國的中介組織起步晚，還受傳統體制和社會環境的制約，其發展還明顯落后于經濟社會生活的需要。這顯然與當前政府職能處于轉變過程中的形勢不相配套，存在的一系列問題還亟待解決，比如各種法律法規及規范制度還不夠完善，監管機制也不盡健全，從業人員的素質參差不齊，中介組織服務領域的違法犯罪問題日益突出，等等。
近年來，一些中介組織為了獲取利益，不斷違背職業道德，并參與到腐敗當中，而且領域和方式多種多樣。在重大基建項目審批、行政許可備案、專項資金配置、信貸、官員考核升遷等，以及醫療領域、政府采購、工程建設、地價評估、產權交易、資源開發經銷等領域，均晃動著中介組織的身影。
如何讓中介組織嚴格遵守法律、法規和政策，并嚴格遵守“獨立、客觀、公正、誠信”的職業準則規范運作，還需要制定更為明確細致、更具可操作性的行規行約，只有這樣才能保障從業人員恪守職業道德，保證市場中介組織的經營、服務更規范更有質量。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加強社會建設和管理，推進社會管理體制創新”以來，從中央到地方，在這方面都有深刻的認識，在實踐方面也取得了不少進展。
在這種背景下，政府除了規范自身權力運作外，有效整合社會管理資源，培育中介組織積極參與社會管理已成必然。而讓中介組織規范、有序地健康發展，更是成為了創新社會管理中的一個關鍵環節。□(文/李松)
《瞭望》文章：調查說明
調查機構：北京美蘭德信息公司
調查時間：2011年4月1日至12日
有效樣本量：3206
調查范圍：北京、天津、石家莊、沈陽、大連、上海、南京、杭州、武漢、廣州、深圳、重慶、成都、昆明、西安、蘭州城市市區
抽樣誤差：95%置信度下抽樣誤差±1.7%
樣本構成：男性55.5%，女性44.5%；20～29歲23.7%，30～39歲24.6%，40～49歲20.5%，50～59歲18.0%，60歲及以上13.2%；初中以下5.5%，初中16.0%，高中/中專29.6%，大專25.5%，本科21.0%，碩士及以上2.4%
中介組織信任危機
在當前中國反腐斗爭嚴峻的形勢下，對中介組織進行更加嚴格的監管，已成為一項不可回避的緊迫任務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李松
近年來，隨著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作為市場社會的一種自主協調機制，中介組織承擔著越來越多由政府部門下移的服務、公證、溝通、監督等社會職能，在現代社會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中介組織迅速發展的同時，其中參與和引發的行賄、洗錢、合謀侵吞國有資產等案件也呈劇增趨勢，嚴重損害了中介組織的社會公信力。
為了解當前中介組織的公信力狀況，《瞭望》新聞周刊聯合國內專業民意研究機構——北京美蘭德信息公司，于4月1日至12日，采用系統抽樣方法對3206名年齡在20歲以上的居民進行了計算機輔助電話訪問。
本次調查覆蓋東北、華北、華東、西北、西南和中南六大區域，包括北京、天津、石家莊、沈陽、大連、上海、南京、杭州、武漢、廣州、深圳、重慶、成都、昆明、西安、蘭州等16個大中型城市市區。
本次調查結果顯示，公眾對中介組織信任度的總體評價較低，處于“不太信任”狀態。過半數公眾認為，近年來中介組織腐敗現象嚴重，主要根源在于中介組織行業門檻低、審批準入把關不嚴以及監管不力等等。
多種跡象表明，中介組織已進入高層反腐視線。2月5日，新華社發布消息說，國家預防腐敗局日前印發2011年工作要點，明確提出將深入開展社會領域防治腐敗工作，整治行業協會、市場中介組織違規違法問題。
此前的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賀國強在十七屆中央紀委第六次全體會議的工作報告中說，要整治行業協會、市場中介組織違規違法問題，研究制定社會領域防治腐敗工作指導意見，努力形成各方面積極參與、共同推進反腐倡廉建設的社會氛圍。
淪為新的社會腐敗主體
“我在北京的主要任務，就是為了跑各個部委項目或者審批的事情。”南方某省一位市級駐京辦主任告訴本刊記者。
“目前有些中介組織，就專門幫地方來的人跑項目。比如一筆100萬的撥款，對方幫你跑下來，就按一定比例提成。”據這位駐京辦主任私下透露，“這些中介組織的負責人，有些就曾在部委工作。”
這位駐京辦主任還說，自己曾經也讓中介組織幫助弄到了兩個項目，發現有些相關部門和中介組織之間有“合謀”跡象。
而事實上，這僅是部分中介組織腐敗的一個縮影。近年來，在中介組織迅速發展的同時，其中參與和引發尋租腐敗的案件也呈劇增趨勢。尤其在一些重大腐敗案件中，中介組織甚至直接參與違法犯罪行為。
不久前，在廣東省廣州市海珠區檢察院查獲的一起重大資產處置行賄案件中，14名行賄人中有多達10人屬于中介從業人員，而且所屬中介行業的專業性特別強，其中拍賣機構從業人員5件5人，評估機構從業人員2件2人，律師從業人員3件3人。
2009年2月27日，重慶市規劃局原局長蔣勇被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緩。經法院認定，蔣勇通過情人唐薇開的中介公司，共同收受數家房地產開發商給予的人民幣共計1615萬余元，另外蔣勇單獨受賄181萬多元。
2006年，廈門市五緣灣景區拆遷改造工程完成后，審計部門審計拆遷資金使用情況時，發現項目存在高套標準、多支付補償款問題。調查人員發現，項目中一條排污溝被廈門至業評估有限公司評估達1300萬元。而經公安部門委托另一家評估組織重新評估僅為286萬元。
從以往案例分析，中介組織參與的腐敗行為，除涉及行賄、洗錢、參與侵吞國有資產、損害股東和欺詐消費者之外，有些還干著唯利是圖的造假勾當，范圍涉及重大工程投資建設、土地轉讓評估、貸款抵押資產評估、國有企業改制、政府采購、公司上市及年度財務審計等諸多領域。
“有些中介組織為法官辦人情案、關系案提供虛假鑒證，進行技術協助。”北京一家評估機構的工作人員向本刊記者透露，“一些評估、鑒定、拍賣機構，還與律師、法官內外勾結，在打官司中大肆弄虛作假。”
2009年中國社科院公布的《社會中介組織的腐敗狀況與治理對策研究》報告稱，在中國商業賄賂、政府官員的尋租腐敗等日益嚴重的賄賂腐敗鏈條中，中介組織的影子越來越多，社會中介組織參與和引發尋租腐敗的狀況有愈演愈烈的趨勢。
本次調查數據也顯示，五成以上受訪者認為，近年來中介組織腐敗現象嚴重。其中，認為“非常嚴重”的占18.0%，認為“比較嚴重”的占33.9%，還有35.3%的受訪者表示“說不好”。
本次調查中，當問及“目前中介組織存在哪些突出問題？”時，有39.5%的受訪者認為“提供服務結果與承諾不符”，38.5%的人認為存在“權錢交易”，超過36%的人認為“出具假證明”和“違規違法經營”，還有32.3%的人認為存在“暗箱操作”，以及存在“虛假驗資、審計”、“評估資產不實”等問題。
“中介組織的腐敗行為，不但腐蝕了大量政府官員，而且他們出具的虛假證明文件，還影響政府的決策水平和決策質量，甚至導致政府部門決策失誤，直接引發國有資產流失、安全生產隱患、豆腐渣工程等問題的發生。”南開大學齊善鴻教授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指出。
同樣，當前一些中介組織的違法違規行為，也給公眾帶來一系列的麻煩和傷害。譬如，不久前，楊先生想換一套大房子，就找到一家房產中介登記賣房并協商賣價180萬元。楊先生與房產中介簽訂委托賣房包銷協議后，把房產證交給房產中介，中介先預支50%的房屋訂金，剩余房款待兩個月房子賣出后再另行支付。
兩個月后，房產中介告訴楊先生，說那套房屋已賣掉，可來取余款。到了房產中介，工作人員說可代其辦理過戶等相關手續，楊先生便與他們再簽訂了一份《全權委托公證》協議，并取走了90萬元剩余款。后來楊先生不經意從其他渠道得知，自己那套房最后成交價高達210萬元。
“對于被中介組織欺詐的投訴，消費者協會能起到協調、溝通，或協助消費者向相關部門反映情況，為消費者維權的作用。”北京市消費者協會相關負責人告訴本刊記者，“近年來，這種投訴主要集中于房地產中介、留學中介、婚姻介紹所、職業介紹所等民生領域。”
本次調查結果顯示，15個被測評行業幾乎均被投訴過。其中，公眾對房地產中介的投訴率最高，為13.8%，明顯高于其他中介組織。在調查中有5.7%的被訪者有被中介組織欺騙的經歷，給工作和生活帶來煩惱。其中，39.7%的被騙人不得不“到相關部門投訴、協商處理”，29.3%的人不得不打官司“訴諸法律”，更有13.3%的人“自認倒霉，今后注意小心防范”。
